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实施绩效评价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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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实施绩效评价时似乎都是迫于外界压力，而非心甘情愿。在这样的情形下，绩效评价只会事倍功半，其对院校教育质量的改进和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改进功效也将大打折扣，甚至会产生一种负面效应。本研究拟从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视角，围绕高等教育中高深知识的生产探究和应用传播这一内在属性，去分析高等院校实施绩效评价的内生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高等院校；高深知识；知识管理；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1―0074―06
一、引言
绩效评价缘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工商业界针对质量管理提出的具体方案。随后因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质量的质疑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使得以高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存在逻辑的高等教育机构逐渐采纳了绩效评价这样一种质量管理方案。通过全球化对高等教育质量关照的话语渗透，基于绩效评价来管窥高等教育质量迅速超越了国家界限，体现出一种政策借鉴学习和实践模仿学习的形态。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扩招以来，质量问题逐渐浮现并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绩效评价的话语也逐渐成为主流。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针对高等教育明确提出，“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方面要“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在教师队伍建设中要“落实教师绩效工资”；在经费管理方面要“建立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制度，加强重大项目经费使用考评”。可以说，绩效评价已经被纳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议程。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实施绩效评价时似乎都是迫于外界压力，而非心甘情愿。在这样的情形下，绩效评价只会是事倍功半，其对院校教育质量的改进和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改进功效也将大打折扣，甚至会产生一种负面效应。那么，如何才能让绩效评价对于院校教育质量，甚至于整个高等教育质量事半功倍呢？本研究拟从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以及围绕高深知识应用传播所进行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视角去分析高等院校实施绩效评价的内生性和可行性。
二、知识管理绩效评价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是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界创造的一个新概念，并发起了一场风靡全球的知识管理运动。学界对“知识管理”内涵和本质的讨论就像对“知识”的讨论一样，并没有一个定论。从知识管理这个词汇的产生到现在，其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5年）的主要内容涉及对知识管理概念的界定，探究其潜在和实际的益处（见表1）。
第二个阶段（1996-2001年）的主要内容涉及如何将知识管理操作化。许多组织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思考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可能的实施方案的。在这一阶段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过程管理的视角去分析“知识管理与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知识管理的组织、实施框架、实施过程、技术改进、实施效果等”内容。表2所示为从组织发展的视角对知识管理的综合理解。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的主要内容涉及在具体的组织领域中如何设计知识管理项目，知识管理的标准、调查、绩效评价等的应用情况。图1所示为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设计和实施模型。模型中“关键性的策略”主要是指界定知识和使用知识的过程，明晰知识的源泉、形式和使用者，知识存储的技术基础设施等；“关键性的管理因素”是指通过领导力、资源的分配和管理等分析对知识管理的支持情况，以及通过对资源的协调、支配，并使用评估知识管理体系成功与否的指标等对知识管理体系的监控；“关键性的资源因素”是描述资金资源和为构建知识管理体系所需的知识资源；“关键性的环境因素”是描述促使组织去开发利用潜在的和已有的知识以保持其竞争力的外部力量。将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应用到高等教育情境中也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
三、高等院校中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
（一）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的特征
因汇集了一流的科研从业人员和一批青年学子，再加上丰富的图书、信息、科研和教学资源，高等院校成为了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的重要基地和主体。在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阶段，高等教育机构中高深知识的生产探究和应用传播体现出吉本斯描述的模式1的特征，是一种契约式学科生产和传播模式。其特点是：高深知识的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是在传统的学科认知环境中进行的；在这种环境中，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有明确区分；知识生产探究的有效性由特定的专家团体来认定；知识的应用传播主要是通过大学中被制度化了的学科专业来实现的阎。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的质量控制主要是高等学校内部和个别社会组织的事，具有明显的内隐性。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化阶段，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的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虽然仍具有模式1的特征，但更多地体现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了吉本斯描述的模式2的特征。即在大众化情境下，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的“去中心化”与“引领超越”并存，“学科模式”与“跨学科模式”并存，“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并存，“自治反思”与“问责绩效”并存。
第一，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的范围――“去中心化”与“引领超越”。在模式2中，高等院校已经不再具有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的中心地位。尽管高等院校作为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垄断地位逐渐被削弱而且也不再处于决定何谓卓越的强势地位，但是其在知识生产探究和应用传播的过程中还是具有引领的优势，具备超越的潜质。
第二，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生产探究和应用传播的规模――“学科模式”与“跨学科模式”。在当今社会情境下，高等院校定单一学科的制度建设和知识生产不能够迎接和回应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挑战。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强调和应用。因为跨学科可以建立一个独特但又不断发展的框架来引导问题的解决；跨学科是动态的，体现的是在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生产探究和应用传播的效果――“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的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不仅要突出其格物致知的学术使命，还要要重视其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高等院校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象牙塔时代，做纯粹阳春白雪的知识生产探究和精英式的传播应用。它需要融入社会，在做格物致知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围绕特定的应用情境进行探究。在这种应用情境下，知识生产与传播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市场、政府、社会定群体的需求，并被利益相关者反复论证、谈判和协商。
第四，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生产探究和应用传播的质量控制――“自治反思”与“问责绩效”。在精英高等教育和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情境下，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的质量控制是高等学校内部和个别社会组织的事，体现出高等院校的“自治反思”特征；但是在大众化高等教育和知识生产模式2的情境下，高等院校中高深知识的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的质量控制更多体现的是从外部介入的“问责绩效”特征。
综上，这种“引领超越、跨学科生产和经世致用”的高深知识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特征和“问责绩效”的质量控制特征，不仅凸显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外部特性，还加速了社会弥散式知识管理时代的到来，为从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在高等学校中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二）高等院校中如何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
