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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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1995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GMM分析方法，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角度对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国方面：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分权提高了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各地区方面：由于各地生活水平、自然条件以及居民消费偏好不同，财政分权对各地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同。财政分权与东部、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都呈正相关，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财政分权；居民消费；面板数据；GMM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122－05

收稿日期：2010－04－16

一、问题的提出

为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扩大地方政府财权、提高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我国于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它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45％稳步攀升到1996年的近73％，财政制度安排上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分权化趋势(沈坤荣，2005)。而分权式的财政体制也确实提高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带动了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发展(林毅夫，2000)。与此同时，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后，宏观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社会总需求长期表现不足，边际消费倾向持续递减，见图1。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运用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虽然使社会投资需求得到一定的增长，但社会消费需求依旧低迷不振(陈强，2009)。由此可见：我国的财政分权和居民消费不足之间具有很强的时间上的先后性和相关性。那么，财政分权程度的不断提高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持续低迷，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经典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基于一系列较为严格的假定，财政分权在更好地满足选民对公共品需求方面要优于集权。在实证研究方面，Brueckner(1982)证实，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辖区居民的财产价值，则在财政联邦体制下，州一级不存在系统的公共支出过度或不足的倾向。Faguet(2004)运用玻利维亚分权前后的数据，证实了财政分权有利于政府更好地满足民众对公共人力资本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以上国外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很好地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而我国的财政分权由于本身制度的缺陷，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财政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很可能导致恶性竞争的局面，从而导致财政分权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给宏观经济带来了很多不稳定性。上述文献可见，学术界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对于财政分权和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

二、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除一年期存款利率数据出自历年《中国统计月报》外，其它经济指标均出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1998年经国家批准，重庆市脱离四川成为直辖市，因此，重庆和四川两地1998年前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最后整理的数据为29个省市自治区1995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的样本期之所以选择1995年后，主要基于如下两个原因：(1)我国财政分权的正式形成是从1994年推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2)在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后，居民消费水平才开始持续下降。

(一)实证模型及指标说明

笔者在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凯恩斯的永久收入假说理论，建立如下面板分析模型

yit=βXit+yZit+ζit　(1)

ζit=vi+ηt+εit　(2)

其中Yit表示被解释变量，即人均居民消费(Consumption，Con)的对数，这里以1998年为基年进行平减，vi表示个体效应，ηt表示时间效应，εit表示残差项。

Zit表示财政分权的解释变量。对财政分权指标的建立主要有两种：(1)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份额反映财政分权程度(Zhang，1998)；(2)采用的自有收入的边际或平均增量指标(Lin，2000)。本文沿用财政分权指标，即17D=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

X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由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索很多，为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确保财政分权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其他的控制变量。

1.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因此，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当收入增加时居民消费水平将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但是其消费水平仍处于上升趋势。数据经过平减并取自然对数处理。预计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正。

2.通货膨胀。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以1998年为基期进行处理后并取自然对数。从理论上讲，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使名义利率升高，进而使居民的储蓄倾向升高，消费倾向下降。因此，预训‘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

3.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降低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减少了居民的消费。世界银行(1997)和林毅夫(1998)均指出城乡收入差距能解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大半部分。因此，本文使用城乡收入差距度量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即IG=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乡村居民人均收入，预计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

4.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高的经济增长率由于可以提高居民的总收入水平，因此将提高我国居民的储蓄率，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预期此项系数将为负。

5.人口结构。它表示我国各年龄段人口所占的份额。本文采用各地区人口抚养比来表征人口结构，人口抚养比=(14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老人)／14～65岁人口数。儿童和老年人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其占劳动人数的比例越大，家庭承受的负担越大，整体消费水平将越低，相反越高。因此，预计此项的系数为负。

6.利息率。利率对居民消费具有两方面作用，即正的收入效应和负的替代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居民消费将下降，相反，居民消费将上升。本文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作为指标，由于利率对消费的影响方向不确定，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很难确定。

(二)模型处理结果及分析

为了对前面提到的模型进行面板模型估计，本文采用GMM估计，相比于传统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GMM估计方法的优势在于：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方法，如普通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等，都有其局限性，其参数估计量必须在模型满足某些假设时才具有良好的性质，而广义矩估计(GMM)是一

