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下都大瓦当特征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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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乃春秋战国时期都城之一，其遗址位于今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五华里处，其规模在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城中最大，遗址面积约40余平方公里。百余年来，出土瓦当数量之丰富、纹饰种类之多样、制作工艺之精美、青铜气息之浓郁、文化内涵之深厚，为学术界所关注，与齐临淄瓦当和秦雍城、栎阳、咸阳瓦当并称为我国先秦时期三大地域瓦当。

瓦当乃建筑物脊端和檐前筒瓦的当头部分，除保护建筑物檐前、脊端免受风侵雨蚀外，在其上设计纹样或文字，一则装饰美化建筑物，一则反映当时的社会崇尚和思想意识。由于时代久远，当时的城址已经消失，建筑物荡然无存，所能看到的只是经考古发掘出土或采集的瓦当等陶制建筑构件，能够保存至今的完整带当筒瓦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只能通过出土瓦当的形制、规制、纹样或文字、材质以及制作工艺等特征，去窥视和探寻其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就目前考古资料和民间收藏实物所见，燕下都瓦当皆为半圆形。以其当面直径考量瓦当规制的大小，可分为三类：大规制瓦当当面直径在30厘米以上;中规制瓦当直径在15～26厘米之间;小规制瓦当直径则在14厘米以下，目前所见小规制瓦当最小直径10厘米，可能为宫墙所使用。中规制瓦当颇多，为建筑物檐前使用。大规制瓦当数量较少，为建筑物顶脊两端和垂脊使用。本文所关注的就是这些大规制瓦当：其纹饰图案和艺术特征如何，有多少个版别，蕴涵着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呢？

笔者收藏燕下都瓦当近三十年，数量达几百面，其中大规制瓦当亦有十几面。近期，在策划出版《燕瓦楼藏珍・燕下都瓦当》一书过程中，对这些大规制瓦当做了一次细致的比照分析，对其硕大规制和纹饰构图特征及细微变化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一、燕下都大规制瓦当的构图特征

在燕下都瓦当中，饕餮纹为其主体纹饰，学术界称其“母题”纹饰。在饕餮纹中，又分为“双龙饕餮纹”、“卷云饕餮纹”、“三角双螭饕餮纹”、“山形饕餮纹”、“饕餮面纹”等以及含有饕餮面像遗意的“双鸟饕餮纹”、“双兽饕餮纹”、“山形花卉饕餮纹”等十余个种别。在“双龙饕餮纹”中，又分为“双龙背身俯首饕餮纹”、“双龙背身仰首饕餮纹”、“双龙背项饕餮纹”和“双龙背身抵角饕餮纹”四种。“双龙背项饕餮纹”是燕下都瓦当中使用最早的纹饰之一，也是数量最多的纹饰，也是燕下都瓦当的标志性纹饰，极具代表性和普遍性。

燕下都大规制瓦当都是“双龙背项饕餮纹”，虽为一个纹饰种类，但在设计上，纹饰构图又有细微变化，各具特色。目前发现有5个不同版别，亦即由5种不同范具压制而成，皆为阳文。当面或瓦筒厚度在2～3厘米之间。

第一种，双龙前爪蟠于当面正中，颈下垂，头相背向外，竖耳瞪目，张口龇牙，形成正面饕餮头像的额梁。双龙身躯分别沿当面边缘向左右、再向下盘曲，从饕餮双角即当面两侧中部的朵头云纹底下穿过，显现于饕餮双目的外侧，并与饕餮双目外眶相替代，再叠压于饕餮翻卷的口唇之下，最后，双龙的后爪蟠于当面两下角，尾部在其最下部。当面饕餮只显其双角、双目宽鼻、阔口。饕餮二目圆睁，龇牙翻唇，极具狰狞之状。双龙与饕餮二者交织、穿叉、叠压、替代，形成多维空间的艺术效果，别具匠心，整体图案繁缛细腻，浑茫饱满，朴厚庄严。如果将当面翻转180度看，双龙呈相对奔跑状，极具动感，别是一番韵致。图1便是燕下都瓦当中标志性的双龙饕餮纹，直径35厘米，夹砂灰陶。

第二种，虽也为“双龙背项饕餮纹”，但明显可以看出，与上瓦相比，正面饕餮面像在整个半圆当面中所占的比例缩小，而双龙的比例加大。双龙颈弯相背，距离加宽，头部突显且刻划精细，瞪目竖耳、龇牙吐舌。饕餮双目变小且内移紧凑，与双角不再呈上下结构。其突显的是，饕餮高鼻凸起，阔口极为夸张，口唇翻到了双目外侧，几乎与外上眼角齐平。这样，在纹饰设计上，双龙身躯的后半部分未再显现，可以看作完全穿叉、叠压在了饕餮翻卷的口唇之下。双龙的后足向上、向外，蟠于当面两下角，尾部在其最下端。整体纹饰于浑茫饱满中又见清整俏丽，繁缛细腻中又见整洁干净，浮雕艺术效果极其明显。图2即为此类瓦当代表者，夹砂灰陶质，直径38.5厘米。

