与“刁民”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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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征地拆迁款合理补偿了，如果你法官的法槌敲得公正清明了，如果你把群众的事像自己的事一样上心了，人家干嘛上访？
在国家卫生与计生委圈定的20个重大疾病中，尿毒症算一个。患者如果没有肾源，或者拿不出几十万元的移植费，那就只能保守治疗，每周进行两三次血液透析，一年的费用在8万元左右。为了活命，为了减轻医疗负担，他们想到了上访。自2007年以来，我以合作医疗管理局负责人身份，处置类似上访多次。
“上访”原本属中性词，要是无冤无屈，无病无灾，谁会走这条路？但现在“上访”绝对跨进了贬义的队列，甚至是刁民的代名词。
肾衰患者经常来单位报销，不少人我都认得。几个换肾的，每年要几万元抗排异药费，两个是村里干部，医疗效果很好，与常人并无区别；一个是个体户，五十多岁，换肾时把集镇上的房子卖了，后来他没来报销，才知道他移植的肾坏死了，人财两空。更多的患者只能选择透析，有的在城里开摩的，有的做小生意，有的打短工，生命中太多的不舍，编织出一条无形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随时可能倒下的灰色身躯。那些自己不能挣钱的，即使沾亲带故都要受累。一位妻子，带着两个读完小学的女儿打工，三个人起早贪黑，赚的钱才基本上扯平丈夫的透析费；一位老父亲，六十多岁了，为给儿子透析每周卖两次血；还有一个高个子瘦女人，患病后被丈夫抛弃了，每月从广东赶回来报销一次，画眉，抹粉，有人说她在外面，我听后，颤抖了一下。
经常来我办公室的是一位患者家属老汪。老汪原来是药贩子，后来承包了大湖水面，养鱼养虾养蟹，收入不错，他妻子一直做透析治疗，效果很好。他俨然是肾衰患者们的代言人，发生在2007年夏天的第一次上访，就是他组织的。我每次都把他的那些合理且有操作性的建议记下来，年底代政府起草新农合补偿方案时，尽量为他们争取点政策。譬如我们专门向省里请示，将不在报销目录内的透析药品促红细胞素和透析材料纳入报销范围，提高报销实际补偿比；譬如将肾衰门诊透析患者的补偿比例上浮10个百分点；譬如要求医院对肾衰患者让利，按病种付费先行试点肾衰透析等等。我们顶着各种压力，一次次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为肾衰患者开口子，内心不无忧虑，因为我县的特殊政策可能是周边地区不稳定的导火索。
平心而论，我对肾衰者从骨子里厚爱一分，有时甚至怀疑这种厚此薄彼算不算，毕竟新农合是所有农民的医保，基金是所有患者的救命钱。再说，重大疾病在肾衰之外还有很多，譬如恶性肿瘤、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重性精神病等等，在筹资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这里慈悲一点，那里博爱一点，失去了起码的理性，背离了保险的规律，预算好的基金就不够用，这种后果非常严重。管理者付出政治代价事小，新农合制度受挫事大，制度一旦失败，最后吃苦头的还是老百姓。但不堪费用压力的肾衰患者并不理会这些，并在2009年下半年再度上访，我也再次被紧急召集。三个患者代表在分管副县长的办公室，情绪失控，暴跳如雷，问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管不管他们的死活？
在病魔面前，人的意志力非常脆弱，尊严也很容易缴械投降，经常有患者或家属控制不了情绪。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写东西，突然扑通一声，一个女人跪在了办公桌前。我慌忙上前扶起，她哽咽着说，没机子了，只有等死了。在女人断断续续的哽咽声中，得知她一直在安庆市做透析治疗，每次透析费用比县内高出许多不说，还要多掏车费生活费，而县内两家具备血液透析功能的县级医院，透析机全部满负荷运转，新增患者无缝可插。
这些年，肾衰透析室人满为患，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新农合报销了大头，透析治疗门槛变低，患者存续时间大大延长，如2007年全县只有透析患者30余人，现在达到了130多人；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和生活方式导致了发病率节节攀高，大概达到了万分之二点六；还有医院对控费管理“冷对抗”，认为肾衰透析限价太低，找出各种理由不添置透析机，甚至机子坏了也不维修，故意弱化血液透析科室收治能力。而我们的思维是，你医院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地捞钞票，对肾衰患者让点利积点德，不过九牛一毛。但看病贵问题解决了，却又出现了看病难。权衡之后，我们自己给自己扇了一记耳光，恢复价格。唉，干点事真不容易。
民间有句俗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些年，同我们工作有关的上访均是尿毒症患者，事实上，上访也为他们争取了更多的政策，与周边乃至在全国有宣传影响的那些先进地区比，我县对肾衰患者的政策倾斜力度都是最大的，主要体现在实际报销比例更高，执行优待政策更早。譬如，国家在2011年7月提出对肾衰等12种重大疾病提高救助力度，要求新农合支付比例不低于70%，而我县早在2010年初就达到了85%，与职工医保基本持平，而新农合当时的筹资水平只有150元，仅为职工医保平均筹资水平的十二分之一。但任何医疗保障水平都是有限的，即使是橡皮筋，拉到了极限也会断裂。
最近的一次集体访是前年两会期间，20多名尿毒症透析患者聚集在县局，声言不把补偿比例提高到95%，就要冲击“两会”会场，最后承诺5天后约访，才算控制了事态。约访这天是腊月二十五，根据内部磋商意见，无论从基金安全还是从上级管理要求考虑，这次既要顶住压力，又要息诉息访，确保年关稳定。我当然知道约访的艰巨性，有空就为约访做准备，几天下来，眼球布满了血丝。
县局会议室坐着13位代表，他们要的是结果，不听解释，一度有人恶语伤人。对这些语言暴力，我装聋作哑，坚定不移地按预定方案行事。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分别将邻近的湖北、江西，本省的市县及与我们宿松同时列为省直管之县的新农合肾衰政策进行比较，用详实的证据说明，在筹资水平相同的情况下，我县的肾衰报销政策处于全国领跑位置，每人每年报销额在6-7万元。同时将医保的保障规律及国家的民生政策走向与他们作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并与民政部门协调，争取更多的医疗救助。会场气氛逐渐缓和，来自深山北浴乡的汪姓代表率先表示理解，牵头的孙捍东老病号情绪逐渐平复，我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现在，偶尔还有患者来我办公室上访，甚至不乏暴力威胁，说不调政策就拿汽油来同归于尽。大风大浪见多了，我并不害怕，因为他们都是新农合的最大受益者，一年几千元的个人负担还不至于要走极端。我请他们坐下，倒一杯水，敬一支烟，微笑着听他们倾诉，能解决的力所能及，不能解决的解释到位，路远的再自掏腰包给点路费，“刁民”们大多能跟我握手言和。
上访看似不和谐，实际上是疏导情绪、促进和谐的一条路径。如果你把农民工的工资及时足额兑现了，如果你不因疏忽把一个本无大碍的患者治死了，如果你把征地拆迁款合理补偿了，如果你法官的法槌敲得公正清明了，如果你把群众的事像自己的事一样上心了，人家干嘛上访？所以，有待检讨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度，我们的态度，没必要给访民贴上刁民的标签，更没必要“鉴定”出什么精神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