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鳝绘画作品鉴定和市场前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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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复堂的绘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艺术阶段。这三个阶段彼此有着明显的区别又有相互因果的关系。第一个阶段是他的幼年到三十岁前后。这是他在绘画艺术上面的学习古人技法的阶段，个人的面貌不明显。目前所发现最早的李复堂的作品是在康熙甲午年（1714年）所作的《热河挹翠山房作花果册》。他创作这套作品的时间，是在按照康熙的御旨拜蒋南沙为师之后。从这套册页的风格上看，他虽然吸收了常州画派的细腻雅正的特色，在设色方面也以明秀为主。但是和典型的常州画派的作品相比，他在用笔上却是要豪放自在的多，用墨上也更活泼多变接近于明代的徐渭和陈白阳。古人讲智过其师乃堪传授，李复堂在他二十多岁的作品中就显示出他独特的个性，不为老师的陈法所囿。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石畔秋英图》是他在1715年而作，比上面这套册页的创作时间晚了一年。这件画在绢上的作品，比上面这套册页更接近于蒋南沙的风格。尤其是的花头的钩染和敷色很能得乃师的神韵。但是石头和竹子的点写又显现出他豪放的面貌来。第二个阶段是雍正到干隆初年，他在此期间由于拜高其佩为师，其画风从蒋南沙那里完全变化出来，由小写意过度到大写意。他的书法也由二王秀丽一路的书风变为颜体的行书，出自于《争坐位帖》、《祭侄文稿》。同高其佩的书风也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从此之后就没有改变过。相对于蒋南沙那种细腻的画风而言，高其佩的画风更适合于李复堂的性格。高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新精神的画家，当他觉得用毛笔作画无法走出自己的新路的时侯就果断地改用手指作画。手指画的所表现出来的若断若继续的线条是毛笔无法措手的，在墨色的运用上也是以小块的积墨为主而不是以泼墨为主。这些都被李复堂吸收到他的画中，他在画枝杆的时侯，往往不是一笔直下，而是用一段一段的线条组合而成。别有风韵就是明显自手指画中取法的。在设色方面则是以古艳见长，画牡丹、藤花多在颜色中间参用白粉以增加其厚度和质感。后来的海派画家赵之谦和吴昌硕多用此法。第三个阶段，是他从山东罢官回到家乡卖画到去世。对于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家分歧意见是最大的。大部分的论家都同意郑板桥的意见，认为他“六十以外又一变也”“散漫颓唐，无复筋骨”。只有薛永年先生说“未免过甚其辞，实际情况是还有一些大幅力作并不散漫颓唐而颇重筋骨，但开始走下坡路则是有目共睹的”。薛先生的观点较之其它的美术史家是更为公允的，他承认李复堂六十之后的绘画作品中间有一些还是和中年时期水准接近的。我认为郑板桥所谓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李复堂的变法是很成果的，郑所题跋的这套小品现藏于四川博物馆。我们从这套册页中并没有发现有什么衰退的痕迹，其笔墨较之于中年更加的酣畅淋漓。不斤斤计较于物象的真实再现，而是纯粹于主观性情的发挥。笔墨本身的审美性成为他最主要追求的所在。

李复堂衰年的成功的变法。完成了从一个为宫廷画家职业画家，到为自己作画的文人画家的角色转变。他的变法为老友们如郑板桥所不理解是正常的，因为郑的审美的情趣要比他低，无法理解更高层次的东西。有的论者认为郑是他多年的老友又同是画家，对李复堂的评价就一定是正确的。这是有失于主观片面的，在中外的艺术史上一个艺术家创新之作被自己周围的人所不理解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看来我们的郑县令，对李复堂这位老友实在是有点谬托知己了。他的这段题跋，让中国的美术史界对李复堂的艺术成就特别是晚年的艺术成就的评价产生了严重的偏差，现在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侯了。

我们再通过两件有代表性的李鳝的作品，对他的艺术成就作一个探究。《牡丹兰石图》宽75cm、高175cm纸本，为他晚年的作品。画面上有他的自作诗一首“清平自是才人调，艳丽无如妃子花，记得沉香庭北夜，墨痕粘壁影横斜”。画家在落笔之初虽面对一片白纸，但胸有成竹毫无拘谨之感牡丹、黄石、兰花三组题材相互穿插动静相宜。大写意画是笔笔生发而成的，由第一笔生发出第二笔，前一笔和后一笔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画中主景是牡丹和兰花，传统文人画中以牡丹为富贵荣华的象征，而兰花则是幽人高士的象征。画家用这两种植物来入画，曲折的表达出他既思富贵又慕清逸的思想。画中题诗用唐代杨贵妃的故事，来比喻牡丹于华贵之中也夹杂着几许无奈凄凉。李鳝画牡丹的作品传世很多，有用双钩法点写的也有用小写意法钩完墨线后再用深浅不之色渲染的，而这件作品则直接用墨笔来点写花头的阴阳向背，花瓣的高下仰俯。自然物象和大写意手法的痛快淋漓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中国写意花鸟画的最高的境界是意笔工写。从表面上看是信笔一挥，而实际上这一挥是需要几十年的反复锤炼方可成就的。真是所谓的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兰花在李鳝的绘画题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他画兰的名气虽然没有郑板桥这样大，但从艺术水平上说是一点也不输给老友。以这件作中的兰而言，浓墨写花叶如同书法中草书笔笔见力，组织穿插自然生动。花瓣则用淡墨，飘逸雅洁。总观这件作品诗、书、画、印四位一体，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他传世绘画作品中也是不可多见的。《蕉阴睡鹅图》是他在乾隆十四年创作的一件精品，体现出他在禽鸟创作上的成就。画中有其自题诗一首：“为爱鹅群去学书，丰神迄于右君殊 ，近来不买人间纸，种得芭蕉几万株，乾隆十四年六月临天池生本于绿杨湾村舍”。这件作品虽然在诗中自题是学明代徐渭的，但其实是明代四家之首的沈周的蕉鹅图的。只是在鹅的形体上略有变化而已。画中前景是一只酣睡的白鹅，用笔粗旷简洁只在鹅的头部略用颜色点染。虽然笔墨少其意境却是幽深广大的，在道教中鹅是代有灵仙性质的仙禽，王羲之写经换白鹅的故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作者用充满水份的大墨点来表现园林中的平坡，再以枯墨狂写出劲草。动静之间的关系处理极妙。李复堂对自己笔墨之道有以下的自述“苏、米、倪、黄盛于元宋，有明若文衡山之文秀，白石翁之苍老，天池生之幽怪……本朝虞山夫子，画苑传人，高司寇指头生活，别开生面。山人长于用笔，清湘大涤子长于墨，至予则长于水。水为笔墨之介绍，用之得法，乃凝于神，甚矣，笔墨之难也……”。通过此画我们对他的笔墨观有了实在的体悟。芭蕉是他经常绘制的植物，用笔重而厚水气淋漓。对芭蕉形体把握的准确而传神。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李复堂的赝品可分为二种。一是旧仿，多为清代扬州皮匠刀所为。不是过分粗俗毫无内蕴就是小心谨慎面貌呆板，特别是在款字上疲软无力，不值一顾。二是新仿，新仿作品在笔墨上近似原作，但在纸张的旧气上有刻意为之的痕迹不够自然。只有对他的真品有深入的认识，才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辨别出他的赝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