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的神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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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格化”是将人赋予神的品格与特征，“样板戏”中“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不只是“”的产物、政治的操纵，而是被神格化的结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即渗透在深厚的敬天畏道、个人意识淡薄中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宗教精神。神格化的英雄形象创作，在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时代，在“样板戏”中得到了淋漓展现。
[关键词]样板戏 英雄形象 神格化 传统文化
“”是一个让人不愿轻易提起却又不能轻易忘记的特殊词语．产生于那个时期的“样板戏”因其时代的政治烙印曾长期被学者有意忽视。然而，“样板戏”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戏剧艺术作为主流艺术和权威艺术，”作为“”十年的“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除了政治的因素。其中蕴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究。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曾论及“”文艺作品中“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是被神格化的结果。
“神格化”是将人赋予神的品格与特征，是神学研究中的专门术语。英国学者约翰・麦奎利指出教父作家们把教徒通过修行达到完美朝向上帝“与基督一致”“与存在一致”称为神格化。“神格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内涵。蛰伏至“”“样板戏”中得以淋漓展现。
“赫尔曼・劳希宁写道，纳粹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它决心要创造一代超人’。”而“样板戏”中杨子荣、李玉和、柯湘、江水英等颇具神格化色彩的“红色超人”形象，也可以引起许多传统文化内涵方面的思考。
一、敬天畏道
传统的中国几乎没有个人站立的时间、地点和机会。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一开始就纠结于“天”的观念。于“天――人”关系中定位“人”并主张。天主人从”，是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人”的观念的出发点乃至指归。”中国的“天”的概念与西方的“上帝”概念类似，其实，“上帝”不只是一个人、一个神，而是一个概念，一种敬畏之心。西方有“上帝”，中国有“天”。西方有“圣徒”，中国有“圣人”。西方有圣・奥古斯丁对上帝的忏悔和对人存在意义的追问，中国有屈原“人穷则返本”的《离骚》和对宇宙世界探求的《天问》。人的心灵是单薄和孤独、脆弱和无助的。需要诉说。诉说的对象不能为常人的指向，而通常是高于人的一种心灵依托。这个概念都是对现世世界中人的一种更高级的规定性，人需要这种规定性。“举头三尺有神灵”，人不能肆意妄为必须有所畏惧。“天啊!你不分好歹何为天?地啊!你错堪贤愚枉为地。”(《窦娥冤》)当善良遭遇欺压不公，当正义遭遇蔑视践踏，人诘问上天的无奈愤慨实质是心灵敬畏上天、依托上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何世明在其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对谈的系列著作中指出，中国文化的真正根源既非政治层面的‘忠君’、亦非伦理层面的‘孝亲’，而乃宗教层面的对‘主宰之天’的信仰。”
这个“天”蕴含三方面的涵义，一指自然之天。亦即天空的天、天地的天：二指超自然、有意志的天。即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主宰万物的上帝，亦即天命的天、主宰的天：三指义理之天。即作为自然法则或道德法则根源的天，亦即天道的天、天理的天。而在儒家占主导思想以后。这种敬畏之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圣人之道”。强调人的至善需要有超人的外在力量的约束。“人类生存的软弱境况是，人常常不去遵行他们所知道的属于真理的道德原则。他们需要某种其他的动力和能力去把善而正确的事情做出来。”在西方表现为“上帝”，在中国表现为“圣人之道”。在“”中表现为的教导。当面临犯错的危险时。想起《圣经》、圣人之言和《语录》来学习告诫自己从而避免错误。而基督教中所谓的“自然道德律”即“良善的创造者把他的意志、生活和爱的律法置入了每个理性生灵的理性良心之中(synderesis)”而儒家的“性善说”也“把道德实践和准则看作本性的自然流露”。二者都认为人内心有预先置入的善的因子。并且双方也都更强调后天道德的约束，如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由此可见，在从孔子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传统中，‘知天命’也和‘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因而儒家的尘世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是以超越于尘世的天命为基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宗教精神为支撑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而儒家的这种张庆熊教授所说的“宗教精神”使人有一种“克己修身”的自觉欲望，从而向神圣靠近。这种宗教精神体现在“”艺术中。发展到极端。“恶主要是由苛政造成的，去除恶要靠人为的努力，但这种人为的努力以‘知有命而信之’的神圣使命感为支撑。”“”主流艺术中的“红色超人”也是在这种类似的强烈的神圣使命感的支撑下才可以超越性地行动的。他们可以超越个人、家庭、爱情：超越不利地自然条件、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重创，如《杜鹃山》中柯湘超越自然的恶劣、飞跃峭壁悬崖去救贸然下山被捕的雷刚，《红灯记》中李玉和超越身体被严刑拷打的痛苦和敌人凛然斗争，《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超越心理压力在身份被栾平揭穿的情况下机智地泰然自若地与土匪周旋最终借刀杀人顺利赢得座山雕的信任。只不过这种神圣使命感不是基于对“天命”的信仰，而是对于神格化的人命的信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人需要超越性的外在力量的指引、监督使自己得以神圣化，需要与“天”合一，与“神”靠近。神格化的“红色超人”形象不只是“”的产物、政治的操纵，究其根源，是人们内心神圣化渴望的再现，也是几千年儒家文化宗教精神的文化“密码”的再次具体极端展现。
二、个人意识淡薄
在这种敬天畏道的传统历史文化背景下，个人一直匍匐在圣人之言、礼法、等级制度之下，成为了道德的载体。就连新儒家的著名人物梁漱溟也承认：“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这也是“”主流艺术“样板戏”中人神格化后的个人的特性被抹杀的极端化体现的原因之一，服从“天”。没有自我，不想站立，无论是身体还是思想，只想服从“天”或“神格化人”的意志，只想要一个声音的指导。
“五四”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个人意识有所觉醒。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众多文化精英也都提出过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然而这种表面看似势不可挡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张扬也被“救亡图存”的革命大潮洪流淹没。“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呼吁：“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贡献到革命党内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战争记忆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