第三种，与上两瓦比较，纹饰构图有三个明显变化：一是饕餮面像比例加大，双龙比例缩小;二是在饕餮面像中，饕餮双目巨大而且鼻棱明显凸出，饕餮阔口上下宽平，口唇只设计到双目的外下角，饕餮的双角所占比例极小而显得紧蹙;三是在双龙形象的设计上，头、颈和前半身所占比例小而紧蹙，而尾部和后爪部宽大粗壮。总体看来，在刻意凸显饕餮的双目和高鼻的同时，整体构图还是那么协调自然，如图3，直径35.5厘米，夹砂灰陶质。

第四种，与第三种比较，在纹饰设计和构图比例上，虽然基本相同，但饕餮的双角比例加大，位置内移，也显得舒展。双龙的颈、头部也显得舒展开朗。虽依然在表现饕餮的宽鼻阔口和双目，但双龙的形象较上瓦显得突出了一些。此瓦与上瓦中，双龙的后足与尾部粗壮宽大，是因为正面饕餮口唇未外咧上卷，使得当面两下角留下了较大空间所致。整体纹饰圆润秀劲，清丽整洁，如图4，直径32.5厘米，夹砂灰陶质。

第五种，纹饰构图与第四种基本相同，但此瓦当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当面中间纹饰图案部分所占当面比例减小，而极宽的边轮占去了当面较大空间;二是在当面设计了下边沿，而且宽厚，这是目前在双龙饕餮纹中仅见的。当面效果极其规整、清新、华丽，如图5，直径36厘米，夹砂灰陶质。

上述几种不同版别的大规制双龙背项饕餮纹瓦当，不论纹饰有什么细微变化，饕餮面像都十分突显，商周青铜气息十分浓郁。“作为战国时代标志性纹样的瓦当面装饰在各国都有新题材出现，唯燕国仍保持了以标准的饕餮面为基本题材，不仅在燕下都，而且燕山以北辽西地区的战国遗址也普遍发现有饕餮面半瓦当。这种商周青铜器上的主体花纹从西周中期以后，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容器上逐步消失，而在战国时期的燕国仍很流行。这说明，作为三代传统的文化因素，原在燕山南北地区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郭大顺：《从饕餮纹在燕国消失的最晚谈起》“提要”，载《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集》，文物出版社1995年）。的确，从商周青铜器上直接承袭下来的饕餮面像，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末年，在燕下都瓦当上作为主体纹饰使用了近五百年。饕餮纹样从神秘的祭祀仪式的青铜礼器上转移到光天化日之下的象征王权的宫殿的脊顶檐前，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呢？有学者认为，燕山南北一带是商族的发祥地，燕商同祖（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曹定云：《商族渊源考》，载《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5年）。商代青铜礼器上普遍使用、流行的饕餮纹可以说是商族的族徽。周承殷制，饕餮纹样便被分封到这里的姬姓燕国的瓦当所承袭。周初封燕一直到战国末年秦国统一，从姬周宗室那里分封而来的姬燕政权一直没有更易，始终代表着姬周政权的正统性。仅就饕餮纹而言，从商周青铜礼器到燕国的瓦当上，是在用这种图像的形式象征着姬燕政权代表周王室国家的延续。可以说，燕下都饕餮纹瓦当是“青铜余绪，姬燕文脉”的独特载体。总之，战国时期，燕下都和燕国各地城址普遍使用饕餮纹瓦当，既有当地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兽面纹延续下来的历史根基，又有着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燕下都这种大瓦当上的双龙背项饕餮纹图样，正是战国时期燕国政权的“标识”。

二、燕下都大规制瓦当的思考与断想

我们每每面对这些硕大规制和纹饰精美的瓦当，常常有这样的想象――承载它的宫室建筑应该是多么的雄伟、壮观、华丽;整个都城建设应该是多么的宏大、繁华、兴旺;燕国这个国家又应该是多么的雄强、昌盛、文明。一直以来，史学界多认为在战国七雄中，燕国势力最为弱小，而作为国家都城来说，燕下都在当时诸国都城中却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深入考察这些大瓦当产生的时代背景，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的，进而探讨燕国真实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实力。

