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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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得到了通常只有体育或电影明星才能得到的外界关注，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的独奏会，好评如潮。我那时才十三岁。
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刊登在报纸上。我终于成为了音乐学院的王子。过了几个星期，父亲对赵教授说：“该是让郎朗学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时候了。”
赵教授说：“不行，他还没到时候。他只会弹成四不像。他还得等等。音乐学院里有一套体系，我们必须按规矩来走。”
父亲说：“也许以前是，但将来不会了。我知道有一位希腊的天才琴童，十三岁在卡内基大厅首次演出弹的就是‘拉三’。如果他能弹，郎朗也能弹。而且，殷承宗已经邀请我们去纽约了。”
“我不准他去。郎朗是我的学生，不是殷承宗的学生。”
“教授，郎朗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
我对纽约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它的节奏让我兴奋不已。拥挤在一起的摩天大楼似乎彼此在竞争着，街上的行人也一样。所以我立刻就被这个充满竞争的城市迷宫吸引住了。
卡内基大厅的门碰巧是开着的，我于是溜了进去。有人在大厅里吸尘，但他没理会我。我找到音乐厅的位置，走了进去。我的心怦怦直跳，脑袋里想着曾经在这儿演出过的音乐家们。在那一刻，我梦想着有一天我能在这个神圣的舞台上开一场独奏音乐会。
请让我梦想成真吧，我祈祷。
稍后，我回到了斯坦威音乐厅。殷承宗老师邀请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教育界人士来听我在美国的第一场音乐会。他向来宾介绍说，我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的明星。我突然担心起来，怕眼前公正无私的听众和殷老师的看法相悖。但我一坐下来开始演奏，我的畏惧就烟消云散了。音乐又一次发挥了它的魔力。
殷承宗老师说，几乎每一位听众都对我的演奏给予高度评价。他告诉父亲说：“不久，我们就会收到几家不同学校发出的带奖学金的入学邀请。郎朗就能留在美国，找到经纪人，开始他的钢琴家的生涯。”
在此之前，我就拿到了一份供我参加一个音乐夏令营的奖学金。夏令营设在波士顿以西二十几英里的一个叫胡桃小丘的学校，殷承宗老师就在那儿执教。夏令营不仅提供音乐教学，还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学会了游泳，我喜欢在水中游弋的滋味，让我找到了自由的感觉。打网球是另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发现。
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参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我爱上了莫奈，也喜欢提香、伦勃朗、雷诺阿和凡•高的名作。它们让时光倒流，让我理解了艺术的本质，艺术所包容的狂野激情和灿烂之美。
不久，我接到了一份从中国来的电报。
1996年九月六日，我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首演音乐会上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合唱幻想曲，当时我年仅十四岁。我演出时的那份泰然自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演出结束后，主席亲切地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你为国家争了光。”
柯蒂斯
在日本的柴可夫斯基比赛获奖后，我拿到了日本JVC胜利唱片公司的一份录音合同。在灌制我的第一张唱片时，我认识了一位女士，她有一位姓叶的朋友是乐团指挥，认识加里•格拉夫曼。格拉夫曼不仅是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还是美国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格拉夫曼先生希望叶先生马上找到我，他想要我尽快到柯蒂斯去面试。
父亲给我打保票：“你曾经面对过比这大得多的挑战。相信我，你一定会把柯蒂斯学院给镇住。”
我们那时仍然很拮据，要买两张飞美国的双程机票，我们还得向亲友们开口借钱。
