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孕产妇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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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孕产妇焦虑、抑郁症状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自编不同孕期和产后焦虑/抑郁危险因素问卷。采用综合性医院所用焦虑抑郁量表（HAD）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对600例孕妇在孕24、38周，产后7、42天和3个月进行随访评估。HAD的焦虑/抑郁症状以9分为界，EPDS抑郁以13分为界。结果：1）五个时点HAD的焦虑发生率为5.0%、6.6%、4.4%、4.1%和2.2%；抑郁发生率为：5.0%、7.6%、7.4%、5.9%和3.0%。2）产后EPDS评估三个时点的抑郁发生率为：8.0%、10.7%和9.6%。3）35岁以上高龄孕妇在孕24周时抑郁症状的比例（21.1%∶4.4%，P

【关键词】 抑郁；焦虑；产后抑郁；前瞻性研究；危险因素；孕妇；产妇

中图分类号：B844.5、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妇女在怀孕和生产期间，许多生物、心理、社会因素会都会影响她们，产生一系列精神卫生问题，产后抑郁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现象。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产后抑郁的研究，国外产后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0%-15%［1，2］，国内为8%-20%［3-8］。但是，以往研究多为产后7天，或产后一个月的研究。很少有产后7天、一个月和3个月不同时段产后抑郁症的观察研究，至于从怀孕期一直随访到产后3个月孕产妇焦虑和抑郁的研究更少。本文进行了从孕期到产后3个月五个时点的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上海市级和区级妇幼专科医院各一所，每所医院连续收集孕妇300例。入组标准：上海市户口，已怀孕4个月；定期来院检查，且决定在本院分娩者；分娩后在上海居住一个月以上；愿意参加本研究。

研究时间：2003年1月1日-12月31日。

评估时间：对符合入组标准的孕妇在入组时、孕38-42周，产后7天、产后42天和产后3个月进行评估。

1.2 工具

1.2.1 焦虑抑郁量表（HAD）［9］ 在上述五个点评定焦虑和抑郁症状，以9分为焦虑或抑郁症状。

1.2.2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10］ 以总分≥13分为抑郁症状，以10-12分为抑郁可疑，≤9分为无抑郁症状。该量表在国内应用的灵敏度81%，特异性96%-97%，假阴性4%-18%，假阳性2%-11%，总效率93%-94%［4，11］。

1.2.3 自编相关危险因素问卷 根据国内外文献报道的产后相关危险因素，编制孕期和产后不同时期可能的相关因素的问卷。

1.3 研究前培训 两所专科医院参加研究的医护人员进行2天培训，掌握研究流程、入组标准和问卷内容，专人记录随访情况。

1.4 统计方法 进行一般描述统计、χ2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 一般情况分析

根据入组标准本研究入组孕妇600例，但78例只有入组登记，没有随访记录，故剔除。有完整随访记录522例，有分娩前和产后7天随访记录者502例，产后42天390例，产后3个月231例。

522例孕妇年龄21-43（28±3）岁；结婚年龄17-38（26±3）岁。受教育程度：初中37例（7.1%），高中165例（31.7%），大学274例（52.4%），未填46例（8.8%）。

3个月脱落与随访到的两组孕妇目前年龄（t=0.167，P=0.867）、结婚年龄（t=1.821，P=0.069）、入组时HAD的焦虑总分（t=0.437，P=0.662）、抑郁总分（t=0.421，P=0.674）、受教育（χ2=4.210，P=0.240）、既往足月产（χ2=0.350，P=0.554）、既往流产史（χ2=0.677，P=0.441）、既往胎儿死亡史（χ2=0.660，P=0.416）、既往出血史（χ2=0.072，P=0.788）、既往难产史（χ2=3.593，P=0.058）、既往躯体疾病（χ2=0.665，P=0.415）、丈夫健康状况（χ2=1.03，P=0.59）都没有明显差异。

