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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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内金融体制不断完善,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中国银行业变化巨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环境下,继续保持了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银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多重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金融改革解决好这些矛盾问题,才能使中国银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中间业务;金融机构布局;政策监管

一、银行盈利的主要途径对信贷依存度过高而对非信贷依存度相对不足

(一)银行收入结构不合理,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过低

近年来,虽然中国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使中间业务的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但由于银行业盈利对信贷依存度过高,贷款利息收入占总收入偏高而中间收入占比相对偏低,短期内利息收入为银行总收入主要来源的局面难以改变。境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2006—2008年期间实现近55.2%的年均增长,但2008年底中间业务收入只占总收入10.01%的比重。在2009年上半年中间业务实现大幅提高,但仍只占总收入的16.33%,而贷款利息收入占到73.6%,虽然中间业务收入在2009年下半年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幅,但银行收入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合理改善。

(二)银行盈利模式比较单一,综合调控利润能力不足

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过高的信贷依存度,若遇到存贷利差下降和对贷款客户议价能力减小等不利的情况出现,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2008年间,央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差缩小。例如一年期贷款利率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存款利率累计下降1.89个百分点,低于同期贷款利率下调幅度0.27个百分点。据相关机构测算,2006—2009年,中国银行业净息差分别为2.5、2.9、3,2.34个百分点。同时,随着银行对大客户、大项目竞争激烈,贷款集中流向大客户、大项目,银行贷款议价能力降低,使利息差进一步下降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给银行来巨大的经营压力。2009年,贷款增量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增加,全国银行业新增贷款9.5亿元,但利息收入却同比下滑3.37%。

因此,只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推进中国银行业实现两个转变,才能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综合盈利能力。一是要使银行逐步减少对大客户、大项目的过度依赖,加大对三农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使信贷载体不断拓宽,实现大型客户和中小型客户协同发展。二是要实现传统信贷业务与中间业务统筹发展,促进中间业务大力发展,使银行收入结构得到优化,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重。

二、城市与农村金融发展布局不合理

(一)城市与农村金融机构分布不均衡

城市金融机构数量众多,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缓慢。据相关统计数据,银行营业网点全国平均万人占有量为1.34个,而农村银行营业网点平均万人占有量只有0.36个。截至2009年末,全国分布在27个省(市)的2 792个乡镇没有设立银行营业网点,而其中云贵川三个省约占45%。而分布在20个省(市)中的708个乡镇更是没有任何金融服务。

(二)城市与农村信贷资金流向不均衡

城市信贷资金供给过剩,农村信贷资金供给相对不足。农村资金外流情况严重,信贷资金集中流向大中型城市,导致城市信贷资源相对过剩,农村信贷投放量严重不足。据人行相关测算表明,2007年全国县域信净流出贷资金高达1.2万亿元,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银行业县域机构存贷比率为53.6%,而城市地区这一比率为65.2%,县域比率远低于城市地区。

(三)大型基础设施贷款投放量过剩,对涉农领域贷款投放不足

近年来,银行业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大中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对县域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不足。信贷资金的这种投向倾向,会影响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民消费信贷需求,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造成信贷资金投向失衡。因此只有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实现在资金投放领域的三个转变,才能使城乡金融资源均衡发展。一是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促使银行业信贷资金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大力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农村新型银行机构。二是要通过惩罚性的税收政策限制银行业贷款资金流向。通过对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硬性的规定,从贷款制度上限制县域资金的流向,改善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局面。三是要通过财政政策,引导银行业贷款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鼓励向三农领域投放信贷资金。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相应的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和新型农村的建设。

三、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矛盾

(一)政策目标不一致

监管政策要求银行流动性充足,货币政策要防止流动性过剩。监管政策的目标是在银行业稳健、合法、有序的经营环境下,要求银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提高支付能力,维护银行业的公信度,减小因支付能力不足而诱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防止通胀、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货币政策部门常常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上的流动性,减小流动性过剩诱发通胀的可能性,稳定本国币值。

(二)政策时滞不同

监管政策立竿见影,货币政策影响滞后。监管部门对被监管机构经营行为常常作出是与非的判断,监管政策直接由监管部门下达到被监管机构,因此作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工具传导路径复杂,从货币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和对政策目标产生作用影响存在较长的时滞期。

(三)政策性质不同

监管政策属于法规强制,货币政策属于市场诱导。监管部门制定的各项规定、政策以及作出的决定,属于法规强制性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无条件服从。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政策工具来改变利率,在市场机制下,引导金融机构更具自身资金价格和流动性自主进行买卖。

(四)政策作用方向不同

监管政策逆经济周期,货币政策顺经济周期。经济高涨时期,银行放贷过于冲动,监管部门一般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抑制信贷过快增长,减小金融风险;经济低迷时期,银行放贷过于审慎,监管部门采取宽松政策,增加贷款,提高流动性,使经济回温。在经济走出低迷走到高涨的时期,货币部门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经济从高涨到低迷时期,货币政策常常进行反向操作。

(五)政策消耗资源不同

监管当局对银行所有行为进行规范,包括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日常经营等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管,随着被监管机构的规模和数量的扩大,所消耗的财政资源、制度资源、人力资源不断增多。货币政策只规范银行业的信贷投放行为,对资源的消耗有限而且相对固定。货币当局通过运用政策工具,刺激或约束信贷投放,规范信贷投放行为,其消耗的财政资源、制度资源和人力资源有限。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制约同时又相互促进,为使二者更好地配合使用,2003年中国实行了“一行三会”的机构设置,对监管和货币政策的权责主体适当分离。由于权责主体还未彻底分离,目前还存在着职责划分不清,监管事权重叠交叉等问题。这些问题若长期存在不妥善解决,叠加累计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银监会出台的监管政策可能与央行出台的监管政策相互冲突,即使事先协调制定,相互妥协会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央行内部制定的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顾此失彼。

为使监管职能与监管政策更有效的实施,必须进一步调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职责分工,人民银行现有的监管职能全部划归银监会,银行业的监管职能由银监会全面承担。而人民银行只行使货币管理职能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真正做到使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独立、相互促进。实现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由经验型向专业型的过度。进一步扩大中国银监会的人员编制和增加财务预算,尽快引进相对稀缺高端专业化人才。对基层银监机构的专业监管人才加大培养力度,扩充监管人才队伍。使现有监管人员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其主管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使监管队伍向着学习型、开拓型、专家型、务实型的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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