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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属于郎朗的奇迹
黄浦公园 。寒冬 。凌晨 。3点30分 。
在这个乌黑得不见手指缝的凛冽时分,一大队工程人员正穿梭黄浦江畔,赶时间搭一座凌空水榭台。郎朗为2008年奥运拍摄纪录片《郎朗的歌》。这天早晨打算在黄浦公园取一个日出景,这部类似纪传体的音乐专题片,分别在四川卧龙、云南玉龙雪山、北京故宫等名胜拍摄,而今天郎朗演奏钢琴的舞台,就架在黄浦江水中央。
5点半郎朗在父亲和经纪人的陪伴下走进公园,远远看到一个刺猬头挪过来,挺精神的样子。
但老人没打算给这个天才开点小后门什么的,郎朗刚一下车,雨点就开始从铅云里毫不留情地撒下来,导演早就策划好的一副太阳初升的黄金质感画面,眼看着就要泡汤。工人们七手八脚在音箱上盖塑料布,把电线搬走,忙成一堆。郎朗几个大步跑过去,冲着台上离钢琴最近的一个人喊:“把琴盖板盖上!”
那只不过是一台制作组从赞助商公司借来的钢琴,并不属于郎朗自己。但他已经对它存有了感情。
一个小时后,小雨奇迹般地停了。粘腻厚实的云层糊住了对面东方明珠的整个尖顶,和下面的建筑联成一体泛出股灰调子,太阳也绝没有露面,奇怪的是,舞台上光线很明亮,郎朗走入江水深入的高台,揭开琴盖,他头顶上一小块地方的翳云特别薄,挡不住初升太阳的光芒。
等郎朗拍完日出部分的镜头,整个画面已经镀上了导演梦寐以求的金色,云散天开,朗日高照。郎朗的父亲郎国任激动地对我说:“看,我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当初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
北京・为斯坦威而“中暑”
在郎朗的生命中,父亲郎国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儿子能走到现在境地,每个转折背后,都有父亲用尽全力的痕迹。郎朗9岁时,是父亲辞去沈阳的工作陪儿子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读书;儿子第一次出国比赛,指定名单中并没有郎朗,郎国任凑齐了路费就带着郎朗上路;在美国深造,父亲全程陪同……
但郎国任觉得,作为郎朗的父亲,他做得最成功只有两件事――为儿子挑中一个响亮又容易被记住的名字;还有送他去学钢琴。
“儿子的音乐天分在很小时候就显露出来。我记得那时电视里在放动画片《猫和老鼠》,他一边看,一边就能把整首主题歌弹出来。所以,我很坚定地送郎朗去学钢琴,我自己曾经在民乐方面钻研过,我知道,只有钢琴才能表达世界性的音乐,钢琴表达出来的大气很符合郎朗。”父亲说,后来那些成绩完全是郎朗自己争气。
父子俩从沈阳到北京,在丰台区的筒子楼里一住5年,“郎朗没有一天练琴少于8小时”。通常是爸爸听着琴声迷糊地盹过去,醒来时儿子连位置也没有挪过,日复一日从冬到夏。
郎朗的学校不富裕,全校只有一架斯坦威给学生公开练习。要去弹?可以,先领琴票。在那个粮票、油票规则指导着全民生活的年代,艺术也一样不能免俗,有关系的学生可以打招呼留下清晨和傍晚的练习琴票,而流落到郎朗手中,永远是大晌午头没人要的琴票。
北京到了7、8月里,日头最毒热,气温高达40摄氏度,阳光没头没脑地覆盖每个角落,就像个闷金色的隔热罩子,不透一点儿风,捂在里头所有的东西都火烫着。连河水都不例外。郎朗母亲周秀兰有一年夏天在北京休假,就顶替丈夫陪儿子去学校练琴。娘俩刚推开14楼琴房大门,一股馊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像是有人用力甩了个耳光过来。在这种天气里别说弹琴,就是呆着也心烦,恨不得一头睡死过去。但郎朗舍不得那架斯坦威,天再热,他照样坚持去练习。他对好钢琴的怜爱情结,从那时候就表露无疑。
郎朗心疼来之不易的练琴时间,妈妈周秀兰却心疼儿子。她变着法儿给琴房降温,关窗、隔热,用平时给儿子带水的塑料瓶,一瓶一瓶地从厕所打水,浇到水泥地上。郎朗丝毫不察觉,只是光着上身,穿一条游泳裤黏在琴凳上弹,弹到几乎要中暑了,才张开四肢趴到潮湿的地上吸点凉气儿,等清醒后再继续。好多年之后,周秀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由吐出句:唉呀妈呀!那个罪遭的……
埃特林根・懵懂着起步
1994年,中国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要在北京举行。郎国任直觉到,儿子的机会正在不远处招手,于是送他去参赛。尽管很多国内音乐老师都评论“郎朗有潜力”,但最终,他只得了个第五名。这个第五名不仅害郎朗失去了国际钢琴选拔赛的参赛资格,更因此差点让他错过到德国埃特林根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机会。类似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人选,必须要由文化部认定,如果郎朗在比赛中夺魁,说不定还有希望,可第5的排名显然不能进入文化部的视野,于是,郎朗的老师赵屏国询问郎国任,要不要自费出国参赛?郎国任一口答应。
2006年12月1日,郎朗作为嘉宾,来到德国埃特林根,参加第十届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举办十周年庆典音乐会。
生命好似兜了个圈,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勾起郎朗许多回忆:10年前,父亲借债5万元,把他送出国门参加第一个国际大赛就是埃特林根青少年钢琴赛,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郎国任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一个他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小城市,冥冥中似乎预知到了儿子会在这里拿到一个冠军,功成名就。