位于费城中心城区的里顿豪斯广场是费城历史最悠久的街区，广场边上几幢醒目的大厦就是柯蒂斯学院的校舍。
格拉夫曼先生是我见到的最和善的人中的一位。他用中文向父亲和我问好。他精通中国文化，他对中国历史知道得比我还多，一下子就打消了我不安的情绪。
在我弹琴的时候，我能感到他不是在评判我，而是在欣赏我的演奏。
他说：“明天来听你演奏的人一定会对你留下深刻印象。”
我注意到他用的词是“听”，而不是“评判”。
考场里坐着格拉夫曼、塞尔金、弗莱谢尔、弗兰克、李普金，他们是我见识过的最卓越的考官，但是我并不害怕。我刻苦练琴这么长时间，如今有机会为这些杰出的音乐家演奏他们最喜欢的音乐，我感到兴奋不已。
两小时后，格拉夫曼先生对我说：“你弹得太棒了。你是所有考生中最优秀的。”他告诉我说，学校会为我提供全额奖学金、生活费，还有一套公寓，客厅里甚至还配有一架斯坦威大钢琴。
我把他的话告诉父亲，父亲不敢置信。他问道：“你肯定以你的英语水平能把他的话全听清楚？”
“他用中文告诉我的。”
“那再重复一遍，我简直不敢相信。”
父亲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呼吸变得困难。他挨着床坐下来，缓一缓劲。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呼吸急促是因为听到我的好消息后情绪太激动。第二天我们搭飞机回国，飞到半路，他开始喘不过气来，这时我们才明白他是真的生病了。我很紧张，通知了乘务员，乘务员又通知了北京机场。我们一下飞机，就有一辆救护车等着我们。医生给父亲拍了Ｘ光片，在他的喉咙里发现了两块大肿瘤。
我不想离开父亲。我无法想像没有他，生活会是怎样。虽然他曾给我带来不小的伤痛，虽然他管教我的方式太过严厉，太过暴躁，我知道我非常需要他，我也知道他有多想到美国去，帮助我实现我们的梦想。从小到大头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爱他。他一定不能死。
幸运的是，父亲的肿瘤不是恶性的，可以切除而不会引发并发症。
为了和我沟通，他把他想说的话在小纸片上写下来。一天下午，我们讨论在中国最后几个月的安排。他写道：“我们得轰轰烈烈地干件大事。”
我大声问：“我们该怎么做呢？”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写下四个字：
“告别巡演。”
我充满竞争的生活很疯狂，守在我身边，一边斥责我一边安慰我的父亲更疯狂，而我也挺了过来。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家在很多层面上是分裂的，但我们同时又很团结。此刻，我正逐步从音乐学习走向职业的音乐生涯，血缘和对我事业的满腔热忱把我们三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告别巡演在北京开始，在沈阳结束，中间我们去了西安、上海、大连、长春和哈尔滨。有一首人们熟知的歌叫《我的祖国》。以前我从没能表达歌里唱出的情感。我不理解歌曲背后的内涵，然而在我演奏《我的祖国》的时候，那份兴奋感离我渐行渐远。我将要离开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当歌曲以平白简单的方式说出再见的时候，泪水盈满了我的双眼。
飞机滑过跑道，腾空而起，穿透满天的云朵。这将是我第三次到美国，但这一次和上两次不同。这一次我将要开始我的留学生涯。
柯蒂斯支付了一切费用：学费、加里•格拉夫曼的单独授课费、书本费、生活费，还有英语家教费。我感到自己仿佛不小心踏进了好莱坞的电影布景。我们搭电梯到了七楼，穿过走廊，打开了公寓大门。一室一厅的公寓里一尘不染。公寓里有中央空调，有我们自己的浴室。最让我惊讶的是客厅里的一架七尺长的斯坦威B型钢琴。
格拉夫曼先生和他可爱的妻子内奥米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经常邀请父亲和我共进晚餐，帮我请了私人英语家教。按照柯蒂斯的规章，我进了一家公立高中，学习音乐以外的课程。上美国高中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冲击”。尽管英文还很糟糕，我一头扎进了嘻哈的街头语言和文化世界。
我对父亲说：“美国太轻松了。课外作业很容易，就这样还有一半学生不做作业。”
父亲回斥说：“别动那些歪脑筋。我还是你爸，管事的还是我。开心一点是可以，但别太开心了。你还是得听我管。”
加里•格拉夫曼
加里•格拉夫曼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是不容置疑的。他对我的祖国的了解不比我遇到的任何人浅薄。在许多漫长的夜晚，我上课结束之后，他会跟我聊中国的事，让我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新的理解。一天晚上，格拉夫曼先生对我说：“我坚信，你不应该再参加比赛了。”
我惊呆了，就好像他跟我说，我应该停止呼吸，停止生活。