2.2 HAD量表评定孕期和产后抑郁/焦虑症状检出率比较

图1显示HAD量表评定孕妇在孕24周、38周、产后7天、42天和3个月时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孕38周和产后各时段抑郁症状的检出率略高于焦虑症状。焦虑和抑郁症状共存的百分比为2.1%、3.8%、3.0%、2.1%和0.9%，均为抑郁症状单独发生的一半。

35岁以上高龄孕妇在孕24周时抑郁症状的比例（21.1%∶4.4%，P

2.3 EPDS量表评定产后抑郁症状检出率

产后用EPDS量表评定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产后7天8.0%(40/498例)，产后42天10.7%(41/384例)，产后3个月9.6%(22/230例)。三个时点脱落人数分别为4人、6人和1人。用EPDS量表评定的产后抑郁症状的比例高于HAD量表评定结果。根据Cox（1994）建议EPDS总分10-12分为可疑抑郁，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后7天8.0%(40/498例)，产后42天11.2%(43/384)，产后3个月9.1%(21/230例)。

2.4 孕期焦虑和抑郁症状与产后抑郁的关系

表2显示孕24周时有焦虑或抑郁症状的孕妇，在产后7天发生抑郁的比例和产后3月发生抑郁的比例与同期非焦虑孕妇相比，差异有统计意义(P=0.002、0.018)。孕38周时有焦虑或抑郁症状的孕妇，其产后7天发生抑郁的比例明显高于同期非焦虑或抑郁症状的孕妇，差异有统计意义，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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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孕期和产后焦虑/抑郁症状相关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孕24周入组时单因素分析与焦虑症状相关的危险因素有11项：既往胎儿畸形史、近3月有不愉快事件、睡眠不好、娘家关系不好、经济问题、怀孕吃水果多少、担忧分娩安全、担忧分娩疼痛、担忧孩子患遗传性疾病、担忧孩子健康和担忧孩子性别。但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只有经济问题(OR=2.88，95%CI=2.04-3.72)和担忧分娩安全(OR=1.56，95%CI=1.22-1.89) 2个因素与孕24周的焦虑症状相关。

孕24周入组时单因素分析与抑郁症状相关的危险因素有6项：既往性病史、既往早产/流产史、体检时的营养状况、近3月不愉快事件、怀孕吃水果多少和担忧孩子将来喂养问题。经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只有体检时的营养状况(OR=2.59，95%CI=1.88-3.30)和怀孕期间孕妇吃水果多少(OR=1.84，95%CI=1.25-2.42) 2个因与抑郁症状相关。

孕38周与焦虑症状相关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有19项，但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未发现明显相关因素。孕38周与抑郁症状相关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有21项，但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担忧胎儿评分(OR=2.77，95%CI=1.84-3.69)、担忧产后婴儿健康(OR=7.09，95%CI=5.72-8.46)、近3月夫妻关系(OR=41.66，95%CI=38.72-44.62)、婆媳关系(OR=38.46，95%CI=35.61-41.31)、是否参加孕妇学校(OR=3.66，95%CI=2.66-4.64)、是否经常担忧问题(OR=3.52，95%CI=2.53-4.51)和担忧产后经济问题(OR=3.32，95%CI=2.29-4.35)7项与抑郁症状相关。

产后7天单因素分析与抑郁症状相关危险因素有：产程长短、产后抢救、平均每天睡眠时间、朋友探望、丈夫探望、婆婆探望、护士的服务、与丈夫关系、产前是否上孕妇学校、产前有无思想准备、产前有无焦虑、产前有无抑郁、产前有无洁癖和产前有无其他特别问题14项。但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只有产程长短(OR=2.09，95%CI=1.35-2.82)、平均每天睡眠时间(OR=10.66，95%CI=9.26-12.06)、产前焦虑(OR=8.54，95%CI=7.02-10.37)和产前抑郁(OR=8.13，95%CI=6.55-9.71) 4项为主要危险因素。

