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惨的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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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对自己读写中文的能力十分自豪，但是，提到学中文的往事，真是噩梦一场。
我恨死中文!恨死老爸和老妈。
兄妹二人在阿拉斯加的观光火车上也要写中文。被老爸逼得好可怜!每一次看见老爸拉着四岁的妹妹跳舞，我都会想：“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情调了?”
记忆中，他从来没跟我跳过舞，甚至没怎么玩过，如果说玩，那就是比赛、上课。
我到现在都记得，三四岁的时候，卧室门上贴了一张大大的纸，我常在前面罚站。
纸上的画面记不清了，据老妈回忆，那是注音符号，每个符号，都画成一个人、一棵树、一张椅子或一朵花的样子，使我比较容易记。
老妈说，老爸年轻的时候，最没人情了。他出国采访将近一个月，进家门，不把我抱起来亲亲，却喊：“儿子!过来!考考你老子交代的字，背熟了没有?”
大概就在这种所谓的强势教育下，我很小就会背几十首唐诗，会认好几百字，报纸上还登过我的新闻呢!不过，老爸一点也不得意，他说：“小时候背的不算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果然，老爸出国没多久，我的唐诗全还他了。倒是认的中国字，到现在都管用。
从象形文字开始，老爸教中国字，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大概因为他学画，所以总用图画的方式教。譬如：画一棵大树，除了中间的主干，上面左右伸出两根枝子，下面长出两条根，是“木”字。
画一条横线，上面加一小竖，一小横，是“上”。下面加一小竖、一小点，是“下”。
上下合在一起，是“卡”。
又画一横线，上面加个太阳，是“旦”。
太阳上、下加草，太阳落在草里，是“莫”。
“莫”就是“暮”，后来的人糊涂，草下面又加一个日，成了现在的“暮”字。
同样的方法――他画一只手，伸在“木”上，是“采”。
然后在“采”左边，加一只手，说是后来的人找麻烦，又加一只手，成了“探”。其实“采”就是“探”!文字应该愈来愈简化，除非为了精确，何必愈变愈麻烦?或许正因此，在台湾早期，充满文化禁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教我认简体字。
才离台，他就教我读中国大陆的“拼音系统”。
奶奶为了这个跟他吵，说他不爱台湾。
他坚持说：十亿人用的工具，你不能不会用。
老爸对了!我们哈佛的图书馆，全用拼音系统。上中文课，全用拼音辅助。写历史论文，中国的人名、地名，全根据拼音系统翻译。读的大陆书籍，全用简体字写成。
中文科主任说：“繁体、简体都得会，否则中文再好，也只是半懂!”虽然，我现在对自己读写中文的能力十分自豪，但是，提到学中文的往事，真是噩梦一场。
我恨死中文!恨死老爸和老妈。
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都忙不完，老爸却隔天要我交一篇中文作文。
我得默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些老爸摇头摆脑、爱得要死的古文。
我得每个星期六去法拉盛区的“至善中文学校”上中文。
当窗子外面邻居小孩跑来跑去玩的时候，我居然得一笔一画地写这种麻烦透顶的东西。
很多从中国移民来的同学，都说中国字最笨，从右写到左，一边写，手一边会碰到刚写完的字，弄得脏兮兮!而且你不能边写边看前面写的东西，因为手正好遮在中间。
“最先发明从右向左写的人，一定是左撇子!”我想。
“古人悬腕，没这顾忌!”老爸说。
不管怎么样，我那些老同学，多半都不再写中文。英文多方便!一个角度，一条线连下去，不知比中文字省多少力气!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听的、想的、看的，全是英文。即使在中文学校，下课之后，也用英语交谈。
英语，是我们的话。中文，是老爸、老妈和奶奶的!谢老师出招比老爸狠毒，老爸看清了这一点，说“一人教之，十人咻之”，效果太差。
他居然不再让我上中文学校，把我送到了谢老师家。跟我一起倒霉的，还有老爸的国画学生敦育蕾和黄嘉宁。
谢济群老师，是老妈在中山女高的同事，当年在台湾就是名牌的国文老师。她人不高，戴着眼镜，说话总是慢慢的，好像从来不会生气的样子。
但是，她的课并不好混。她自己很努力，拼命为学生收集资料，使我们不用功都不成。
好老师就是这样，使你觉得念不好对不起她。
谢老师教得很广：
从到老子，庄子。
从坡的《定风波》，到郑愁予的《七月》。
从《世界日报》的中文剪报，到《纽约时报》的专题。
甚至蔡志忠的漫画书，也成了教材。
她要我们先把英文报上的文章翻成中文，再看中文报上的转载。比比看，谁翻得好。
她也跟我们谈历史、谈中国、谈中国人。
她跟我老爸、老妈很像，骂中国，又至死自认是中国人。在美国十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被西方淹没，甚至还有点中国文化的自大。
“韩国华侨子弟，都会中文；东南亚的华侨，虽然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还是有不错的中文教育。至于日本华侨的下一代就很难说。美国更甭提了!”老爸常说，“父母一心想变成蓝眼睛、金头发，就算嘴巴不崇洋，小孩也能感觉到。这种家庭，中文怎么可能保存得好?所以中文教育的成败，跟民族自尊心有很大的关系。”
感谢上帝!自从谢老师接手，老爸就很少再管我中文。
只是，在跑步到树林和湖边的时候，他常要我用中文形容风景。
什么“粼粼…‘涟漪…潋滟”……都是这么学的。
有一次坐在车上，他大发高论，提到一群人“瞎扯淡”，突然灵机一动，说：“chedan’赌你一定不会写，写出来输你一百块!”
他输了!从此，每次他要赌，出了题目之后，会先盯着我的脸。看我不会的样子，可能叫价五十；看我面有喜色，就只出五块。
我更诈，愈有把握，愈抓耳挠腮，装作不知道，等着他叫高价钱。
我终于开始尝到学中文的好处――赢钱!老爸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提高我的中文水平的。
(刘娜摘自《叛逆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