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记忆和人类文化记忆的融合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民族文化记忆和人类文化记忆的融合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红河哈尼梯田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带给我们的首先应该也必须是一种责任，即保护好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于这份文化遗产的所作所为，对于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所以，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并非由此产生出来的经济效益，而是一种文化态度，一种融入人类文化记忆中的民族文化的安全战略。

关键词：文化记忆；文化安全；价值确认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10-05

2013年6月22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红河哈尼梯田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5处世界遗产，也是云南省第5处世界遗产，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不仅标志着世界对其物质价值的认同，更标志着对于其人类历史文化价值的确认。这是云南人的一种骄傲，但更是云南人的一种责任。

了解云南的人一说起哈尼梯田，首先会想起元阳。其实红河哈尼梯田绵延整个红河南岸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县，总面积约82万亩，此外，在玉溪的元江也有哈尼梯田存在。红河哈尼梯田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开垦和耕作历史，体现着哈尼族百姓在农耕文明中的集体智慧。哈尼梯田以高山、河流、森林、村寨为物质载体，在稻作技艺的背后，是巨大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在今天倡导生态文明的时代，哈尼梯田成为活态农耕文明时代人类适应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杰出典范。

元阳哈尼梯田作为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区，以规模最大最集中的梯田片区、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保留完整的古老农耕文明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特点，集中体现了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突出特征。全县境内共有19万亩梯田，遍及全县14个乡镇，约占红河哈尼梯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461.04平方公里，其中，遗产区面积为166.03平方公里，涉及1个镇2个乡（即新街镇、攀枝花乡、黄茅岭乡）、18个行政村、82个自然村，11664户，56375人。

为了能够掌握申遗成功后哈尼梯田的现状，由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的“哈尼梯田保护开发利用研究”课题组考察了元阳的老虎嘴、多依树、坝达、箐口和绿春的腊姑等处，听取了州政府、元阳县、绿春县关于对哈尼梯田保护与开发利用情况的汇报，并同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旅游企业和村民进行了座谈。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区，元阳哈尼梯田在整个红河哈尼梯田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地位。

一是包含了最具代表性的集中连片分布的水稻梯田，即：老虎嘴、坝达、多依树梯田3个连片核心区，其中坝达包括箐口、全福庄、麻栗寨、主鲁等连片梯田14000亩；老虎嘴包括勐品、硐浦、阿猛控、保山寨等近6000亩；多依树包括多依树、爱春、大瓦遮等地连片上万亩，梯田气势磅礴、规模宏大，地形呈V形谷地发育，壮观异常，所有梯田都开垦在山坡上，海拔高差2000余米，梯田坡度在15度至75度之间。以一座山坡而论，梯田最高级数达3000多级，这在中外梯田景观中是罕见的，在茫茫森林的掩映中，在漫漫云海的覆盖下，构成了神奇壮丽的景观。

二是元阳哈尼梯田最为完整地体现了“森林、水系、村庄、梯田”四素同构的梯田生态循环系统。1300多年来，元阳哈尼梯田完全依靠高山原始森林和次生森林蓄积、吐放的山泉、溪水、河流，经人工开沟引水自流灌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是哈尼梯田实现良性循环灌溉的一大技术特征，哈尼村寨上方有茂密的原始森林，雾水经森林吸纳，形成无数溪流，首先供人畜饮水之后，再通过条条沟渠被引导到梯田中灌溉，最后经层层梯田汇入到江河，再次蒸发形成雾水汇集到森林，如此周而复始地良性循环。

三是完好地保留以哈尼族为主的古老农耕技艺及民族文化传承。元阳哈尼梯田发展史是哈尼族的发展史，哈尼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哈尼梯田的发展史，元阳哈尼梯田至今仍保留着传统农耕技艺，哈尼农耕、口碑、谱碟、饮食、服饰等非物质文化及以哈尼族为主的民俗文化得以完好传承，最大限度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原真性。

四是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发展理念。元阳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利用自然资源，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开垦的上万亩农业生态奇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独特典范。在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是“无为而治”，而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发展理念，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相互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们总是喜欢说民族的，才是人类的，这一表达也许过于模糊。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由于环境的复杂性所影响，会转换成为不同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从原始宗教开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活即文化。所以，当我们去探寻不同的民族文化时，也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开始的。