“比赛带给你一种特别的态度。它们把你的精力从弹琴的过程转移到获奖上。郎朗，在我看来，学习音乐不仅仅是获奖。你必须要强调过程。”
如今我当然理解格拉夫曼先生的一番话，但在当时要把握他话中的深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是为比赛做准备的。如果我不再为比赛做准备，那我到哪儿去找寻动力呢？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父亲说：“你一定没听懂他说的话。他当然希望你参加新的比赛，获得新的胜利。否则你的事业怎么能起飞呢？”
又到了格拉夫曼先生给我单独授课的时候了，这一次父亲坚持要和我一起去。
我说：“我父亲有些不明白您为什么坚持不要我再参加比赛。”
格拉夫曼先生认为没有节制的竞争只会制造紧张气氛，干扰音乐的精神。学生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讨好评委上，而不是放在理解音乐上。
“郎朗，如果你不仅仅是一门心思要当第一名，你会碰上很多好事的。把心思放在音乐上，而不要去想音乐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成就。如果你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转折，你的演奏质量就会提高。”
我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新鲜事物。费城丰富的街头文化扎根于过去的摇滚乐和现在的说唱乐。
我和女孩子们的关系在向前发展。我遇到过让我迷恋的女孩，也有过约会。也许是因为在柯蒂斯人们都知道我曾在国际比赛上获过奖，甚至有几位女孩子对我表示爱慕。和女孩子相处是让人很开心的消遣，但当我约会的时候，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去看电影，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老师格拉夫曼先生写的自传和它有讽刺意味的书名：《我真该练琴了》。
“你真该练琴了”是父亲一成不变的符咒。他越是感到我渐渐适应了美国的文化和态度，他就变得越严厉，这次我练的曲子是十九世纪俄国作曲家巴拉基列夫难度极高的《伊斯拉美》。他的作品让我感到我需要多出一双手才够用。但我对这样的挑战向来是来者不拒的。父亲到的时候，我已经从头到尾弹了三遍了，而且还弹得不错。
父亲说：“再弹一遍。”我又弹了一遍。
父亲坚持说：“再弹一遍。我听到了有几处错。”
他说对了。再弹一次也不为过。我又弹了一遍。
父亲吼道：“现在再弹十遍。”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巴拉基列夫超难的作品对演奏者要求极高，让我有些体力不支。我的手指也在发疼。
我对他说：“不！”
“郎朗，我叫你做你就做。再弹十遍！”
我尖叫道：“甭想！”
父亲发出指令：“现在就开始，重头来过。”
我的朋友们看看他，又看看我，好奇地观望着这一戏剧化的场面。
我感到很尴尬，但可能身边的朋友同时又给我壮了胆。终于，我脱口而出：“暴君！疯子！不要你命令我！我希望你下地狱！”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是我从小到大都想说的话，如今终于说出来了，如今我在其他中国学生面前羞辱了父亲，如今我宣告了我的独立，他会怎么反应呢？他会不会跑到钢琴边上，抽我一嘴巴？他会不会脱下鞋，敲我的脑袋？他会不会像我诅咒他那样诅咒我？
他盯着我的眼睛看，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表情，充满了失意和落魄。
他说：“我走了。我要回国。”
一小时后，我的朋友和我回到公寓，发现他已经走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起先我很高兴。谢天谢地。这正是我想要的，不是吗？从父亲的掌控之中挣脱出来？但为什么有一股悔意在我肚子里翻腾？为什么我突然焦虑不安起来？为什么我和我的中国朋友们爬进出租车，赶到机场，想要说服他别走？
事实是我不想独自一人生活。我和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一想到再不和他住在一起，我感到惊恐万分。
我们在机场找到他时，他正排队买回国的机票。
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走。”
“你要我下地狱。你当着你朋友的面，你要我下地狱。”
“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
“真心的？”
“真心的。”
“那么说你想要我留下来？”
“是，我想要你留下来。”
于是他留了下来，因为只要听到那句话，他就别无所求了。