产后42天单因素分析与抑郁症状相关危险因素有：月子中休息、月子中睡眠时间、婴儿喂养、住房面积、住房设备、月子中对婆家照顾满意度、对娘家照顾度、对丈夫照顾满意度和月子中有无烦恼事件8个。但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只有月子中睡眠时间(OR=1.80，95%CI=31.30-2.30)和有无烦恼事件(OR=2.52，95%CI=32.77-3.27)2项与抑郁症状相关。

产后3月单因素分析与抑郁症状相关危险因素有：婆家照顾、婆媳关系、娘家照顾、娘家关系、住房面积、是否请保姆和有无烦恼事件7个因素。但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是否请保姆(OR=2.66，95%CI=31.75-3.56)和有无烦恼事件(OR=9.34，95%CI=38.15-10.52)2项与抑郁症状相关。

3讨论

1987年Cox等设计了10项内容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以总分12-13分为抑郁症状，该量表对产后符合研究诊断标准（Research Diagnostic Criteria RDC）中抑郁症的检出有较好的敏感性（86%）和特异性（73%），且评分简单，耗时少［10］。上世纪90年代国内引进了EPDS量表，该量表在国内使用的敏感度与国外相同，但特异性高于国外［4，11］。

近年来，孕期焦虑和抑郁逐渐受到重视，文献报告大约4%-15%的孕妇在孕期有抑郁症状，5%-13%有焦虑症状［6, 12-15］。本研究采用HAD量表总分≥9分为界，发现焦虑和抑郁症状在孕期是常见的现象，焦虑症状在孕期和产后也是常见的症状［13］ 。本研究中的焦虑症状检出率比祝氏报告的12.7%低，抑郁症状检出率两者相同(6.8%)［14］。但与张氏和陆氏结果相近（焦虑症状4.7%-5.1%，抑郁症状3.8%-4.3%），不过她们的研究中HAD总分≥11分为界［6，15］。本研究HAD量表总分≥9分为界是根据中国常模研究结果所定［9］。

本研究发现大约1/3孕期有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孕妇发生产后抑郁，说明孕期焦虑和抑郁症状对产后抑郁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是产后抑郁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结果与贺氏相近［14］，低于张氏和陆氏50%的结果［6，15］。

抑郁和焦虑症状共存是抑郁症的常见现象，本研究发现有一定比例(0.9%-3.8%)的孕妇存在抑郁和焦虑症状共存现象，但这个比例远远低于抑郁症。可能与本研究中主要观察抑郁和焦虑症状，并非临床诊断的抑郁症患者有关。

高龄产妇常常作为妇产科妊娠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之一。同样，高龄产妇也是产后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7］。本研究发现35岁以上高龄产妇孕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比例、产后7天的焦虑症状的比例都明显高于35岁以下的孕产妇。

本研究以EPDS量表≥13分为肯定抑郁症状，观察了产后7天、产后42天和产后3个月产后抑郁的检出率，结果三个时点的产后抑郁发生率基本相同（8.0%-10.7%），与国内外研究报告相近［2，6-7，14-15，17］。HAD量表评定的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7.4%、5.9%和3.0%，低于EPDS量表评定结果，其原因可能与EPDS量表专为产后抑郁评估所用，而HAD是针对综合性医院患者所用，两者对象不同，因此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也就不同。

综合国内外研究报告，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很多，归纳为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18-21］。生物因素主要与女性激素的变化有关，心理社会因素则多种多样。比较一致、常见的心理社会因素有：应激性生活事件、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分娩前恐惧、分娩并发症、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经济、乳汁分泌、孩子喂养、人格特点、孕期健康教育等［1-8，14-19］。

本研究不足是没有把剔除的孕妇、符合入组标准但拒绝参加本研究的孕妇统计在册。5个不同观察点都有一定比例的脱落，最后观察人数不到入组时的一半。需要进行多中心、大样本、有诊断标准、有干预的对照研究。

致谢：本研究部分经费得到美国礼来公司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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