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声帆影海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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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间隔一年后再次来到上海，参加题为“志愿精神与义工建设”的慈善理论研讨会。在上海火车站感受到一点小变化：出租车要到“地下”去打了，于是地下井井有条，地面畅通无阻，悄无声息的车水马龙给了我一个不错的预感。拖着行李进驻南昌路“科学会堂”老地方，环视四周，既轻车熟路又闪烁不定，颇为奇妙。

继2005年“营造慈善文化，健全社会保障”研讨会后，沉静大气极具个性的上海慈善基金会又策划了2006年的新选题，蕴蓄着更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果把“慈善事业”形容成一座顶天立地的巨大氧吧，那么“志愿精神与义工建设”之选题占位颇佳，简直是守住了门厅，成了进出必经之地，与高朋满座的大客厅遥相呼应。

两天呆下来，特意空下来的脑袋被迅速装满：学者们都是调查高手，在时光隧道中穿梭往来，发现力、捕捉力和表现力一流，中西合璧地去寻找慈善的位置，用各种理念和方法来加强慈善的“全纪录”；志愿者义工们都是行动高手，于日常事务的千头万绪杂乱无章中很快确定重点，于横向行动中具备纵向观察的深度，边走边看，力求配套齐全，争先恐后地用自己的肩膀去稳定一个慈善江山.

一本标准化手册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义工发展状况调研报告”，作为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将近三万字的篇幅，对志愿服务和义工组织从具体概念到中国大陆现代意义上的志愿活动的追溯时间；从国内志愿服务的发展模式到上海志愿服务活动的发展阶段等等，作了详细的、系统化的说明。

义工发展历程：1994――2004年的非正式化阶段，2005年以来的正式化阶段；

义工队伍的构成：按组织网络分：19个区县义工大队；6个专业义工大队；3个企业义工大队；按群体特征分：学生义工，社区义工，公务员义工，外国人义工、企业义工等；按功能分：形象型义工；决策型义工；组织型义工，服务型义工

义工队伍的招募：初始化、过渡化、定型化、正规化；管理：人情化管理、组织化管理、制度化管理；

义工发展特色：优势型；创新型；整合型：长寿社区“两工联动，三社互动”工作机制，形成“社区领导义工，义工领导群众，群众参加义工”服务链。

未来发展策略：提升义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创造一种充满凝聚力的组织文化；确立新型的义工服务理念：融合“慈善”与“休戚与共”；探究新的义工管理范式：从管理到领导；积极应对义工市场面临的挑战；营造具有吸引力的组织氛围；积极采用新的网络沟通技术，加强义工项目的评估；制定义工项目风险管理的策略；为义工自身的发展创造机会；给予义工以积极的认可。

报告把上海慈善与上海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在视野上有着更为整体的理解和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包罗其中，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有无限可能性的存在。一叶知秋，滴水知海，上海的义工发展道路对于其他城市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两个概念之间的咬文嚼字

广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谭建光教授以珠江三角洲志愿事业发展为例，澄清了志愿服务与义务工作两个概念的微小差别：同一个渊源，却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义工”概念来自香港，一方面强调职业以外的服务，一方面强调“仁义”；“志愿服务”概念来自内地，具体地说由两个系统推动，一个是民政系统的社区志愿服务，一个是共青团系统的青年志愿者行动。从分化到多元，交互影响。

他以大量的事例对志愿服务与义工社团演变个案进行分析：深圳市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合法注册的志愿服务社团地区，义务工作实现了对全社会的辐射和覆盖，并且借助立法途径规范了义务工作的性质和体现；

广州市：志愿服务与义务工作分而治之，在相互竞争的背景下，共同发展壮大，接受政府支持而保持民间特性，表明了第三条道路产生的可能性。

佛山市：志愿服务统筹下的义务工作，确立了“委托――服务”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志愿组织”和“义工组织”的名分争议，运用支持、促进、监督、评估的方式来促进发展

中山市：博采众长，融合发展，志愿服务与义务工作合而为一，志愿者协会加挂“义工”的牌子，扩大社会覆盖面。两个概念在长期的交互使用中，没有产生歧义，营造了友爱互助的志愿文化。

