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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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2日，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在沈阳闭幕，东道主辽宁省只拿到56块金牌，比冠军山东少了9枚。这意味着“东道主定律”凡举办全运会的省份，将获得该届全运会最多金牌首次失效。

从1997年的上海八运会开始，全运会的金牌冠军无一例外被东道主夺得。对此最经典的注脚也许是：1997年八运会的水球半决赛，东道主上海队多次严重犯规，但裁判视而不见，广东队最后输掉比赛。据《东南快报》报道，作为下一届九运会的承办方，随队观战的广东女副省长含泪说：“四年后广东见！”四年后，广东获得第一，上海跌至第四，比广东少了40块金牌。

从1959年开始，全运会一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轮流举办，并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全额拨款。自从广东六运会的市场化办赛模式成功后，各地方政府蠢蠢欲动。迫于压力，国务院于2000年12月公函，取消了由京沪粤轮流举办的限制，采用申办的形式确定举办地，明确规定经费由各地方自筹。

这笔费用不低。仅场馆建设和举办经费，广东九运会投入43亿，江苏十运会超过1000亿，到上届山东十一运，累积投入至少2000亿。当然，地方也在获益。据《济南时报》报道，山东举办十一运时，2007至2009年投入总共大约为1000亿元，大致可以创造1722亿元GDP ，提高山东第三产业增速0.5个百分点。

事实上，除了争取东道主的地位，各地方体育局都在争哪怕0.5枚全运会金牌。是的，金牌可能出现半块，比如交流选手所得的奖牌和积分，其代表单位与原注册单位各获一半。

各地方体育局并不直接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全运会的成绩被纳入各地方政绩，与领导干部的升迁评价直接挂钩。不久前，某省体育局局长被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原因是该省在全运赛场上斩获太少。

在这种背景下，全运会几乎是各地方最重要的运动赛事，金牌的追逐成了地方体育局与运动员的名利场。

比如球员一直在国家队出征国际比赛，但全运会前，省队会要求球员“一定不能受伤”，甚至出现运动员“消极怠赛”。中国队2013年8月在菲律宾进行的男篮亚锦赛最终只名列第五，创造国家队征战亚锦赛以来的历史最差战绩。

乱象还直接出现在赛场上。本届全运会，在女子马拉松游泳比赛中，两名选手发生肢体冲突，相互打斗；摔跤比赛中，一名选手被另一省选手咬伤；最令人惊讶的镜头出现在女子橄榄球决赛赛场，北京队队员指责裁判判罚不公，站在场内消极比赛，导致71：0的悬殊比分。

当然，能“买”到的不仅是裁判，还有其他省份的优秀运动员。从1997年全运会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允许各省市体育局之间进行运动员交流，交流成为各地争金夺银的捷径，甚至出现了明码标价。―些渴望金牌的西部代表团，会将取得金牌的价格提高到50万元。而据《篮球先锋报》报道，为了迎战本届全运会，辽宁不惜花费数百万邀请球星巴特尔加盟辽宁男篮，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内蒙古人。

相比“挖角”，更深远的操作是地方与地方的合作。

2013年9月5日辽宁与上海的男足小组赛，两队打成了2∶2携手出线，场面默契得连现场的辽宁球迷都忍无可忍，全场大呼假球。如此合作的结果是，同在一个小组的四川队无论输赢，只能出局。

另外，因为队的队员都有其籍贯的注册省队，为了协调这种情况，全运会规定当队队员获得金牌后，队和他们的省队都会有一枚金牌入账，于是出现了十运会上著名的“孙福明假摔”事件。

在当时的女子无差别级柔道决赛中，开赛不到30秒，和对手甚至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孙福明就在教练刘永福的示意下，主动倒下。

不过，这届全运会与以往也有不同。它是近30年来首次在白天举办开幕式的全运会，这样可以省掉燃放烟花的环节，只使用体育场原有场灯和少量转播补光灯具。

变化的源头是2012年12月4日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这次的文艺演出也取消了，不请明星，歌都由辽宁歌手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唱，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征表示：“这样可以少花经费。”

不过，八项规定出台时，本届全运会已经开始筹办，主办方只能在已经投入的基础上再强行压缩规模，号称压缩了原预算的78%。

效果很显著。在每人每天180元的伙食标准下，国乒名将邱贻可在微博上抱怨“肉太少，吃不饱”。国家网球男队队员柏衍则说：“每天吃饭喂兔子，谁能吃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