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我所知道的陈道明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江平:我所知道的陈道明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他不是一个谄媚的人，更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老道”的可爱，正因为他的真实，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从不奉承，也不阿谀。

陈道明不是艺人，直说，我也很不也喜欢艺人这个称呼，我和他交流过，我们都觉得“艺人”是旧社会对演艺工作者的一个蔑称，是被人玩耍、侮辱和损害的对象。我想，他对于什么“明星”、“大腕”、“表演艺术家”之类的称谓，也是不屑N的，他最愿意别人给他的定位就两个字：演员。

第一次见陈道明

1985年那会儿，我还是江苏一地级市话剧团的演员，有天去南京演出，听说南影正在拍《屠城血证》，戏里有我熟悉的刘江老师，于是就赶去了片场，想看看刘江老师是怎么拍戏的。

走进片场，我看到刘江老师正在和一个“年轻鬼子”待在一个角落里切磋着什么。不敢惊动老爷子，我悄悄地躲在一旁，听他们说话。原来，他们正在对台词。过没多一会儿，就见领我进来的制片主任阎友良匆匆地跑来，说：“刘江老师，该您上场了。道明，晚饭前可能拍不到你的戏了，要不要用车把你先送回招待所休息？”

“不用了，谢谢。”那个叫道明的年轻人欠了欠身子，“就先把老爷子的戏拍了吧，也好让他早点回去躺着。我没事，就在这里背背词儿。”说着，便坐到了旁边的条凳上，弓着身子，读起剧本来。我悄悄地问阎主任：“他是谁？哪儿的演员？”

阎主任压低了声音说：“他叫陈道明，北京来的，名气不大，但戏好得一塌糊涂。”

我这才仔细地打量起这个名叫陈道明的演员：他瘦瘦的，两只眼睛很有神，周身有股子很浓的文人气。

刘江老师拍完几个镜头下来，我看见他立马把屁股下的条凳抽出来端了过去，恭恭敬敬地扶老爷子坐下，然后又将一大号雀巢咖啡瓶子递到老爷子的手里，说：“老爷子，我刚去茶桶那边，给您加了点热的……”我素来敬重老同志，看到眼前的一幕，便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几分散意。

因《围城》一举成名

又是几年过去了，陈道明有了一些知名度。这时，他碰到了一位好导演和一部好戏，这位好导演就是黄蜀芹导演，这部好戏就是电视剧《围城》。

《围城》的制片人是我圈中的好大姐张雪村，那天，我在路上碰到雪村大姐，她扯着嗓门对我说：“平弟呀，我们组的男演员灵光啊，戏演得好好的嘞……”当我听说他们那个戏的主演就是陈道明时，便不由分说跟着雪村大姐到了片场。黄蜀芹导演是谢晋谢大师的爱徒，她在现场一向很有威严，从不轻易夸人，可是她对陈道明却是不吝夸奖，说道明身上有种知识分子的风骨，活脱就是一个方鸿渐！

“方鸿渐”是钱钟老《围城》中的男一号，陈道明是黄导三顾茅庐才签下来的演员。黄导与我很熟，多年以后，她告诉我：“陈道明挑剧本挑得很结棍（厉害的意思），不是他拿架子，实在是他太过认真。他怕自己演不好，我就说，你放开手脚演。这他才说，试试吧，争取演好。现在看来，还真没有一个演员比他更适合演方鸿渐这个角色。”黄导说到这里又补充道：“这不是我说的，是钱钟老说的。”

《围城》给陈道明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这里，我还想再说一桩小事。

在《围城》中演“方鸿渐”岳父岳母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局的局长吴贻弓和他的夫人张文蓉。吴贻弓是导演出身，但演戏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那天，拍一场打麻将的戏，吴贻弓要么牌出错了，台词说对了，要么牌出对了，台词又说错了，弄得黄导演急不得也恼不得。还是吴夫人心直口快，直接“开销”老公“戆是戆得嘞”，“哪个介笨嘞，就这几句台词也拎不清？”而陈道明这时却表现得极为谦和，他还幽默地对“岳母”说：“老丈人都被您骂傻了，这戏还昨个拍呀？”

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陈道明是个“麻坛宿将”，而张文蓉也是上影的“牌场大咖”，可谓棋逢对手，他们一边打牌，一边顺词儿，吴老师本就是一个绝顶聪慧的人，稍一放松，再加上有“女婿”在一旁体贴入微的关照，不一会儿状态就来了，一场戏酣畅淋漓演完。陈道明说：“吴导演抢饭碗来了，我们当演员的甘拜下风。”

多少年后，我与陈道明熟了，他说：“我还真不是拍吴导的马屁，我这人从不求当官的，但我敬佩吴老师的为人和学识。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学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吴贻弓这代人和我父亲一样，是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

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是个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仍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骨子里的高贵与不屈、忠诚与厚道。他起初并不同意儿子从事文艺，但当时的大背景是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避免“上山下乡”，他也只好默许了儿子的选择。

我是演员出身，自然了解这个圈子，在摄制组、剧团，不演戏时，大家不外乎围坐在一起喝喝小酒、打打扑克、侃侃大山。陈道明也是剧团出来的，但他却不那样。他也是跑龙套出身，但别人怎么演他不管，他只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哪怕没有台词的“路人甲”。

