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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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选取与服刑人员人格特征、行为方式紧密相关的人际信任、应对方式两个研究对象，结合监管改造工作实际，应用成熟量表进行测量。根据统计结果，对人际信任因子、影响因素、应对方式因子以及两者相关情况进行分析。经研究，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水平很低，并受年龄、婚姻、服刑前职业、犯罪类型等7个因素影响；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受处遇级别、服刑前职业、已服刑期等3个因素的影响；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中相信对方可靠、在个人隐私和安全上信赖对方等3个因子与积极应对存在正相关，财产性信任与消极应对存在正相关。

关键词：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应对方式

分类号：D917.2

1问题的提出

1.1人际信任

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小群体关系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 （Weber，1952）。这一特性在处于封闭环境中的服刑人员身上尤为明显，因此，研究服刑人员的信任状况具有现实意义。信任本身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 （Luhmann，1979），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迁转型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联。有研究者认为信任是个体经过社会学习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Wrightsman，1992），是人际关系的核心特质 （Sztompka，2005）。

1.2应对方式

应对是指个体在面对现实环境的变化时，改变对应激事件的评估，调节与事件有关的躯体或情感反应 （Joff，1996）。研究服刑人员应对方式的状况有助于帮助其更好地面对、化解各类应激事件。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江苏省某监狱250名男性服刑人员，共计发放问卷250份，回收182份，回收率72.8%。

研究选取12项指标对服刑人员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共分为三类：一是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服刑前居住地和服刑前职业；二是刑罚信息，包括犯罪类型、累犯和判决刑期；三是服刑人员处遇信息，包括服刑时段、已服刑时间、每月用足大帐和处遇级别。结果显示，服刑人员在年龄、婚姻状况、服刑前居住地和服刑前职业上分布平均，在教育水平上，87%的被试接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确保了本研究的可接受性；刑罚信息分布集中，其中69%的被试为暴力和财产型犯罪，84%的被试不是累犯，74%的被试原判刑期在10年以上；在已服刑时间、每月用足大帐和处遇级别上分布平均。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综合服刑人员特点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采用特定人际信任量表―男性用表 （Specific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特定人际信任量表―男性用表 （SITS-M） 是Johnson-George和Swap对455名被试的研究基础上编制的，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于特定人物的信任度，尤其着重于关系密切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多数项目的内容可归入以下四个维度：在财产上信赖对方、相信对方是可靠的、在个人隐私上信赖对方、在个人安全上信赖对方 （Johson-George & Swap，1982），每一项目根据回答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别计1～9分。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量表，其中男性用表 （SITS-M ） 共19项，得分越高表示信任度越高，中间值为95分。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是国内研究者在Folkman和Lararus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 （ways of coping questionnaire，WCQ） 的基础上，结合文化背景差异和实际应用需要编制的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组成。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

78。有研究应用此量表测查了城市不同年龄、性别、文化和职业的人群846人，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应对方式项目确实可以分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与理论构想一致。

2.3研究方法

对调查所获得数据，通过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对人际信任和应对方式的测量数据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3研究结果

3.1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分析

3.1.1服刑人员人际信任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通过修改量表基本称谓，进行了两次测试，分别调查被试对其他服刑人员和监狱民警的信任状况 （以下研究中“信任1”代表对其他服刑人员的信任，“信任2”为对监狱民警的信任。统计表明：被试在信任1与信任2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61.05、63.30分，表明服刑人员信任水平很低；信任2均分稍高于信任1，但信任2得分的标准差、偏度、峰度均大于信任1的对应维度，即得分离散程度较高，差异程度大，表明服刑人员虽然对民警信任水平均分稍高，但内部差异很大，可以推测这是由于服从民警管理导致假信任。

3.1.2人际信任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为考察服刑人员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对两次测试的结果分别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见表1。

3.2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分析

3.2.1应对方式的基本情况

为检测本次调查中服刑人员应对方式是否和常模存在显著差异，进行单一样本T检验。

经过检验，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047和0.003，因此，本次调查中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与问卷常模存在显著差异。

3.2.2应对方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为考察服刑人员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应对方式问卷结果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3.3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相关分析

为考察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之间关系，本研究对两类人际信任4个因子和应对方式2个因子进行相关分析。

根据表3，服刑人员人际信任的相信对方可靠、在个人隐私上信赖对方、在个人安全上信赖对方三个维度均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在个人财产上信赖对方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

