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递或仪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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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曾说“我们在描述中可以把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他这样说实际上是将“传播”分为了传递观(a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a ritual view 0f communication)两个类别。在西方，这一理论早已不胫而走；在我国，虽然不少人对此已不再陌生，但总体上仍处于“新鲜事物”的阶段，至今引发着不少学习和讨论的文章。
毋庸置疑，凯瑞理论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其思想的精辟、独到和深刻，它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与新方向，因而，对其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是十分必要的。而詹姆斯・凯瑞阐述这一思想的代表作就是《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一书。该书已有中文译本，由丁未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传播：信息传递与仪式共享
研究传播的“仪式观”之思想，从传播的“传递观”切入似乎并无不妥。
什么是“传递观”?凯瑞有如下论述：“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两者都可以用‘传播’这个名词来描述，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传播的这一概念源自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希望增进讯息在空间翱翔时的速度与效率。”凯瑞继续论证道：“在我们思想的最深处，对传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那么，“仪式观”又是指什么呢?凯瑞讲得浅显易懂：“传播的‘仪式观’虽然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相对淡薄，但它是一种更为古老的观点……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沟通’(communication)在古代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新闻：从“永恒”到“流变”
以新闻为例，在传递观看来，新闻就是把一些信息像搬运物质实体一样从甲地搬运到乙地。甲地是信息产生的源泉，或者至少是信息的地：乙地则是信息的归宿地。
但从仪式观视角来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乙地的人们阅读报纸新闻时，更多地不是将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与甲地人共同参加了同一次弥撒仪式。在那种场合下，虽然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却得到了描述和强化。
究竟什么叫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呢?笔者认为，就是指，阅读新闻强化了人们对于新奇、变异、偶然、反常的关注。现代新闻的成型一般被认为是在17、18世纪。在此之前，人们阅读最多的恐怕是英雄传奇和史诗。通常，传奇、史诗被称为“经典”。什么是经典?简单地说，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间、不会被人轻易遗忘的东西就是经典。那么，什么东西能超越时间?显然，只有那些一般的、恒常的规律，才能够不受时间约束而长久存在。因而，阅读传奇、史诗，就会在无形中加强人们对于永恒、必然的关注。这种关注的状态，其实就是“古典主义原则下的生活状态”。用亚里士多德那句最有名的话说：“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重大，因为诗所陈述的事具有普遍性，而历史则陈述特殊的事。”显而易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偶然情况是不重要的，必然规律才是重要的。柏拉图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曾表示：“灵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它不再迷迷惘惘地乱跑，它安定不变了，和不变的交融在一起，自己也不变了。灵魂的这种状态就叫智慧。”
回到新闻上来，仪式观的意思恰恰是，人们阅读新闻，而不再阅读传奇与史诗，其意义绝不在于多知道了几条新讯息，而在于：人们从此放弃了对于永恒、必然、普遍的关注，转而更关注偶然、变化、特殊的情况。固然，新闻消息有传递的过程，这一过程有着需要人们研究的各种规律。这正是传递观研究的核心。而这一过程的更深层面，却是对人们生活和思想状态的根本改变。我们可以说，从哲学层面上讲，人们的生活状态开始从“古典主义原则下的生活状态”转向“现代性原则下的生活状态”了。所谓现代性原则，虽然难以用几句简单的话语说清楚，但简言之，恐怕就是指对流变的关注。现代新闻的成型与繁荣恰恰是对现代性的最佳注解，它打破了人们思想的固有状态，使全世界都处在流变与人们不断适应流变的过程之中。
永恒与流变，一直是哲学领域里的热点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肯定流变的，就是所谓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否定流变的，就是所谓的阿波罗(日神)精神。为詹姆斯・凯瑞所推崇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其名著《哲学的改造》中也大篇幅地论述了永恒与流变的问题。杜威甚至认为，就整个世界发展的新思路而言，最首要的就是“兴趣从永久普遍的事物向着变化和特殊的具体的事物的转移”。杜威的至理名言正是：“所谓个人的自由就是发展，就是在必须变时立刻就变。”
无论哲学家们怎样论述与阐释，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大致理解仪式观的意思了。新闻，作为一种仪式，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这个调子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关注那些新奇、变异、偶然、反常的东西。对此，凯瑞精辟地总结道：“新闻是历史性的现实，它是一种由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发明的文化形式――主要由18世纪的中产阶级发明。像所有被发明的文化形式一样，新闻形成并反映了一种特有的‘对经验的渴望’；一种废弃史诗、英雄与传统，偏爱独特、原创、新奇和新鲜――即‘新闻’的愿望。这一‘渴求’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就根植在不断变化的风格和中产阶级的命运中。”
学术：起点决定终点
凯瑞在经过了一系列论述后认为，仪式观才是传播的起源与传播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当然，在凯瑞看来，传播的传递观也并非错误，只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够全面罢了。加之，传递观一直占据着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在中国也莫不如此。所以，在目前，着重对传播的仪式观进行更多的思考与研究，对促进传播学的发展，对探讨与揭示传播(包括新闻)的起源、实质等问题，意义将十分重大。
从凯瑞关于“仪式观”的论述中，我们不仅仅是获得了一种新观点、一种具体的新知识，而是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学术精神――对习焉不察的生活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与反思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凯瑞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例如，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他在开篇几页就尖锐指出：“在第一修正案中……集会、言论、出版被不恰当地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凯瑞敏锐地发觉，集会、言论、出版这几样事物其实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或微妙或巨大的差异。美国第一修正案把这些事物并列放在一起，实际上是混淆了有关传播的某些定义与观念。我们都清楚，集会一般靠口语传播，而出版则靠书面语传播。在凯瑞看来，二者的区别不啻天壤。因为，“没有口语文化，人们容易成为知识专家的牺牲品，这些专家替我们了解知识并把知识传授给我们，但那些知识与我们的真实经验以及生活中的基本事务之间，很难产生关联”。在凯瑞的理论中，依靠口语的传播与依靠书面语的传播，其形式与内容迥异，不可一概而论。
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有时会给人“钻牛角尖”的感觉。不过，正如凯瑞所言，学术上的事情往往起点决定终点。本着负责、细致、敏锐、批判的态度去面对学术问题，始终把注意力放到传播的研究对象上去，而不是放在对研究对象外在而武断的陈述上，这或许应该是传播学研究者恪守的研究方法箴铭。至于传播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凯瑞则用一句话做结：“通过领会他人在说些什么以扩大人类的交流。”斯诚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