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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及其书法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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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佛教在汉代由印度传入我国,此后,不断发展完善。宋以来,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尤为突出,进而逐步形成了典型的中国本土佛教,禅宗进入空前兴盛时期。受时代背景及家庭环境的影响,苏轼与佛教(尤以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文章试从苏轼事佛参禅、治心养气的角度来分析他的书法所彰显出来的气质,进而说明其书法之气与佛教养气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苏轼 佛教修身 治心养气 书法之气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发展完善。北宋以降,一大批士大夫热衷于学佛参禅,佛教(尤以禅宗)的浸润可谓深入到宋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这个时期的诗歌、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北宋帝王大都重视佛教,受时代背景及其浓郁的佛教家庭氛围(其父苏洵与僧人交游甚密,其母程氏崇信佛教,其继室王润之也奉佛,侍妾王朝云也与佛教有不解之缘,其弟苏辙更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和坎坷的遭遇所使,苏轼信佛参禅亦在情理之中。

谈及苏轼,可谓儒、释、道三教皆有融通。苏轼本着以儒济世报国、以道处事为人、以佛治心养气的原则,进而给自己的人生打上了“外儒内释”的特征。苏轼是个才华横溢的文人,而文人必定“读书万卷”,因而,他也多诵读佛典。从其现有的诗文言辞来看,其经常论及的佛经有《华严经》《般若经》《圆觉经》等佛教典籍。其中《华严经》的思想对他影响尤深。苏轼信佛参禅,追寻佛理,为其修身、治心养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苏轼之佛教治心养气

在中国哲学史上,“气”一直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重要哲学范畴,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将人身和宇宙万物的生灭视作气的聚散,如《庄子·至乐篇》就说:“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这种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的思想,被佛教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了。自汉以后,对于中国佛教本体论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以来,一些佛教徒积极汇和融通教内外不同派别的思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华严宗的代表人物宗密,在其《原人论》《圆觉经不疏钞》中就批判地继承和总结了儒道二教的气论思想。

关于元气的叙述,宗密积极会通了儒、道二教关于气的思想,他在《原人论》中提出:“禀气受质,气则顿具四大,渐成诸根,心则顿具四蕴,渐成诸识,十月满足,生来名人。”他认为“气”是人身体之本,“心”是人心理之本。而身心两者和合方可成人。更进一步,宗密还推究气和心的本源,他说:“然所禀之气,展转推本,即混一之元气也。所起之心,展转穷源,即真一之灵心也。究实言之,心外的无别法,元气亦从心之所变,属前转识之所现之境。”认为“气”的本源是元气,心的本源是真心,元气又是心的变现。宗密肯定了“气”在形成宇宙万物上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构成中国佛教哲学本体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以后的佛教发展以及僧人居士的治心养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归诚佛门的苏轼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黄州,由于宦海沉浮,使他由原来儒的“入世”转为学佛参禅,“外儒”的一面渐隐,“内释”的一面凸显出来。自到黄州后,为使自己脱离现实的苦难而达到心灵的自由,苏轼常游览佛寺,拜访高僧,研读佛典,探寻佛理。他还常到安国寺中焚香朝拜,静坐悔过。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辙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逅所从生而不可得。”他常常置身于佛香缭绕之中,本着佛教“一切皆空”的理念而调气养生,治心养气,日久,使他日趋沉静旷达、超然洒脱。苏轼之所以能臻于此境,与其奉佛“治心养气”密切相关。

关于“养气”,苏轼曾在《赠王仲素寺丞》中说“养气如养儿”,指出养气应该如同对待稚嫩的婴儿一般,需要小心呵护。气之初始,倘若护养得当,气可渐增,小可充盈四体之内,大可充塞天地之间。佛教认为苦生于人的贪念和执著,若无欲无念,则苦痛自消。若想达到清净无碍的本心,而“治心养气”是根本。养气的必要前提是淡于功名利禄,安于平静寂寥。关于养生,苏轼曾言:“谕养生之法,虽壮年好访问此术,更何所得……大约安心调气,节食少欲,思过半矣,余不足言。”苏轼在黄州时期,因不再为公务缠身,于是他闭门修身,潜心养气,故收效颇丰。他认为,只有清心寡欲,摒除杂念,才能摆脱烦恼而心安气畅。正如他在《听僧昭素琴》中所言:“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

如上文所述,宗密曾提出“气”是人身体之本,“心”是人心理之本,身心和合而成人。关于“气”与“心”,苏辙亦言:“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此外,黄庭坚借佛老心性论,将心气并言,提倡养气往往从治心的根本来着手,亦主张“治心养气”说。他在《养浩堂铭》有言:“心者气之君,气者心之将。君之所忾,将应如响,心渊如渊,气得其养。”他认为“心”与“气”亦如君与臣的关系,治心是养气的根本,养气是治心的前提。其思想与宗密“元气亦从心之所变”的思想相暗合。黄庭坚和苏辙皆可谓苏轼最为亲近之人,一者为其挚友,一者为其爱弟,且二者皆好佛参禅,精通佛理,他们的思想主张与苏轼应有一定的共通性,由此可知,苏轼在治心养气方面亦有一定的推崇。

面对仕宦波折,生活飘零,苏轼却始终达观豪放、洒脱淡然,应得益于其对佛禅治心养气的修炼。正如参寥在《读东坡居士南迁诗》中写道:“居士胸中真旷夷,南行万里尚能诗。牢笼天地词方壮,弹压山川气未衰。忠义凛然刚不负,瘴烟虽苦力何施。往来惯酌曹溪水,一滴还应契祖师。”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评价苏轼:“日啗蒣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胡寅《酒边词序》也称赞其曰:“逸怀浩气,超乎尘逅之外。”苏轼通过研习佛禅将一切艰辛坎坷都消磨于内心,化解于无形,而使其心气平和,酣畅浩荡。苏轼之气可谓充塞天地之间!而这种发于胸襟,充乎天地之间的气又溢于笔端,熔铸于苏轼的诗文、书法之中,其书法酣畅雄浑、气势磅礴,让世人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二、苏轼的书法之气

气是世界万物生成之根元力,自然界有云气、雾气、蜃气等,对于人来说有元气、豪气、逸气等。《管子》《淮南子》皆认为“气为身之充也”,孟子亦言:“气,体之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