4分析与讨论

4.1服刑人员的人际信任情况

人际信任包含四个维度，分别是：相信对方是可靠的，在个人隐私上信赖对方、在个人安全上信赖对方和在个人财产上信赖对方。可以发现，被试对民警的人际信任四维度得分均高于对其他服刑人员的人际信任得分；相信他人可靠维度的均分明显高于其他维度，而财产信赖维度均分最低；两次测试在安全信赖维度上均分相差最大。综上所述，服刑人员相信他人可靠的情感性信任水平最高，而在财产上信赖他人的水平最低，这符合服刑人员因处于封闭状态而情感需要较高的特点；服刑人员对民警信任水平较高，民警保护服刑人员合法权益导致服刑人员在安全信赖方面更加信任民警。

服刑人员对其他服刑人员和对民警的信任受犯罪类型、服刑前职业、年龄、是否用足大帐、原判刑期、婚姻状况和处遇级别等7个因素的影响，虽然两次测试中7个因素贡献权重排序不同，但7个因素内容完全一致。其中年龄、婚姻、服刑前职业属于基本属性，犯罪类型、原判刑期属于刑罚属性，是否用足大帐和处遇基本属于处遇属性。

在年龄各水平上，服刑人员对民警的信任状况在30～40岁区间水平较低；对其他服刑人员信任状况在30～45岁区间很不稳定；两类信任在50岁以上区间均呈上升趋势。

在未婚、已婚、离婚三种状态下，服刑人员信任状况无明显差异，但在丧偶状态下，对其他服刑人员表现出极高信任，对民警表现出极低信任。

在各职业类别中，服刑前是学生的，总体信任水平都很低；服刑前是公职人员的，总体信任水平最高，并且对其他服刑人员和对民警的差异最大。

经济型、职务型犯罪服刑人员对民警信任水平较高，且两类信任之间差异较大；淫欲型犯罪服刑人员的信任水平最低；涉毒犯对其他服刑人员的信任水平略高于对民警的信任水平。

随着原判刑期的加重，服刑人员的信任水平呈缓慢下降趋势，其中对民警的信任水平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是否用足大帐是用来调查服刑人员在监狱内的实际经济水平，与一般调查服刑人员服刑前收入、资产等项目不同。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一方面受由被管理等级确定的使用资金额度制约，一方面受监狱外实际给付资金额度制约，因此是否用足大帐能够比较准确反应服刑人员的实际经济水平。“总是不能”“基本用足”的服刑人员信任水平较低，“偶尔用足”“一直用足”的服刑人员信任水平较高。可以推测在“总是不能”、“基本用足”情况下，服刑人员或是在焦虑寻找经济支援，或是警惕保持自给自足的平衡，对外界抱有怀疑态度，因此表现为较低信任；在“偶尔用足”情况下，服刑人员既不用担心其他服刑人员向其提出援助请求，同时还能接受监狱政策性援助，因此焦虑水平低，对外界表现较高信任；“一直用足”情况下，服刑人员不会计较个人财产得失，对外界很少设防，因此信任水平较高。

随着处遇级别的上升，服刑人员信任水平逐渐降低，在“宽管”水平有小幅回升；随着处遇级别的上升，两类信任水平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从“严管”到“宽管”变化时，服刑人员对民警信任水平的下降速率明显超过对其他服刑人员信任水平的下降速率。

4.2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情况

对服刑人员应对方式的调查结果表明，服刑人员消极应对方式均分显著低于常模。

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受处遇级别、服刑前职业、已服刑期等三个因素的影响。处遇级别越高，服刑时间越长，积极应对方式得分越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越高，应对方式呈现不健康发展趋势。但服刑10年以上的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发展较为稳定。服刑前职业为公职人员的，两种应对方式得分差异最大，服刑前职业为学生的，两种应对方式得分差异最小。

4.3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第一，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没有受到信任对象的影响，即服刑人员无论对其他服刑人员或民警，都会根据信任水平采取相同应对方式；第二，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中相信对方可靠、在个人隐私和安全上信赖对方都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服刑人员情感性信任与应对方式联系紧密；第三，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中财产性信任与消极应对存在相关，由于封闭环境中，物质利益一般是服刑人员人际关系中发生纠纷的主要方面，因此，财产性信任水平低会直接导致服刑人员采取负面行为解决利益冲突。

5结论

（1） 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水平总体偏低，其对民警的信任水平要高于对其他服刑人员的信任水平，人际信任水平受年龄、婚姻、服刑前职业、犯罪类型、原判刑期、是否用足大帐和处遇级别等7个因素影响。

（2） 服刑人员消极应对方式均分显著低于常模，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受处遇级别、服刑前职业、已服刑期等3个因素的影响。

（3） 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中相信对方可靠、在个人隐私和安全上信赖对方都与积极应对存在正相关，财产性信任与消极应对存在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