大师艾森巴赫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学校的功课循序渐进，我的英文有了提高。我的琴练得更勤了。格拉夫曼先生给我上的课让我渐入佳境，让我的钢琴演奏平添了一份情感深沉的诗意。我的心无时不在思念母亲。
一天晚上，电话响了。
电话另一端是个女人的声音：“你不认识我，但我是拉维尼亚艺术节的工作人员。我跟艾森巴赫大师提到了你。他说如果你到拉维尼亚来，他愿意给你二十分钟的演奏时间。当然他非常忙，但如果他喜欢你的演奏，也许明年秋天或冬天我们能为你安排演出。你愿意吗？”
很快，父亲和我就高高地飞翔在密歇根湖的上空，到达独奏厅的时候，我饿坏了，从厨房里抓起一块火鸡三明治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然后就开始在舞台上热身。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看到眼前站着一个男人。他留一个彻底的光头，双腿稍微叉开，双臂合抱在腰际，站在那儿的姿势给人一种威胁感。我认出他就是艾森巴赫大师。
我站起身来，说：“大师，我想对您说，我对您的指挥和钢琴演奏都特别的敬仰。”我紧张得话也说不清楚。跟像艾森巴赫这样的人你该如何说话呢？
“谢谢你。让我们先从传统的开始。先弹海顿吧。”
我弹了海顿的Ｅ大调奏鸣曲。我觉得自己弹得完美无缺。
大师评论说：“好。现在弹勃拉姆斯。”
“我准备了间奏曲，得花二十分钟才能弹完。大师，您有时间吗？”
“有，我有时间。我想听你弹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也弹得不错。
大师问道：“还有什么？”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奏鸣曲。”
“啊，浪漫主义的曲子。请弹吧。”
我弹的时候把身体里每一个浪漫主义的细胞都调动了起来。弹完后，本来是二十分钟的演奏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接着是斯克里亚宾、莫扎特、贝多芬。
等我弹完后，大师说：“上帝啊！我完全忘记了时间。我在这儿待了差不多两小时，错过了排练！”他请我再等上一会儿，他去请他们的执行总监一起来。大师和梅塔先生一起过来。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和芝加哥交响乐团首次登台演出时你会弹哪首？我们很快就会和你联系。”我们握了手，然后演奏就到此结束了。
我很得意。我刚才弹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简直是一场私人独奏会。在回费城的飞机上，父亲说：“到秋天，你就会在芝加哥开音乐会，你将会和五大交响乐团中的一家同台演出。”
那天晚上，我的梦很疯狂。电话叮呤呤响起，把我惊醒。我看了看钟，才刚早晨八点。经纪公司的人在电话上。
“安德烈•瓦兹原定今晚在拉维尼亚演出，但他发高烧，生病来不了了。他们需要一个替补。他们点名要你。”
我肯定我还是在继续做梦。
“郎朗，你还在电话上吗？你将要和芝加哥交响乐团同台演出。就在今晚。他们要你弹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你九十分钟之内就得到机场。你得马上起床，准备出发。现在就起来！”
我纵身一跃下了床，叫醒父亲，告诉他这个消息，然后兴奋得上蹦下跳。
这之后的二十四小时是我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二十四小时，这还是我第一次和一家一流的乐团同台演奏柴可夫斯基。大师惊叹不已地看着我，说：“你弹起来就好像我们排练这首曲子已经排练了好几个星期。”我也有同感，整个人都像是漂浮在空中。
到我上场的时候了。
听众们等待的是安德烈•瓦兹，但是走上台的却是我。主持人解释了瓦兹缺席的原因，但向听众保证，他们“将听到世上最美妙的声音”。他说演奏者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年仅十七岁的新秀，并对我做了热情洋溢的介绍。等到艾森巴赫大师和我走上舞台的时候，听众们和各国的记者都充满了好奇。
凭借着乐团的配合，我的演奏比我以前的任何一次都好。我知道这一次，我的梦不是梦，它是真的。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只有超常发挥才对得起这样的机会。大师、乐团和我浑然成为一体。我仿佛有分身术，一半飘出了体外，俯视着一串串的音乐透过我轻松自如地飘洒在台上，指挥自己的手指去做它们从没做过的事情。
当我弹完最后一个音符，场下一片寂静，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地动山摇的感觉。芝加哥评论家形容当时的场面像“电流的冲击”。三万观众同时起立。站在舞台上，我听到如雷贯耳的“Bravo！Bravo！”那是一生难忘的一刻。在我心里，我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