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人群的交往，也可视为文化信息的交换，在保持文化核心构成的同时，外延不断融合，进而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认同。

就少数民族文化而言，族群的量化决定了它很难成为一个国家的主体文化，即使在获得国家权力的时候，也会为主体民族的文化所同化，在这一意义上说，主体民族是由其主体文化的地位所决定的。相对于主体文化而言，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形式，往往成为一种民间记忆，在族群内部进行传承。而人类文化的构成，不仅是国家意义上的主体文化，同样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化，并由此形成人类文化的多元构成。即不同的文化虽有主体与非主体之别，但绝对没有优劣之分。

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不仅是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也成为民族文化由民间记忆进入人类文化记忆的典型案例。由此让我们想到的是，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不仅保存着文化的多元性，也具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的人类学价值的显现，应该通过整理挖掘，使其更多地由民间文化记忆进入到人类文化记忆中去，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贡献。由此，云南在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具有了一份特殊的文化保护责任。

要承担起这一文化保护责任，我们必须确立文化物种意识，即文化安全。申遗成功，在价值确认的同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对象也获得了保护价值，即作为人类文化遗产首先要得到保护，而不是一般意义经济价值上的开发。当然，开发本身也是一种保护手段，但必须是保护前提下的开发。

以哈尼梯田为例，它的价值在于人对自然的适应与深刻理解，是生态文明的典范，但它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生态文明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而是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种特征的形成，是由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工业文明崛起之前，人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往往更高。所以，要保护好它，使它能够活态地保存下去，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这对于现代生产观念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就要求对哈尼梯田进行产业开发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将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产业化，即将他们纳入到生产流程中去，成为经济效益的最大受益者，使哈尼梯田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能够有效地统一起来，并且传承下去，真正成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由生态文明走向文明生态。

为此，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哈尼梯田不过是哈尼族文化的物质平台，这个平台所托起的是哈尼族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所谓保护性开发，并非简单商业化的GDP，而是整理和挖掘哈尼梯田这一物质载体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价值。哈尼梯田申遗成功，正是人类文明对于这一价值的确认。

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照搬，即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进行产业开发和经营。通过招商引资，由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并由投资方经营，所产生的商业利润（经济利益）自然也进了投资方的腰包。这种方式的开发，对于有些项目也许是可行的，而且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化项目的开发，也许应该考虑变社会化大生产为生产的社会化。

以哈尼梯田为对象，是农耕文明的典范，但是就其经济状况看，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甚至是国家级贫困县，这就要求我们在项目开发的时候必须以老百姓为目标，考虑地方经济的总体发展。特别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开发，首先要确立起扶贫意识。哈尼梯田所覆盖的地区（元阳、红河、绿春、金平），都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差。申遗成功，让他们看到了发展的希望，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望。省委省政府要充分利用申遗成功的契机，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促进其实现跨越式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GDP，而是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文化项目，不与民争利，那些文化的创造者们，应该也必须是文化所产生经济利益的实际获得者，只有这样，文化才能成为他们的生存之本，实现文化的传承，并最终达到对于文化的保护。反之，外部资本的进入，是以利益为目标，文化的创造者们成了文化的旁观者，甚至为非文化人所替代，而导致文化标本化，成了“博物馆”中的展品和藏品，使文化死亡。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并成为文化的保护者。应该将哈尼梯田列为省重点文化标志性工程，政府直接参与和指导开发工作，对哈尼梯田的保护开发工作，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

作为一种总体发展思路，云南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省委省政府也提出了民族文化强省的发展战略，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承担起一种文化责任，即在时尚文化的巨大冲击下，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边疆地区，同时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益，必须把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作为首要目标，而在民族政策问题上，首要的就是文化态度，这是民族尊重的基础，也是民族人权的根本。即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这就要求在进行民族文化的产业开发时，必须将他们吸纳进来，将其产业化，使民族文化的产业开发，成为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手段，并最终实现民族文化中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有效统一。