个稳健估计量，因为它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它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高铁梅，2006)。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分权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同，笔者为了捕捉财政分权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差异，在对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也对各地区进行了分析，笔者参考相关文献，依据学术界对经济带的普遍划分标准，将我国整体划分为三个地区(东、中、西)，即：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2给出了所有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给出了以全国29个省市作为样本的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模型2、3、4分别给出了以东部、中部、西部三部为样本的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表征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地区的影响。所有回归均为two－waySYS－GMM两步估计结果，z估计值则根据有限样本标准差进行了调整，因而是稳健的(Windemijer，2000)。且从各方程的R2上看，模型解释消费变异程度较大，拟合效果较好。

(三)全国整体分析

财政分权与居民消费成正相关关系，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从影响程度上看，财政分权每增加1％，将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0.0227个百分点，说明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从其他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来看，我国居民收入每增加1％，居民的消费水平将上升0.8940个百分点，表明目前我国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940；而居民收入差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消费下降0.1327个百分点；人口结构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消费下降0.2766个百分点，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利息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虽然也为负，但其影响幅度相对较小。这也说明了货币政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只能靠政策上的引导和财政政策的调节。而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居民消费的长期不足可能是由于其他各方面原因结合在一起所致。

在对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进行整体分析之后，有必要分地区对各个区域内部的财政分权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经验分析，从而为各地区财税政策的制定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更好地推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政策支持。

(四)区域分析

从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消费水平上升0.072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部地区财政分权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消费上升0.3224个百分点，并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影响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财政分权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其影响大小顺序为：中部>东部>西部。其原因是，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增加政府部门的支出，只能提高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进步，而对居民的消费起不到应有的引导作用，而中部地区生活水平相对差些，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使当地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也使当地居民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降低了当地居民的预防性消费倾向，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而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落后，财政分权的提高很难对我国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起到实质性作用，而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也就更小了。

在其它控制变量上，我们可以看出，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口结构外，其它变量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一致。而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其居民消费水平下降0.1612个百分点，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完善，经济越发展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财政分权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变动较为敏感，即中部地区人口结构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其居民消费水平下降0.2488个百分点，其中的原因是，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基数较大，且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当地居民抚养儿童和老人的支出负担较重，进而挤出了他们的消费支出。相比之下，人口结构在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影响上统计不显著。而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上来看，我国中部地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高于西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个单位，将使东部地区居民消费上升0.9709，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仅为0.7127，这可能是由于地区居民消费偏好不同所致，而居民收入差距对东部和中部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分别下降0.3143和0.4878个百分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差距对各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而且我国中部相对于东部地区要贫困一些，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存在差异也是很自然的。而从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影响模型上看，其他各控制变量对其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1995年～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分析方法，对我国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在全国方面：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分权提高了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2)各地区来看：由于各地生活水平、自然条件以及居民消费偏好的不同，财政分权对各地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同，虽然其与东、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都正相关，但其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大，而东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财政分权还是对居民消费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自1996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一直处在较低水平，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又给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带来严重影响，并且现在我国人口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但效果不明显。针对目前现状和以上分析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继续加大财政分权力度、完善政府竞争机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财政分权虽然带动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各省行政支出、基础建设支出的比重较大，而公共性支出(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相对较小，这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还有可能带来很多不利影响，而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将进一步加大这种趋势。因此，我国

政府应在继续推动财政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同时，要引导地方政府向民生性财政支出倾斜，不要只考虑当前的经济发展，要目光长远，着眼大局。因此，这就要求政府改革现有的政府绩效考评机制，引导地方政府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在进行财政支出时，必须分阶段、分类别地排出优先顺序，先保障我国社会稳定和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后创造条件促进社会发展、人民增收和居民生活消费。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的配置作用，调节居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的合理分配。在市场调节失灵时，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尽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三)调节人口结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现阶段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不合理，老龄化问题极为严重，这不仅影响着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而且也对我国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虽然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政府应该相应调节人口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居民的生活负担，而且更能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同时带动我国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另外，要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教育改革，进一步推动、完善九年义务教育，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不仅有利于减轻居民生活负担，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而且对社会稳定、居民安居乐业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四)进一步强化区域性发展战略、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由于财政分权，各省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但由于东部沿海省份的财政自由度更大，因而其更能从财政分权中把握机会，在其它情况相同时，东部各省能更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扩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章奇，2001)。因此，为了弥补财政分权可能带来的这种潜在影响，需要中央通过向贫困省份进行财政补贴以实现资源从富裕省份向贫困省份的转移，这一措施显然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另外，政府在宏观调控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取向上，要以提高落后省份利用市场机会和发展的机会为重点，大力完善落后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运输、供水输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可以为贫困省份解决财政不足问题，同时又解决了由于财政分权造成的地方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