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考试背后更高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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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飞，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甘肃省教育科研专家。出版专著《作家的故事》《在教育中美化生命》《中国传统经典名联赏析》《中学生必读的宋人故事》《悠远的思情》《沉思的砂》等；曾参与《趣情理作文》《听名师讲课》等数十种教辅资料的编写工作；在各级报刊、杂谈及文学作品五百余篇。

一、何为教育的“第一等事”

明代大儒王阳明十一二岁的时候在京师上学。有一次在书馆里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回答：“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王阳明当即反驳：“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

尽管当时的王阳明还不知如何实现成为圣贤这一目标，但从“何谓第一等事”的探问上，表明少年王阳明已经开始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一重大问题了，而此后的学习、游历、思索、实践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早年为自己设定的崇高志向，成为他的人生航标。

1.志向的砥柱作用

一个有着远大而坚定志向的人，势必果敢坚韧，他“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任何打击都消除不了他的意志。所以，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他所有的阅读、思考和实践都围绕着这一目的，自然显得“惟精惟一”，心凝气定，专心致志，没有旁骛。那些琐屑的痛苦，浅薄的欲望，低俗的享受，杂乱的嘈音，无聊的喧嚷，不会在他沉静的内心掀起一丝微澜。志向高远，也就超越了现实的尘嚣，也就能守得一方自然明净的灵台。这样的人，真如庄子所说的“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了。

正因为守着做圣贤的理想，所以在面对任何困窘、危难、不幸的时候，王阳明便具备了意志的坚定和精神的纯粹。他虽然对自己的命运也有过悲叹，但更多的是愈挫愈勇的昂扬情态。王阳明在担任兵部主事期间，因反对宦官刘瑾弄权，于1506年被廷杖四十并贬到贵州龙场。在前往龙场的途中，历尽波折，才逃脱锦衣卫的追杀。来到龙场后，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并在那里悟道。他的弟子说：“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仕途的磨难，艰险的环境，叵测的厄运，反而成就了王阳明，这要归结于他持之以恒的志向所带来的泰然和从容。《中庸》里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有了崇高的志向，便有了凝宁的内心，生活贫富、地位高低、环境优劣、遭遇穷通，都改变不了大英雄、大志士的本色。

2.志向的动机作用

有了志向，才会使人产生实现的动力，才会使人将坎坷视作考验，才会使人产生对前辈先贤的质疑，通过躬行的实践，拥有思与行、想与做的实干精神。对此，王阳明曾说：“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唯其如此，他才开天辟地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而这种精神，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所亟需的精神。

其实，越是高远的、宏大的、能够支撑一个人成就伟大事业的志向，越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王阳明年少的时候就想做圣贤，但什么才是圣贤，怎样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他并不清楚。于是，就有了不解，有了焦灼，有了痛苦，也有了追索，有了支柱，有了决心。所有的追求都围绕着这个崇高的目标展开，那么每一步就等于向它的靠拢。而这每一步，才是眼看得见、手摸得着、心触得到的具体的行动。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抽象与具象的结合。

二、教育之症结不在考试

1.考试与理想不冲突

前人谈读书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志向，都带着一定的模糊性。而到底如何修身，如何格物，如何致知，如何穷理，则相伴着许多具体的规范和做法。对于这样的读书目标而言，参加科举考试，只不过是其中通向“立德、立功、立言”的一条途径而已。所以，后来的王阳明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而且一考就是好几次，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摸索攀登成为圣贤的大道。我们今天谈读书的理想，要为全人类谋福祉，要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甚至哪怕是要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也仍然带有类似的性质。而踏踏实实地学习，提升自己的道德和学养，却又是相对比较具体的。考试与理想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2.是志向而非考试出了问题

我们今天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实所有的问题，不是出在考试上，而是因为让考试统治一切而造成了志向的沦落。