生活即文化，这命题的核心是当我们去关注某种民族文化的时候，是“体验”，而不是“观看”，这也是文化差异的最大魅力所在。按照这个标准去审视我们目前民族文化的产业发展，就会发现存在着许多问题。旅游是对文化差异的体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山水是大自然的恩赐，可以观，而人文景观则是体验。可我们走过的许多地方，庄严的民族文化仪式，经过公司的包装，变成了表演仪式，体验变成了观看。丽江的四方街，古镇是物质存在，它的内涵应该是深厚的纳西文化，可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古镇上的纳西文化只是一种表演或装饰，一个有策划的商业中心，文化空间变成了商业空间，并且为外地人所占领。拥挤的人群，已经无法进行人文体验。原本古镇上的居民，享受着搬迁的喜悦，也带走了原本镇上的文化。这种现象在大理如此，西双版纳如此，楚雄如此，真是一种可怕的文化表演。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出来，既然是一种生态文明，一旦开发出来，必然会有大量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涌入其中，而植被本身的承载量是有限的，如果长期超限，就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它生态价值也就随之消解了。如我们熟悉的大理的蝴蝶泉，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的环境承受力为每天300人，而实际游客却达到每天三万人，最终导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枯泉和人工蝴蝶。必须明确地意识到，祖先交到我们手上的文化遗产，是要传给一代代后人的，而生态环境本身又是十分脆弱的，产业开发是绝对不能够急功近利的，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调研中我们也发现，遗产核心区的水系已经出现了问题，这是大自然发出的一个危险信号。

如今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如何开发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哈尼梯田有很强的物质属性，其外部存在形态能够给人以震撼。可是这种外部存在形态同样具有极强的生态性，即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对它的保护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致的。过度商业化的开发，能够促进当地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可自然生态环境也会受到相应的破坏，这就要求当地政府在充分考虑到保护的前提下，协调好政府职能部门和市场性开发之间的关系，对项目开发做好计划性控制，以达到保护性开发的目的。

哈尼梯田是哈尼族为农耕文明留在大地上的杰作，但是它的产生与形成，蕴含着哈尼族先民的大智慧，这一物质形态的背后是一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对于这一项目的开发，是一次文化体系的发掘，一旦成功，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与开发，将产生出重要的示范效应。这就要求在对遗产区自然环境，包括地形地貌、环境气候、河流水系、生物资源（含各种动植物资源）充分考察的基础上，对哈尼梯田的自然生态属性进行价值确认，即哈尼梯田是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农业生态景观，是独特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和谐生态环境，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哈尼蘑菇房所形成的完美和谐的人居环境，这背后却是哈尼先民崇拜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具有原始性的同时，也对我们现展给予了历史与现实的启示，只有对此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确认哈尼先民开沟引渠及木刻分水的科学价值。

关于哈尼族文化体系的发掘整理，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的记录，存在很大难度，这就涉及文化保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抢救。哈尼族文化虽然缺乏文字记录，却大量地存在于民间记忆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包括：哈尼族来源传说、哈尼梯田创始渊源的传说、稻种来源的传说、扎那阿玛教哈尼种陆稻的传说、哈赫吾星教哈尼开田种稻子的传说、扒烂稻根的诺姒姑娘的传说、天地人神的诞生的传说、天神俄玛生众神的传说、神和人的家谱来历传说、三个世界的来历传说、红河姑娘和藤条江伙子的传说、云海的传说、塔婆取种的传说、木雀舞来历的传说、哈尼蘑菇房的来源传说、哈尼族口碑文化来源及传说、哈尼族各种节日及祭祀礼仪的来源及传说：包括祭寨神（昂玛突、长街宴）、六月节（扎扎）、新米节（合什扎）、十月年（扎勒特）、祭水神、哈尼族服饰来源及传说、东观音山和西观音山的神话传说、多依树名称来源的传说、岩子脚的传说、骏马梯田的神话传说、飞马奔东的传说、天蛇南游的故事、通往天堂阶梯的传说、蟒蛇穿两河的传说、螺蛳田的传说、靛塘梯田的传说、神仙开出神田的传说、土司衙门的传说、土司白兆雄的传说、土司白日新的传说、多沙阿波的传说、多沙阿波攻打大伍寨的传说、多沙阿波攻打新街的传说、多沙阿多骑白色飞马上天的传说、猛品神石的传说、猛品喝岩头水和不喝岩头水人的传说、公鸡帽的传说、哈尼族长摆衣服饰的传说、阿吾寨村“咪嘎豪”的传说、猛品村彝族、哈尼族“昂玛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故事，此外还有一些现代的传说，如洁具南抗日游击四支队的传说、四支队妇女自救队长施氏的传说，等等。