通过收藏研究这些大规制瓦当，以及考察其出土地点，引发了我们对出土这些瓦当遗址的性质、瓦当文化内涵以及对燕下都遗址保护的思考和断想。

这些硕大而精美的瓦当，多出土于燕下都故城东城以北3.5公里的西茹堡战国遗址，而燕下都故城遗址以内出土则较少。笔者从1985年开始收藏燕下都瓦当到2000年底的16年间，像上述瓦当并未收藏到一件，在燕下都文管所陈列品中也仅见一两件。当时见到已经破碎拼粘一纸的大瓦当拓片，都让人十分心动。《燕下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96年）一书可谓是上世纪燕下都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总结报告，所载也只见武阳台建筑材料坑出土的一件双龙背项饕餮纹大瓦当。此外，从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一些研究文章（滕固：《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载《金陵学报》1936年6卷2期;杨宗荣：《燕下都半瓦当》，载《考古通讯》1957年11月6期;傅振伦：《根据燕下都出土瓦类推测它的制作方法》，载《文物研究》1993年8期）看，虽然所刊载的瓦当数量颇丰，纹饰种类亦多，但未见一件上述大瓦当。《易县志稿》（寿鹏飞著，学苑出版社1990年）所说的“瓦之大者长三尺余，半规之径一尺以上”者，亦为数不多，至今未见图像资料。也就是说，上世纪初至今的近百年时间，不论是正式的考古调查、发掘、采集，还是民间征集、收藏，燕下都故城遗址内出土上述大规制瓦当寥寥无几。

然而，从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在燕下都故城遗址东城以北3.5公里的西茹堡战国遗址，当地俗称的“疙瘩台”，却出土了大量上述大规制瓦当。就目前所见，完整无损者不下二三十面，残断对接或破碎拼凑成一完整瓦当者也见有近二十面。同时，这个遗址还出土了十余件直径约36厘米、长约95厘米，且饰有不同纹饰的大筒瓦（图6，修复）、十余件大鸟形建筑滴水构件（图7，修复）、几十件饰有双龙抵角纹的脊顶装饰构件以及不少的瓦钉饰件（吴磬军：《燕下都瓦当文化考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样一处建筑遗址，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出土这样大数量、高规格的建筑装饰构件呢？我们依据文献资料，结合燕国战国时期历史事件，推断它是在燕昭王登基后修复燕下都故城建筑的同时，在都城以外建设的一所重要宫室，并与其东南方向约2公里的老姆台相配合、呼应。考古资料表明，老姆台恰好是“门居西北隅”（付振伦：《参加燕下都第一期发掘》，载《北大日刊》1930年7月5日），这一现象表明二者之间必然有一定关联。或许这一重要宫室，就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黄金台”遗址。公元前316～314年“子之之乱”后，燕昭王登基，建“黄金台”招贤纳士，燕国实力增强，并于28年后，在这里组织了“五国伐齐”。在燕昭王以后的时期，燕国国势衰退，已经没有建设这样宫室的能力和机遇。燕昭王登基后，对燕下都城内建筑物进行了修复，并在都城以北建筑了一处壮观华美的宫室。郦道元《水经注・易水》（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陈桥驿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引傅逮《述游赋》“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茫，盖谓是处也。”这里“两城”即指燕下都故城的东城和西城，金台即指这处新建的宫室。这处宫室从建设到秦统一，也有八九十年的历史，这些不同版别的大规制瓦当，便是这处宫室从建设、修缮、替换、更新到被毁不同阶段的产物，并非一次性建设同时产生的。这样的推断是否正确，尚待深入考证。

据《燕下都》一书载，西茹堡战国遗址于1975年曾经调查，被确定为燕下都城外的军事防护遗址。但在以后至今的近40年时间里，文物考古部门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在上世纪末该基址北侧曾建砖窑一座，大量动土以及平整窑坑必然对遗址造成破坏。本世纪初平整遗址东侧土坑时伤及的便是遗址台基的东端和南端，大量大瓦当及其他建筑构件亦是在此时出土。前几年张石高速公路从其北侧经过，虽未伤及遗址，但并未作系统勘察和发掘。这样不免留下一些遗憾：一则，这些大规制瓦当和重要的建筑装饰构件都流向了民间，国家文博、考古部门没有征集，如果再做深入研究，却缺少实物资料。二则，这一重要战国遗存，与燕下都故城遗址是一个关联密切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这里出土的大规制瓦当和其他重要建筑装饰构件，在燕下都故城遗址并不多见，和其遗址本身一样，承载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三则，遗址的减小和文物的流失对研究燕下都的完整性以及燕国晚期历史的系统性造成了一定损失和影响。即使有些大规制瓦当和重要建筑装饰构件掌握在一些有心人手中，但在考察研究时，因为没有具体确切的出土地点和明确的文化地层关系，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该遗址的性质、作用和价值无法确定。只能依据这些瓦当及构件特征，与燕下都故城内出土的同类物件进行“类型学”比照，作一些推断和猜想。如果仅仅从美术和工艺角度考察，那它本身的文物价值便大打折扣。

燕下都瓦当蕴涵和折射着丰富和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被学术界认为是打开燕国历史之门和燕文化研究之门的一把钥匙，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探讨。本文只是一些简单的描述、思考和断想。由于才疏学浅，所见寡陋，难免缺点和错误，还望学者、专家指正。（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