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打义工

演完《围城》，陈道明火了。不久，吴贻弓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

其时，我以上海国际电影节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带着吴贻弓的亲笔信，和吴先生的公子吴天戈一道，直奔京城，席卷各路明星去上海造势，为电影节摇旗呐喊。在这些被邀请的嘉宾中，就有陈道明。

记得我和吴天戈是在昆仑饭店的大堂见到陈道明的。他来的时候，下身穿的是一条牛仔裤，耐克鞋，头戴棒球帽，上身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夹克衫，戴着墨镜，好像刚从球场回来。一问，果然是。他热情地招呼我们，打开吴贻弓先生的信，读完后，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个重旧情的人，‘老丈人’给我下帖子了，岂有不去之理？”（自打拍完《围城》之后，他就一直管吴贻弓叫“老丈人”）我有些胆怯地问他：“电影节没钱，只能给你买打折的普通舱，行不？’他笑了：“你想让我带着铺盖卷去吗？到了上海以后，再给我找个桥洞，让我将就一宿。”我们都乐了。不用说，这次见面很愉快，临别时，他还悄悄地付了茶钱。

走出昆仑饭店，我的心情顿时阳光起来，因为在见陈道明之前，有人告诉我说，你这个邀请名单上的人，就陈道明最难弄，因为从不轻易答应去参加什么活动，他这个人除了上台，或去拍戏，就三件事：看书、打球、搓麻将。一般的迎来送往、吃喝宴请，他是绝不会去的。出行的那天，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同行的人里有位活宝迟到了，而他身上还带着昨天替别人代收的四张机票。那是21年前，没有机票，天王老子也力不了登机手续。

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脱下帽子，摘掉墨镜，特别绅士地给服务员做起工作来。还是“方鸿渐”有面子，柜台上那几个年轻的女孩儿居然把领导给请来了，答应让我们一行先登机。上了飞机，眼看起飞的点儿就要到了，那哥们才刚把机票递到柜台，我们一帮人在机舱里急得都快疯了。这时，就见陈道明慢慢腾腾地走到驾驶舱门口，又对机长开始了“公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我们这伙人去上海是为电影节敝公益宣传的，都不拿一分钱的，你们能不能看在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电影节的分上，跟塔台打个招呼，晚20分钝起飞。没想到机长居然同意了。5分钟后，那哥们儿像从澡堂子里捞出来一样出现在机舱门口，嘴里嚷着：“对不住！对不住！”陈道明瞥了他一眼，伸手把他拽到自己身边坐下，然后就轻声地在那哥们儿耳边说了一句：“我最恨迟到的人！”

这个小插曲让我看到了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陈道明，一个善良的，能忍耐的，而又顾全大局的陈道明。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次活动之后，我和陈道明就熟了起来。说心里活，我觉得他那阵子骨子里还是有股傲气的，而我则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人。没想到的是，几年后，我居然两次成为陈道明作品的监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叫他“老道”了――这是他圈子里的哥们儿对他的昵称。他也从来不叫我“某总”、“某局”的，从来都是直呼其名，我听着特别亲切。那一年，他到上海，拍我们公司的《上海人在东京》，演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那时候，他已经是大明星了，到哪儿都有一堆人追着，但他依然很低调，显得很孤傲，不像葛优，不管对谁永远是笑嘻嘻的。

有一天，我去探班，见剧组伙食一般，就邀请他晚上到朋友开的碧海渔港小酌，他问还有谁，“不投缘的我不愿意一桌吃饭。”我告诉他，还有你“老丈人”一家，还有你弟妹，他笑了。

道明跟熟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可爱，一点架子都没有，饭桌上有说有笑的，有点冷幽默，有时还会引经据典的。不知谁又提起了《围城》，他特真诚地说：“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有些浮夸了，别人也觉得我好像爱摆谱了……前些时候，我去了钱钟老家里几趟，忽然就明白了：那么大一个学者、作家，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也没啥现代化的玩意儿，除了那满屋子的书，钱钟老家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煨中药的瓦罐……”那天，我们没喝酒，可我觉得，“老道”那天像喝醉了一样，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在钱钟老面前，听他说上一席话，我真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无知、太渺小了……”

我很少近距离接触他，但那天我分明感觉到，“老道”说的，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他不是一个谄媚的人，更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老道”的可爱，正因为他的真实，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从不奉承，也不阿谀。有一回，吴贻弓要拍一部电影，赶到无锡外景基地去见陈道明，“老道”非常热情，丈人长丈人短的，但看完剧本后，就婉言拒绝了，他说：“我演不了这个角色，演不好，演了，观众会骂。”他说，有些朋友拍了烂片，或者戏演砸了，总推说是编剧不好，导演不好，“我从来都认为，如果某一部戏不成功，我会先找自己的毛病，因为我是主演，我一定有责任。”

作者简介：江平，曾任上海国际电影节法人代表、办公室主任，上海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副总经理、上影集团副总裁、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中影集团副总经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和中国电影乐团党委书记，国家一级导演。

张宁据《新民周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