当志向不明确或志向过于低俗具体的时候，也就把一个人拉向沉沦的泥淖了。没有了远大的志向，目前所做的事，就没有了一个确实的旨归，就等于没有目标的漫游，精神很容易走向颓靡，意志很容易走向萎缩。这样来看，外界的喧嚣很容易使人转移注意力，遇到困难很容易让人畏葸不前，就像浮萍一样漂泊无根难以找到一个落脚点。最近一段的学习，是为了最近一次的考试；这一年的学习，是为了年终那次考试；所有的考试都通向最后的那次考试。如此，为了考试的学习，消靡着人的精神，迟钝着人的神经，麻木着人的意志，消磨着人的精力。而“学习只是为了考试”，成为很多受教育者的共识。问题在于，考试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当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当一个目标浅近得引人要过一种动物性的生活时，当这种目标把一个人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打消时，生存的意义也就成为不用在乎、不用考虑的话题，教育又如何不堕落呢？

3.无崇高志向则有大患

北宋理学家程颐在《河南程氏外书》中谈到考试时这样说：“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考试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考试对于一个人高远志向的实现并没有什么妨碍，令人担心的事在于视考试为最终的、唯一的实现世俗幸福的目标而消磨了原本高尚的志向。“已有的还必再有，已行的还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曾有过抛弃了崇高理想的读书人，成为了国家的蠹虫，成为了百姓的祸害，成为了民族的罪人。其中也有没“坏”到这种程度的，但却变得自私自利，唯我独尊，花天酒地，明哲保身，缺乏担当精神。而到了今天，没有崇高目标引领的人，甚至做出了视自己的生命为微贱而抛之不顾、视他人的生命为草芥而随意践踏的事情，叫人情何以堪呢？

志向说到底，本来是很个人的事情。但当整个受教育者群体的志向都沦丧后，最后会给社会、国家、民族的现实和未来带来无尽的忧患。考试统治一个人的身心之后，学习的目的就只围绕这一中心而存在。那么，学习就成为一种直接的获取现实利益的手段。也唯有靠这个手段才能通向目标，那么，那些能够坚持的，自然是孜孜以求，不懈努力；而那些不能坚持的，则简单地被遗弃。

当一个学生通过努力迈过最后的考试之后，没有高远志向支撑，就很容易走向放弃和堕落，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学里出现风气和精神的堕落。当一个人通过一系列的考试而走向社会，当多年的拼搏不能为自己带来向往已久的现实利益时，那么，工作就可以怠惰，生活就可以放荡，手段就可以扭曲，人格就可以抛弃，这都是可以想见而且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没有了崇高的志向作为支撑，心灵的丰盈自然可以不要，面临挫折时轻易可以放弃，事事以自我为中心而不顾及他人和大局。唐代就曾因为一味注重科举考试，最终落得晚唐文人轻薄，整个社会风气颓败，以至造成五代的黑暗局面，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痛惜不已。现代教育应引以为戒。

三、重塑教育的更高理想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有志于学，并不是视学为最终目标，而是将学习当作是一条通往大道的必备手段。每一步的前行，每一点的收获，都是向着这条大道的掘进。如此，才有“乐以忘忧”的境界。不然，学习本来就是一种艰苦枯燥的事情，为了学习的学习，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今天，我们所有的教师，都要反思自己是否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做着违背真正的教育理想的事：是否努力地把学生学习的目标狭隘起来，功利起来，框定起来；学生不知道学习的目标，那么我当老师的就告诉他“是为了考试”；学生不能坚持学习，那么我就告诉他“不能通过考试你将一无所有”；是否作为教师，自己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考试这一单一目标展开，即使有活动，有德育，也是建立在为了应对考试的基础之上；是否让自己的学生，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为了考试而学习，就为了成绩而学习，除此而外，其他都不存在……考量程颐的话，如果考试成为一个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志向也就被劫夺了。

王阳明最终成为了一代大儒，不但是思想家，而且是军事家、教育家，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鲜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毕竟少之又少。但要培养出一大批有担当意识、有责任意识、目光远大、心胸广阔的民族精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的；能让国民整体精神高尚、气质优雅、尽职尽责、有所追求，也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的。一个国家的强盛，最终靠的还是国民。否则，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形势之下，国家的局势就变得危险起来；而没有了整体素养较高的国民，国内形势也将不堪设想。而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以高而远的志向为导向，也应成为教育的更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