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电视进入“多夫多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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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98艺术中心，TCL集团CEO李东生和百度CEO李彦宏肩并肩坐在一起。就像要特意营造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碰撞的氛围一般，李东生穿着老派的白衬衫和西装裤，而李彦宏则穿着极客味道十足的蓝色POLO和米色休闲裤。

这是李彦宏第一次参加子公司爱奇异的会，曾经的商业风云人物李东生此前也久未在公众面前出现。

两人是为一台电视而来。当天，两家公司联合了互联网电视“TCL-爱奇艺电视—TV+”。

舞台上灯光闪耀、热闹非凡，两人静静地隐身于黑暗的观众席，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交流些什么。

当天和谐的氛围显然与四个月前“乐视TV”的会有所不同。

5月8日，乐视网CEO贾跃亭以个人秀的形式“乐视TV”，他说那一天是乐视对传统电视产业的“颠覆日”，他和同伴们是这场颠覆革命中的“孤胆英雄”；而在“TV+”的会上，舞台上的爱奇艺CEO龚宇更像是为TCL多媒体CEO郝义捧哏，龚的内敛沉稳与郝的激情四射相映成趣。

与乐视针锋相对，龚宇提出：“不颠覆，只缔造。”

贾跃亭的狂，龚宇的稳，再加上精明的雷军及财大气粗的六大电视厂商，互联网电视的江湖一时间山雨欲来。没人知道未来的互联网电视应该怎样，但谁也不敢缺席这场盛宴。 商机在哪里：电视比手机更容易定位，因此对于商家来说，它可以成为更好的购物平台。未来消费者甚至可以直接说出自己想要购买的产品，然后用手机扫描电视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支付，周边商家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送货上门。 走在前面的都成了“先烈”

龚宇对壹读记者说，从2010年爱奇艺成立第一天起，电视屏就是他的目标。迟迟没有发力的原因，是害怕成为“先烈”。“人们只记得爱多VCD，谁还记得第一个生产VCD机的？”

而对于互联网电视，最容易成为先烈的隐患是政策—来自于工信系与广电系的利益博弈。

中国的视频内容有两个信号来源，一个是工信系的互联网，另一个则是广电系的有线电视直播。五年前，工信系曾力推IPTV盒子，希望绕开有线直播信号，通过wifi传输互联网内容，让广电系获取分成。但广电系并不甘心失去对互联网电视的控制权，以“监管”为名限制IPTV的销售。

直到今天，IPTV只能在几个试点城市的运营商体系内销售，不能公开面向市场。视频网站也因此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身份来面对电视厂商。

龚宇坦言，当时的爱奇艺没有足够的精力在这个尚不明朗的市场里折腾。由于政策原因，此前的电视机联网功能形同虚设。广电总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年底国内智能电视保有量已超千万，但接入互联网后台的用户数只有100万，没有价值。

在视频网站中，爱奇艺起步较晚，2010年的目标是跻身一线阵营，2011年则希望在移动端站稳脚跟，直到2012年才有精力投入电视屏。龚宇觉得，这是劣势，但回头来看，凑巧也是优势。先行者往往当了“烈士”：2011年，乐视就曾推出第一款电视盒子，但这个产品甚至还没开始在媒体上推广，就被广电总局勒令叫停。

但一条政策的推出，让所有视频网站重新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181号文”。

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广电总局《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俗称“181号文”），第一次赋予互联网电视明确的法定身份。但广电总局同时制定了互联网电视的游戏规则：只能有三个玩家，即终端产品制造商、集成平台以及内容服务商。终端产品（即“盒子”与一体机）只能连接唯一集成平台，不能与其他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库连接，也不能接入公开网络；视频网站必须通过集成平台才能进入市场。

缺口虽不大，但龚宇恰好赶上了。 要有人，还要有门票

要做电视，龚宇第一个想到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段有桥。

1999年，龚宇第一次创业成立焦点网，段有桥是他的得力干将。四年后，搜狐收购焦点网，两人分道扬镳。龚宇从搜狐COO到无限讯奇COO，再到2010年成立爱奇艺，一直混迹在互联网领域；而段有桥则辗转在中视联等传统行业，后来担任创维集团机顶盒部门负责人。互联网电视是两人的又一个交点，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两人又走到一起。 赵忠尧看完后不屑地说，TCL两年前就有手机遥控电视以及多屏互动的产品，段反驳道：“两年前的产品，到现在累计下载量有多少？”

“181号文”后第十天，段有桥加入爱奇艺担任副总裁，同天成立互联网电视事业部。创立之初，这个部门只有段有桥、三名运营人员和一个实习生。

段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力押宝安卓系统。一年多以后，已经没有人会否认安卓将是互联网电视相当长时间内的主流，段有桥赌对了。

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是寻找合作牌照方，或者叫视频网站的“入场券”。分别与九家广电系牌照方商谈后，爱奇异与中央广播电台及江苏广播电台合资成立银河互联网电视有限公司—这也是乐视、小米获得牌照的套路，爱奇艺的视频内容也因此被纳入广电总局“可管可控”的范围之内。 对硬件的敬畏感