“埃特林根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比赛的地方,是我从不流泪的爸爸第一次哭泣的地方,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田园》,第一次走进教堂,第一次看到莱茵河的地方……。我能走到今天,那里是个重要的起点。”
“当天,我见到了上次比赛时招待过我们父子的老房东尼贝娅那夫妇,他们见到我和爸爸都激动得不得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经常都会想起这个地方,并一直从心里感激我的房东曾经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和无偿支持。另外,我还见到了那位在当年比赛时拦住我返场的人,说来好笑,当时我弹完所有比赛曲后,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尖叫,还以为我需要礼貌地返场再弹一首呢,幸好他拦住了我。呵呵,这真是有意思。”
费城・3小时全票入学
1997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二年级学生郎朗以退学的方式,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学生生涯。父亲带着郎朗飞往美国,去柯蒂斯音乐学院赶考,多次国际比赛获奖的经验让郎朗信心爆棚。而郎国任也仅仅在儿子德国得奖时暂时失控泪流满面,一旦跨过这个精神极限,他又是那个时时刻刻拨打算盘珠子的郎国任。
考试安排在3月7日,一大清早,父子俩就来到了柯蒂斯学校。考场里外都是人,郎国任进不了考场,只好坐在外边一把椅子上盯视一扇深棕色的大门。
郎朗后来这样描述这次考试:
“我考的那年,是历史上报考柯蒂斯人数最多的一年,我担心万一考不上怎么办。那几天压力太大,美国下雨,有一次往房东家走,走迷路了,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心情很不好。
“考试之前,那些选手都特兴奋,好像他们都有把握考上似的。一个在仙台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时见过的韩国人,这次见到我没吱声。第二轮他考上去后,才主动跟我套近乎。我记得第二轮张榜公布名单,我第一个弹。第一轮弹的是巴赫18条,考官们点贝多芬作品110的第一、第二乐章,还有肖邦练习曲2号。第二轮弹肖邦叙事曲、贝多芬作品110第三乐章。
“考试那会儿,我从小门溜出来,我爸在下边一个椅子上坐着。我告诉我爸:我要弹了。我爸说,肖邦要轻如风,贝多芬要深沉,像巴西足球与英格兰足球结合,要有王者风范,卫冕自己的荣誉。身板挺直,脸要笑点,别太绷……
“在点到贝多芬作品110时,我沉思了一会儿,我在想,一定要弹出临近死亡的滋味儿。贝多芬面对死亡心如刀绞,要让人心里难过,我弹完之后,有个老师站起来给我鼓掌,说太好了!”
考试结束3小时后,郎朗收到了院长格拉夫曼的电话,告诉他们郎朗已经以第一名的资格考上了,而且是全票通过,当天晚上郎朗就填好了入学表格,而其他学生3个月后才收到入学通知。
全世界・下一站在哪里?
这并不是当年发生的最幸运的事。1997年年底,郎朗在恩师格拉夫曼的推荐下签约著名音乐经纪公司IMG,由IMG的副总经理俄尔・布莱克本出任经纪人,3年总共200场演出的合同,为郎朗打开了美国和亚洲的知名度。20岁上,他成为第一届伯恩斯坦艺术成就大奖得主,也是第一个和柏林爱乐和美国五大乐团合作的中国钢琴家。这是许多同龄钢琴家想都不敢想的荣誉。
“很多音乐家都在尽其毕生的力量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家都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参加很多音乐会,在世界各地巡演,有时觉得真的很乏味,因为你总在路上奔波,大部分时间在飞机上度过!但是,当我坐在台上全神贯注地弹奏时――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成为一名音乐家真的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你可以忘记所有的事,只是弹琴,你只记得你喜欢做的事。”
从柯蒂斯到纽约到全世界闻名,这种三级跳待遇,郎朗说,在按资论辈的中国音乐圈几乎不可能实现。
在中国几百万琴童向他顶礼膜拜,广告商争相聘请他代言的时候,郎朗并没有做出一副虚伪的清高面孔,他很清楚,未来的路依然是以音乐为重心。他说话还是像一个20出头的小孩子,对一切都抱着强烈的好奇,拍摄间隙他会拿来化妆师的游戏机玩;他还兴奋地告诉我第二天他要飞去四川抱抱熊猫,当然其目的是做慈善;他说从前喜欢应酬,现在没兴趣了,都推给了老爸去;说到为了电影即将要去的那些地方,他的眼中流露出无限向往。对20出头的年龄就拿了终身成就奖的他来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多些个人的时间,问他有了时间干吗?他竟然回答打电话,然后笑着说其实自己也没想好,得有了时间再做计划,现在的他一切都得按时间表走。
但只要工作起来,郎朗脸上那点少年的冲动立刻湮灭在音乐中。他还是改不掉小时候的习惯,一摸到好琴就压抑不住自己触摸的欲望,这或许是郎朗能够坚持每年超过200场演出的高强度工作的原因之一,就连劲敌李云迪在2006年年终接受采访时,也不得不佩服郎朗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音乐亢奋。
郎朗拍完黄浦江畔这则纪录片,已经是傍晚7点30分,清晨未落的雨倾斜而下,他叮咚收去最后一个尾音,在爸爸的陪伴下欠身离开。那片晴朗的天,终于收了个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