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东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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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费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外需的下降导致广东经济增长大幅回落，暴露了依靠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制约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 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2）02-61-03

广东经济的外向度很高，受外需的影响很大。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外需的下降导致广东经济增长大幅回落，暴露了依靠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虽然消费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占GDP的比重也远高于资本形成和净流出，但与国外大多数经济体相比，广东乃至全国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都偏低。

一、最终消费率的历史和现状

（一）广东最终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用人均GDP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四个组别（广东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将这些国家1977～2007年的最终消费率分为四个时间段。广东的消费率在每一个阶段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其所在组的平均水平。1977年～2007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保持了较高且稳定的上升态势，其数值从第一阶段的75.9%上升到第四阶段的78.2%，上升了2.3个百分点，广东的消费率则从第一阶段的67.7%下降到第四阶段的51.2%，下降了16.5个百分点。

（二）居民消费率长期趋势下降明显

尽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居民消费率从长期趋势看却持续下降，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57.4%下降至1995年的的49.1%再降至2010年的38.5%，共下降了18.9个百分点。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一个年份（2000～2010年），仅有四个年份的居民消费率在40%以上，而“十一五”期间居民消费率都在40%以下。

（三）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双下降局面。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率。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越高，居民越愿意消费，消费支出越多，消费增长越快。

从总体趋势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呈下降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0.970到1995年的0.841再到2010年的0.774，共下降了0.196；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0.957到1995年的0.835再到2010年的0.699，共下降了0.258，农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速度大大高于城镇居民。

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从广东经济几十年来发展的纵向分析看，或是从广东与其他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主要原因是：

（一）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制度基础

1991年以前，广东居民消费率都在50%以上，从1992年开始下降至45.8%，此后就一直徘徊在50%以下，“十一五” 期间更低至40%以下。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制度基础，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改革措施的全面推行，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国家将城镇居民生活“包”下来的局面，而教育、医疗和住房价格的上涨，使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预期持续走高。在巨变的经济环境中，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也悄然转变，消费支出越来越谨慎。

（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

在国际上，经济增长模式为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大多消费率偏低。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年韩国、香港地区、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消费率与1985年各自的消费率相比，均有一定幅度下降，其中泰国和马来西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只有印尼和菲律宾消费率居较高水平，并总体呈上升趋势。日本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率有明显上升，但在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阶段时，消费率也不升反降。印度是另一个亚洲发展中大国，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印度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其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70%～80%下降到54%。可见，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和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的经济来讲，较低的居民消费率是必然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并非是哪个经济体独有的现象。

（三）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较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最主要因素。近年，广东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缓慢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

1.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且加速下滑。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广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明显偏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在55%～65%之间，比广东2010年44.4%的水平高10～21个百分点。其次，近年，广东劳动者报酬比重加速下滑，2001～2010年十年间该比重下降了6.3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下降率高4个百分点。

2.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多数年份低于GDP增长。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有24个年份GDP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有8个年份GDP增长速度低于两者之一，而8个年份中又只有1981年和2009年两个年份GDP增长速度同时低于两者。

3.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在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乡收入差距逐步上升，除个别年份外，城乡差距总体上表现出了强劲的扩大趋势。进入21世纪后，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

（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广东的地产行业起步于1998年的房改，但真正繁荣则是从21世纪开始，从那之后到现在，是广东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房地产走向市场经济的10年。房地产行业市场经济的构建，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的福利房时代，使得部分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政府从公共住房领域过早且全面地退出，使得所有人的住房都只能到商品房市场上解决，加之近年房价的快速上扬，购置房产对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沉重的负担。

（五）股市跌宕显著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

股票和基金已成为我国居民的重要资产之一。受资本市场振荡等因素影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缓慢。数据显示，2001年广东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达到高点后回落，其后九年，该比重有所反复，总趋势是回升的，但回升缓慢，九年间比重只上升了1.7个百分点。据相关专家估算，股市的资产价格每增加100元，我国居民就会相应增加大约1到1.5元的家庭消费。可见，股市财富效应对刺激消费的影响不容忽视。

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广东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依然保持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广东要由生产大省转变为消费大省和消费强省还需假以时日。

三、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制约因素

根据消费需求原理，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现实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收入）+消费意愿（倾向）+消费条件。

（一）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

1.“重远期消费，轻近期消费”的传统消费观念。虽然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已经有了提前消费的意识，但除了房贷，量入为出还是社会主流，偏重远期消费，轻视近期消费的传统消费观念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对国家出台的激活消费政策措施反应的灵敏度。

2.“重商品轻服务”的消费习惯。多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仍是“重商品轻服务”，人们对物质性消费的重视远多于对服务性消费的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我国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城乡调查资料，目前广东省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增长虽然高于全部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如2010年广东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分别为7.9%和8.3%，高于城镇和农村居民全部消费支出增长1.5和1.7个百分点，但在整个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偏低。

（二）消费环境的制约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进入发展型消费阶段，消费者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但当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大量存在，尤其是食品、药品等消费安全问题频出，严重损害居民的切身利益，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

（三）消费政策的制约

消费政策包含宏观和微观消费政策及与消费相关的政策体系，其中消费信贷政策对消费结构升级意义重大。

目前，城市居民消费已向住房、汽车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而这种升级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三大件向新三大件的升级相比，级差要大得多，积累期也要长得多，市场容易出现需求断层的现象。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发展消费信贷。近年我国消费信贷虽然发展较快，但设置的门槛偏高，倾向于收入较高的客户群，未能在社会中广泛普及，在农村地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则更为缓慢。

（四）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

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否关乎经济体制的运转和经济社会的发展。1998年以来，政府取消了福利分房并推进了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减少了对社会公共服务品的供给，在这种情形下，广东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客观地讲，政府在主动从以上领域退出的同时，未能完全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日见看涨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使广东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

四、启示

（一）扩大消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提高消费率

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地区为净流出率，以下同）分别是三大需求对GDP的比率，是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构成”，只要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使三大需求中某些变量数值发生变化，就可使经济增长率、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产生变化。机械地通过降低投资率的方法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最终消费支出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也能极大地提高消费率，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数字游戏，它显然不是扩大消费战略的实质。扩大消费战略的实质应该是要努力使消费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使消费率的提升速度快于投资和净出口率。

（二）扩大消费不会必然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三大需求驱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系。比如，赶超型经济体的投资率、先发型经济体的消费率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净出口率都普遍较高。而作为经济增长而言，其内在动力必须从供给层面找答案，消费只是结果，供给才是原因，比如要素投入增加、要素效率提高和经济制度变迁等等。虽然，在GDP核算中可以用支出法来观测和衡量，但支出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扩大消费本身并不能直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在于，投资是未来的消费，通过消费的变化，引导消费率接近最优消费水平，确保要素在跨时使用上达到最优效率，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消费率逐步提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

消费率提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消费率是由经济增长和投资内生决定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扩大，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国民储蓄率会下降，那时消费率会逐步提高并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扩大居民消费有利于增强经济的稳定性

虽然扩大居民消费不会必然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却有利于增强经济的稳定性。但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对投资和出口较强的调控能力，出台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化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为现实的购买力，难度很大。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不确定，难以产生持续旺盛的消费意愿。这需要政府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消费制度环境等，为居民生活构建社会安全保护体系。这既是提高居民即期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的前提，也是减缓外部冲击、增强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江林、马椿荣、康俊，我国与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的比较研究，消费经济，2009。

[2]王子先，我国消费率低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南方网，2011。

[3]陈小霞，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经济学解读，商业时代，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