这些传说以口承的形式大量存在于民间记忆中，而口承恰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作为文化抢救，需要我们去整理发掘，并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它们保存下来。

此外，围绕哈尼梯田的耕作，一些农耕仪式也是需要整理保护的，如播种庄稼（翁康赔）仪式、祭献秧田仪式、拔秧仪式、开秧门仪式、休息（苗昂纳，也称仰阿纳）仪式、祭田坝神或祭梯田增产神（等罗胡）仪式、招谷魂（康拉枯）仪式、祭谷仓神（吉脚索）仪式、祭梯田龙潭（等玛欧宗索）仪式、祭梯田入水口神（欧嘿索）仪式，等等。这些仪式同哈尼梯田有着直接的文化关系。

哈尼梯田是以族称命名的世界遗产，对它进行项目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梯田作为物质文化遗产，是哈尼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全面展示哈尼族文化的平台，一旦抽去其中的非物质文化内涵，只具有自身的物质属性，那它不过是一个人造景观而已，其自身的价值也会因此而大大地削减。

同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依赖梯田千百年来形成的哈尼族自然村寨，是哈尼族文化得以延存的空间。项目的开发会带动城镇化建设，也会促进城镇化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民族文化的传承特点，即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以村寨为单位所构成的一个族群内部文化系统，这种自然村寨一旦解体，族群也随之解体，族群内部的文化传承系统被打破，文化也就随之解构。

桥头堡战略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沿边开放，可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就产生了。在现代城镇化建设的推力下，城镇文化对民族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各沿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文化信息的交流过程中，民族文化迅速被同化，一些遗存，不过是形式而已，而不再是他们精神或者生活上的依赖。这一问题直接涉及了文化系统内部的安全。

由此，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文化资源与文化责任之间的关系。很多情况下我们思考问题更多的是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似乎安全战略是一种保守的态度。但是，当我们想到资源的经济效益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文化安全的问题，特别是民族文化。许多民族问题往往是由文化问题引起，最后演变为政治问题，而民族文化中的宗教背景，又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础，并对族群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所以，这种文化责任关系到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而民族文化的安全又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特别是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或者说，民族文化的开发，是文化责任态度下的开发，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的获取，只有保证文化创造者的利益，使他们创造的文化成为他们的生存之本，同时不打破他们的文化传承空间，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族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由不同的族群构成，每个族群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形成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并共同编织成人类的文化记忆。人类也是在审视这些文化记忆的时候，寻找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足迹。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族群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构成元素，并以文化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当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一些文化保存了下来，一些文化消亡了，但是，绝对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推理，那些消亡了的文化就没有价值，在它们的尸骸上，同样打上了人类文化深深的烙印。

在考察中我们可喜地看到，红河州委州政府在《红河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对照《保护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村庄居民保护管理办法》和《红河哈尼族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和环境治理导则》，开展了《哈尼族口传文化译注全集》（100卷）的编译工作，遗产核心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完善，才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有一万二千余游客前来观光，比春节多了四千，正在成为新的旅游热点。

但是在座谈中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由于企业的进入，村民与企业和政府在开发中所产生出来的矛盾焦点是利益分配，必须在保护性利用的起点上解决问题。哈尼梯田是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是人与自然的活态融合，这一问题不能够有效解决，必将导致生态文明和文明生态的同时解构。

今天的人类既然已经知道了文化的价值，就应该肩负起身上的文化责任，保护好现有的文化，这一目的决定了手段的选择，而手段永远是为目的服务的。这一点明确了，就会让我们少犯一些错误，这无论是对于文化，还是对于社会，都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将文化的民间记忆送入人类文化记忆当中去，在证明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让人类文明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