不论是“分化”还是“竞争”，都有其不同的学术价值，促进多元发展的格局

众人拾柴火焰高

来自上海市民政局的杨晓勇先生对推进社区志愿服务进行了战略思考，结论是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力量：

政府的支持首当其冲：发挥其引领和规范作用，可以通过公务员带头做义工来示范；通过制定政策来有效防止不规范行为；发挥其在制度和资金上保障作用；发挥其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作用；

民政的扶持责无旁贷：发挥民政优势在社区搭建志愿服务平台；结合民政工作开展养老、扶贫帮困、助残等各类社区志愿服务；培育发展民间组织为社区志愿服务提供组织载体；

群众团体是中坚力量：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作用，推进青年志愿服务社区；发挥妇联作用，动员妇女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发挥老龄委作用，动员低龄健康老人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发挥工会、残联、红十字会、关工委、社工协会的作用，推进社区志愿服务的深入发展；

媒体的宣传画龙点睛：普及志愿服务中的法律法规；推广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典范；传播志愿服务的精神和事迹，比如“丛飞”已经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一个义工组织是怎样发展壮大的

来自大连市慈善总会的王淑梅女士介绍了组建一支精干高效的义工队伍的“几点做法”，他们在四年的时间内拥有13000人注册义工，开展了30多个项目，十余万人参与活动，为27000多位不幸个人提供帮助，“大连义工”已经成了大连慈善总会的著名品牌。

建章立制是基础：他们学习香港义工局的经验，制定了义务工作立项、纪实、考核、年检、星级义工评选等多项制度；

组织、网络是保障：总会下设义工分会，各区建立义工队，各街道建立义工站，各居委会建立义工项目组，还组建了公务员义工队、记者义工队、法律工作者义工队等，甚至还有孩子和家长组成的“亲子义工团”，初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网络；

义工素质决定其生存：不断培训是强化义工队伍的关键，包括新义工培训、义工的全员培训、项目技能培训、对骨干义工进行慈善理念研讨式教育；自编教材有的放矢培训；

打造精品项目是义工团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每启动一个慈善项目，就同步组建一个相应的义工团队。对于常年开展的救助项目，义工分会本着自愿加入，自主选项，自由结合的原则组成项目组，经过培训，长期参与一个项目的全程运作；另外还有根据社会需要开展的服务项目，覆盖多个弱势群体领域。

激励机制推动市民参与培养义工典型：星级义工奖励制度，是义工取得社会承认的一种方式，是弘扬义工奉献精神的有效体现，每年举行隆重的星级义工授星表彰大会。

依法保障义工的合法权益，对具备保险条件的义工提供意外伤害保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义工组织提供必不可少的经费，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促进义工整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志愿活动带来的烦恼

来自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庄爱玲女士，讲了一个故事：一家福利院为了丰富院内300多位残疾人的生活，打算在大学里招募300多名志愿者，进行一对一的服务，委托有多年志愿经验的彭老师牵线搭桥。消息一经传开，大学生们纷纷响应，开始大家相处的比较融洽，但后来福利院因为宁静气氛被破坏，要求减少服务次数和人数，这个结果对各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直接反映出志愿服务不是一种简单的率性而为，它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有规范的社会活动，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和管理。如果需要志愿服务的公益机构没有根据受助群体的需求和机构的能力制定适宜的计划，为志愿者提供活动平台和空间，并给予必要的帮助、支持和激励，志愿服务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志愿者的热情也会消退。

上海志愿活动现状

来自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的孙慧民先生，介绍了上海志愿者活动基本情况：以组织志愿者为大型赛会提供公益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服务计划；动员志愿者参与城市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立足基层，深入小区，为群众服务：全市49万社区志愿者已经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力量；

青年学生在志愿活动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开展以“一助一”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益计划；开展以“保护母亲河”、骨髓捐献等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文明计划；围绕西部开发战略，实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启动了上海志愿者海外交流计划。

“三个不适应”问题正在影响上海志愿者事业的发展：真正公益性志愿性的组织数量少，活动质量不高；发挥作用不大，在法律、政策、制度上还没有形成志愿者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行政化倾向使得组织设置高度同构，志愿活动的社会化水平低下；应急、应时、应景的粗放型发展削弱了志愿者活动的感召力、参与力、影响力