基于高等教育机构与知识生产、创新、转换、传播等的紧密关系，以及高等院校中充足的知识存量、现代化的信息设施、多渠道的知识准入、分享和传播等条件，在高等院校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是可行的。但是在高等院校中实施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概念与在其他组织机构中实施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概念有很大差异。高等院校中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内容和方式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复杂，应该进行多角度综合性的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指标分析、非经济指标分析、内部绩效分析、外部绩效分析、以项目为本的分析和以组织为本的分析等）。而且在具体实施时需要高等院校在院校文化、组织结构与制度、薪酬体系、信息交流技术支持等方面作出深刻和持续不断的变革。相比之下，如果想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那就要更为重视对知识和权力关系的管理，要将“知识就是力量”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要在避免制度驱动的同时强调知识驱动。
克兰菲尔德和泰勒在对7所英国高校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如果想进一步推动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在高等院校中的开展，则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达成共识并做出改进。首先是明确高校中的领导对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理解和认可度如何。案例中的7所高校，只有4所高校的领导对知识管理绩效评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虑。其次，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特质及其对工作的态度影响院校的文化，进而影响院校采纳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能力。第三，院校中的每一名成员都要深刻理解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挖掘知识资产的潜质。第四，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者对管理（manage）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情绪，因此，高等教育情境中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最好要适应高等教育情境作出一些改变。第五，高等教育机构的结构和历史也影响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实施和效果。
另外，因为高等院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包括对教职员工的专业定位、培训、发展、社会化、绩效评价等，布鲁尔等研究者建议可以从高校中已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出发，整合布卢姆新的知识分类（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从教职工的认知层面去消除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实施障碍。即使在一个组织文化不太确定的院校中，只要不是直接从学校层面，而是从次一级的单位比如院系层面出发，根据院系的具体情况定制一个适合该院系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方案就是可行的。而且只要让院系的成员彻底地了解和理解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思想、内涵、方式、效果等，那么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一个关于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表明，虽然马来西亚大部分高校的组织文化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比较官僚的层级文化，但是有部分高校还是欢迎市场文化，并将市场文化很好地融合到了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在具备这种官僚层级文化和市场文化结合体的高校中比较容易消除领导和教职员工文化价值认同方面的障碍，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相对比较容易㈣。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还应当配备和完善一套成熟的技术基础设施，以确保院校中的所有成员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相关的知识系统进而去管理和评价。总体来看，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应该从领导力、组织结构、技术设备和组织学习这四个方面人手，将沟通交流作为实施媒介。
（三）高等院校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与质量改进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高等院校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有很多障碍，但是只要实施了就会对高等教育质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可以改进和提高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课程设计、学生和校友发展、行政管理和战略规划等的质量。知识管理绩效评价之所以能够提高质量，是因为其可以帮助院校明晰无形资产，理解知识的流动范式，优先发展某些重要领域，促进组织学习，识别最优实践，理解知识间的内在关系，明确组织社会网络，发现变革契机，促进创新与合作，激发动机，形成一种绩效和责任导向的文化。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在高等院校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但是在高等院校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是可行的，而且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有助于院校质量的改进和提高。
四、中国高等学校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可行策略
无论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其组织设计基本上都呈现出一个由“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任务、信息决策制定过程、员工和奖惩体系”等构成的“菱形”。具体到高等学校中可以表现为如图2所示的“组织菱形”。其中，组织结构可以代表院校中权力、院系划分与布局、职能部门的分布情况；组织文化体现在大学理念、办学目标、发展愿景、战略规划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人员包括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三类群体；奖励体系用来说明学校和院系如何奖赏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的卓越表现；信息决策机制一方面是指院校信息系统完备情况、现代化的情况和决策制定的机制，另一方面是指院校中的师生员工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和决策制定的程度，即信息决策制定的公开获取程度；任务则是连接策略选择、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决策制定和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高等院校的任务不外乎课程设计与设置、教师教学与科研、学生学习与发展、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所有这些任务均与高深知识的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紧密联系，而且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本来就是高深知识的生产探究与应用传播。因此，强调知识挖掘、知识创新、知识分享、知识转化（将隐性知识转换为显性知识，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与知识应用特性的知识管理，以及针对知识管理的绩效评价在高等院校中的实施成为可能（详见图2）。也就是说从高等院校的知识视角，而非管理视角，基于特定的组织设置、组织文化、信息决策机制和奖惩体系等，将知识挖掘、创新、分享、转化、应用的评价渗透于高校的课程设计与设置、教师教学与科研、学生学习与发展、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等领域中，形成一种基于知识管理的绩效评价体系。
另外，高等院校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是拥有一定知识储备的群体。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和整合他们的隐性知识，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这种隐性知识合理地公开传播和使用，将会迅速地改进和提高院校的办学能力和教育质量。虽然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可以让高等院校受益，但是院校在开展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时候还应该汲取别的领域中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制定清晰可操作的目标，即在开始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之初就要明确要达到什么目的；（2）完善基础设施，包括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尤其是要考虑院校拥有的信息技术是否足以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以及这些信息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被院校中的师生员工掌握和使用；（3）选拔一批积极推进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教职员工，这些成员要深刻理解和认识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利弊，并具有一定的宣传能力；（4）选择一个试点领域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选择试点领域的原则是对院校发展受益最大且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风险最小，尽量选择教职员工都乐于参与且回报较好的领域；（5）制定一个详细具体的试点实施行动方案；（6）在试点领域实施方案之后，要对整个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和反馈，以更好地优化方案，并使得方案的框架可以被借鉴到其他领域。
综上，鉴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基于高等学校高深知识生产探究和应用传播的共同属性，借鉴国外高等院校实施绩效评价和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经验，在我国高等院校中实施绩效评价是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