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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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的日记《重生》

日记是计划中的三卷本的首部，所收1947―1963年的文字，恰处日记主人心智成形的阶段―14岁花季至30岁的而立之年，不仅再次确证桑塔格才华横溢，涉猎宽广，更可首次深入她多彩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与菲利普・里夫麻烦不断的婚姻（1950-1958），双性情感世界，对犹太历史与宗教的兴趣，与老母和幼子的关系，以及勃勃野心与长期的自我塑造。

《纽约》杂志说，桑塔格从12岁开始记日记，日记的第一篇写的是一条狗腐烂的尸体。她终生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到她去世时，她留下了近100本整齐地放在一个柜子里、写满了的笔记本。她儿子戴维・里夫整理出版了她14至30岁之间的日记，始于1947年，结束于1963年，《坎普札记》使她成名之前。从中可以看出她艰难的成才过程、她从加州郊区一个喜欢孤独的人变成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迈出的第一步。

为《纽约客》杂志写书评的达里尔・平克尼（Darryl Pinckney）说：“桑塔格自传性作品不多，但1987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她十多岁的时候在洛杉矶拜访托马斯・曼的文章。我仍记得当时我感觉她在这件事上瞒着我，因为我俩经常谈论托马斯・曼、他哥哥亨利希・曼、他儿子和嫉妒其他流亡者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我却不知她去拜访过他。第二年，我们都住在柏林的时候，她问我是否记日记。我也这么问她，她摇了摇头。发现她一直记日记时我不应该感到惊奇。毕竟，她尽可能地写各种类型的东西，日记通常是成长为作家的第一种练习方式。”

戴维・里夫该不该出版她母亲的日记呢？可以从桑塔格的日记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1957年12月31日她写道，“不要肤浅地把日记理解成只是个人私下、秘密思想的容器――就像一个又聋又哑、不识字的知己。在日记中，我不是更加坦白地表达自己，我创造自己。”“作家是跟自己相爱的人”，所以她努力创造一个她能够爱上的自己。

“我们对一个人的行为的含义跟我们在日记中写下的对那个人的感觉通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是肤浅的、只有我们向自己忏悔的才是深刻的。忏悔可能比行为更肤浅。我在想我今天看到的，H在日记中写的我――三言两语、不公正、严厉地评价我，说她其实不喜欢我，但我对她的激情是可接受的、适宜的。我感到愤怒，受到了羞辱。我们很少知道别人怎样看我们（或以为他们怎样看我们）……我会因为读了不是写给我看的东西而内疚吗？不。日记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被他人偷看，被那些只有在日记中我们才会对他们实话实说的人（像父母和爱人）。H会看到这篇吗？”

日记表现了一个迅速、悲伤的故事：桑塔格是一个早熟、不知疲倦的孩子，迷恋欧洲文化，有着让她带有负罪感的同性恋冲动，“在她没有达到可以合法饮酒的年龄之前已经活过了好几辈子”。

15岁的时候，她彻夜不眠，阅读纪德的作品，“纪德和我是如此的同声相求，以至于我体验到了他为形成每一个想法付出的辛劳”，要“尽快去阅读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很正经地使用“永远”一词，放莫扎特的唱片几乎都要把唱针磨坏了。她列出提高自身修养要做的事情：要读的书，难懂的词汇，核心信念（“人和人之间只有智力高下的区别”）。她强烈抵抗她母亲和继父没有文化修养的中产阶级生活：“跟纳特一起浪费了一个晚上。他给我上了一堂驾驶课，然后我陪着他，假装喜欢一场紧张激烈的电影。”在伯克利，她大声朗读诗歌，和朋友无所不谈：巴赫的康塔塔，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实用主义，双曲线函数、加州工会学校、爱因斯坦的弯曲时空理论。在哈佛大学，有一次她瞥了旁边的温卡特的笔记，埋怨道：“你总在笔记边上开什么购物单。”庸常的东西侵入思想领地似乎让她感到恼火。她参加各种活动，“为了能比她的忧郁抢先一步”。她对文化的胃口相当惊人：芭蕾，现代舞、歌剧、先锋戏剧、室内乐、电影。

1953年1月19日，她在书店里等里夫时偶然翻开了一本卡夫卡的小说，读了一页《变形记》：“就像被打了一拳，他的句子非常纯粹，没有一丝牵强或晦涩。作家当中我最敬仰他！除他之外，乔伊斯是那么蠢，纪德太甜，托马斯・曼空洞，夸夸其谈。只有普鲁斯特算是有趣。但卡夫卡即使最混乱的句子也有当代其他人没有的魔力。”

不要以为桑塔格的日记太沉闷、做作，其实她很可爱。她无边的雄心源自同样无边的痛苦。她5岁丧父。身为一个孤独的天才，她感受到了早熟的孩子通常会感受到的强烈的痛苦。她的成长充满自我意识，自我批判和对自己性取向的羞耻感，她的雄心其实是自我保护性质的。日记中记录的痛苦、无尽的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只有心理分析师才能想到。她把自己的性格中的一些因素称作X：“X是当你感到自己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主体。当你想取悦别人或让别人记住你，通过说他们想听的话，吓住他们或吹牛、装酷。”“我对道德哲学很感兴趣，因为它能够告诉我我的感觉应该是怎样的．如果你知道如何直接提炼金属，干嘛还要分析原矿石呢？”“我鄙视自己的是我身上的X：道德上的懦夫，说谎，对自己和他人很轻率、虚伪、被动。”

快30岁的时候，桑塔格基本上已经是中年人了：回到了纽约，离了婚，在知识界有了一定的地位，学会了躲在自己公众形象的背后。

桑塔格好像感觉到有人在背后看她写了什么。所以，关于她的婚姻的日记写得非常简略。1949年11月21日，她写道：“昨晚的《唐璜》（城市中心）演得非常好。今天，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一位叫菲利普・里夫的社会学导师做一些研究。他在编一本政治和宗教社会学读本。这让我有机会涉及有一个有良好指导的领域。”接下来的一篇是12月2日：“昨晚，或者是今天（周六）一早？我跟菲利普・里夫订婚了。下一个提到里夫的日记是1950年1月3日，“我跟菲利普结婚了，知道并担心我将自毁。”

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勇气，但在关于她的婚姻的片段中也可以看到她的缺乏勇气。她把自己的婚姻遇到的困难归罪于婚姻制度本身而不是她的自我欺骗，还用蒂里希和里尔克等天才的例子支持自己的看法。“婚姻制度完全是为了让人体会感情变淡的感觉。婚姻的全部意义是重复。”

这些年，桑塔格不仅因为她的虚伪、懦弱，而且因为迟钝、不能每天洗一次澡而责怪自己，这个没有把握、感到羞耻的桑塔格跟我们后来看到的果断、严肃、魅力四射，勇敢地挑衅的桑塔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反复说要“每天洗一次澡”，令人无法想象这是在看一个大人的日记，但洗澡对她来说是一件难事，因为要面对她认为让她感到悲伤的身体。她说她有时候会穿着衣服入睡。

《纽约书评》说：“不管她对自己的缺点的盘点有多么准确，她在越战期间的河内之行和住在被围困的萨拉热窝表现出了无可争辩的正直和勇气。也许可以嘲笑说这一冒险让她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让她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但也不能否认她要面对的困难和危险、她那时的信念在一些圈子不受欢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