拥有了牌照，爱奇艺完全可以像乐视一样建立自己的产品生态圈，但龚宇却选择与传统电视厂商合作，这源于他和段有桥对硬件的敬畏感。龚说：“我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一家数字电视公司。当时有一个型号的电视在深圳生产，华南地区卖得很好，但在北京返修率特别高。后来发现，因为北京气候比深圳干燥，里面一个小电容经常被击穿，而这种问题深圳工厂的测试员是很难查觉的。”

这段经历让他坚信，硬件制造的各种不确定细节不是互联网公司能轻松驾驭的。

而李东生，是一个对硬件着魔的人。

过去十年，李从声望的顶点渐渐走向沉寂：2004年，他收购法国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两家公司，让TCL成为第一家走上国际化道路的中国企业，并因此被评选为“年度经济人物”；2006年，TCL几大业务同时出现巨额亏损，围绕他的只剩下质疑；2007年，李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最差老板”之一。

在最低谷的时候，李东生本可以像很多中国企业那样，放弃主业，利用和当地政府的关系来做房地产，但他没有。从一开始，他的理想就是做个工程师。他依然认为，中国的电视制造业有机会在20年内赶上日本。

六年后，《福布斯》杂志转变了态度，评选李东生为“2013年度中国50位最佳CEO”之一。但此时，李东生这个名字早已失去了十年前众星捧月般的地位。他也看到了风向的转变。“像苹果、谷歌都力求在电视机领域有所突破，”他说，所以TCL与爱奇艺合作，就是希望借助二者所长。

尽管早在2009年TCL就推出了第一台能联网的智能电视，但电视人始终阻挡不了下滑的开机率以及观看人群的老龄化。去年7月，乐视、小米先后推出的盒子让电视厂商态度悄然转变， 炫酷的UI设计、饥渴营销、“硬件免费，内容付费”，互联网人用简单的噱头实现了电视人三年也没能完成的任务。

有时候，竞争对手就是你生意的间接推手。“这次与TCL的合作能这么快开展，得感谢乐视与小米对电视厂商的倒逼。”龚宇说。当电视人迷茫的时候，互联网人带来了救赎的希望。 思维碰撞，李东生也有胜利的时候

春节前，段有桥拿着爱奇艺3.0客户端到深圳，向李东生多年的爱将、TCL多媒体时任CEO赵忠尧及首席营销官郝义展示多屏互动功能。赵看完后不屑地说，TCL两年前就有手机遥控电视以及多屏互动的产品，段反驳道：“两年前的产品，到现在累计下载量有多少？”

段有桥做过电视，也做过互联网，对两者的区别深有感触。电视厂商面对的是客户，只需要让消费者完成交易；而互联网面对的是用户，产品体验才是核心。这一点，如今担任TCL多媒体CEO的郝义同样认可。

于是，TCL与爱奇异开始了合作。在TCL内部，这次合作被命名为“A71计划”（谐音爱奇艺），赵忠尧亲自挂帅，带领40名TCL研发人员与20名爱奇艺的研发人员开始在TCL的深圳研发中心封闭开发产品。除了60多个研发人员及少数几名高管外，此项计划对外完全保密。

开发过程中，电视人与互联网人在设计逻辑上多次出现激烈的冲突。比如说遥控器，电视厂商希望遥控器按键越多越好，但这与互联网要求的“极简”相悖；比如说UI，段有桥希望主页面为互联网点播首页，这与传统电视开机即显示电视节目又完全不同。“冲突”的结果是互联网人全面胜出，TV+最终拥有了颇具“互联网范儿”的17键遥控器，以及Win8风格的主页面。

但电视人也有胜利的时候。

段有桥原计划在8月13日召开产品会，当天是“七夕”，段给会起的名字叫“互联网爱上电视”。但由于在部分地区的信号适配等细节上还有瑕疵，李东生拍板，宣布推迟产品，直到产品符合他的要求为止。这让两家公司的市场部措手不及。要知道，安排几位大佬同时出席会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 互联网的哲学是任何产品都是有问题的，要快速占领创新制高点，再通过迭代更新去完善；而李东生对硬件的要求是，产品一出厂就是完美的。

“这确实是两个行业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段有桥说，互联网的哲学是任何产品都是有问题的，要快速占领创新制高点，再通过迭代更新去完善；而李东生对硬件的要求是，产品一出厂就是完美的。

此外，李对互联网的“快”还有不同的理解：“以前会后两个月才能把货铺满线下渠道，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应该在会当天就能预订。” 一个“多夫多妻”的时代

就这样，李东生与李彦宏的碰面推迟了近一个月。“现在看来，李老板是对的，”段有桥说，互联网讲试错，传统行业讲布局。从市场反应来看，后者显然稳妥很多。

同时，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李东生还坚守硬件必须赚钱的底线，TCL不像互联网公司，可以一直烧钱换规模。在这一点上，段有桥也赞同李东生的看法。

对于爱奇异和百度而言，“TV+”只是蓝图上的第一颗棋子，没花多少钱，也不会赚多少钱，用户规模依然是首要导向。“就像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现在行业是一个‘多夫多妻’的阶段，”龚宇说，更多的伙伴可以占领更多的客厅。“日活跃用户达到200万就可以有广告收入，500万就可以获得规模性收入，乐观的话明年就可以达到。”

那时候，也许互联网电视的江湖已逐渐清晰，进入排座次、论英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