要突破的领域：切实提高志愿组织的行动能力；完善志愿者组织的活动机制；提升志愿活动的专业化水平；确立一批志愿活动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志愿服务特色项目；建立一批支援活动服务基地，培育一批志愿活动示范团队；建立和完善志愿者事业发展的公共政策；

香港慈善事业概况

来自香港东井圆佛会的胡少伟先生透过公益金、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义务工作发展局三个组织的介绍，使大家对香港慈善事业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于1968年成立的香港公益金，为非政府、非牟利、财政资源独立及管理自主机构，是现在世界上少数能够将所有善款全数拨捐受惠者的筹款组织之一，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香港公益金捐款而受益。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简称社联，于1951年正式成为法定团体。不直接举办慈善活动，而是联络香港非政府社会福利机构，收集有关意见，向政府反映和共同商讨，致力于推动本港社会福利的健全和公平发展。通过下属遍布全港3000多个服务单位，为市民提供超过九成的社会福利服务。

义工发展局于1970年成立，为非牟利机构。致力于与社会各界建立伙伴关系，合力推动义工的参与，提供优质的义工服务；在国际层面，义工局是联合国义工计划组织的合作机构，亦是国际志工协会的香港地区代表。

香港慈善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少慈善机构是有宗教背景的。

一位台湾同胞的义工经历

来自台湾国际道德重整协会的刘仁州先生：我有着贫困的家庭背景，考上台湾师范大学，在大学四年级时参加了道德重整社团，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社团的刘博士。那时候有三件事很不快乐：没有女朋友，很孤单寂寞；功课不好，担心毕业后到边远地方去；跟家里人没有话讲，不喜欢回家。以为这位博士会给我一些建议，但是他让我静下来，听听心里面的声音。我突然有了很奇妙的想法，他是把生命当作资产给出去，而我是不断地向社会和家庭索取，我是拿，他是给，我的不快乐与我不懂得去关心别人关心社会有关。

在大学教书四年服务期满，跟夫人商量，辞掉教书的工作，全部时间投入到社会工作中，从1983年开始至今。开始做青年干部的培训，给大专院校的一些社团做事情，带他们去国外访问交友；后来，我个人对家庭的意义特别有兴趣，因为很多问题都产生于家庭，有10年左右的时间从事家庭成长的工作，发现对社会帮助很大。

在个人服务方面，完全是免费的，上课本来也是免费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薪水，给我一点钱，所以这些年比较有点收入。早先我一家的生存是靠很多朋友的支援，我家孩子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人家穿旧不要的，我的生活被很多人支持，感到非常温暖。

在台湾也是一个由贫转富的过程，在贫穷的时候，政府也好，民间也好，都积极地鼓励大家赚钱，只要你苦干实干，只要有实力就能赚到钱，赚钱是本事，但是下一个阶段就是花钱，花钱代表一个人生命的品质，所以我们把钱花到哪里？为个人的享受，还是花钱制造很多的罪恶？有多少人愿意把物质的、精神的资源与别人共享？

每个人生命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竭尽全力；第二个阶段是为了生活，让生活丰富美好；第三个阶段应该是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从生存到生活到生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层次。

刘先生的演讲朴实抒情，从波澜壮阔的入海口远眺源头的涓涓细流，这样的现身说法其实很有力度；他的人生选择使得自己在金钱上的生存空间大大缩水，在精神空间上却得到了最大的拓展，这种悬殊的对比更像一个遥远的童话。慈善是精神的力量，能够掌管人类的某种情感，也能够掌管人类的某种进程。

当人们被各式各样的变故困扰后，能迅速想到的解脱办法大概就是慈善，慈善已经被跨疆界延伸到一切生活领域和传播领域，成了被大家推选出来的“救世主”。只是在“助人"

的角度上来说，个人的力量终究单薄，需要“组织”提供一个高度，否则即使有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个火炬，照亮的可能仅仅是眼前一个微小的旮旯。

我相信上海慈善基金会每年一次的研讨会会形成惯例，会一个选题又一个选题不厌其烦地做下来，一块接着一块地收复我国慈善大好河山，不但立德、立功，还要立言，让它有规矩成方圆，浇水除草，繁花似锦，四季常绿，气势浑然，气息非凡。往小处看是晴雯补裘，往大处看便是女娲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