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终结论实践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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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丹托发表《艺术的终结》指出，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该文最具启发的是将焦点从艺术的本体论移到艺术史的哲学中去，试图建构一种新的艺术哲学。借用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连续观，丹托把历史维度引入艺术的定义，从本质主义出发，质疑了从瓦萨里到贡布里希的艺术史叙事模式，进而完成“艺术史终结”的命题。只有艺术史终结了，艺术哲学才能开始。

关于艺术终结论，丹托的论述集中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艺术的终结”不是指艺术的死亡。丹托多次澄清艺术的终结并不是艺术创作的停止，而是指艺术不再是在某个叙事的指导下进行，不再有一个必须遵循的历史方向，在风格上它有选择的权力，是真正的自由。在终结时期艺术达到对其本质哲学的获得，艺术成为了哲学，尽管只是片刻。在这里，丹托借用黑格尔“终结”论中认识论的结构，即将艺术的终结看成是实现认识的一个阶段，尤其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启发。第二，“艺术的终结”昭示着以往艺术史的终结，特指“后历史时期”之前艺术史的叙事模式，尤其是现代主义时期的叙事模式。丹托认为，叙事必须提供从某一叙事到下一叙事的目标。以往艺术史的每一个时期都被其自身的叙事所统治，这种叙事在特定时期都测量着进步:由于每一个叙事都包含着什么是艺术的概念，这也就使得每一时期艺术史在这一特定的叙事模式之下有了终结的可能性;最后，现代主义叙事由于只在意每一个艺术家个人的相对风格，不能回答普遍意义上“什么是艺术”本质这一问题时，它的使命就终结了。①艺术终结论的实践表现如果说“艺术的终结”是丹托艺术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波普艺术则是“艺术的终结”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成为丹托关于后历史时代艺术的起点。作为“波普教父”的安迪?沃霍尔的身上带有整个波普艺术的最为基本的形式特征，他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种非艺术性，完全打破和排除了作品中关于传统美学、艺术的构成和自我表现的形式因素，从而不仅改变的是艺术的形式而且是作品的观念。正是在这个层面，丹托从沃霍尔的身上找到了他理论的实践。因为在丹托看来，沃霍尔第一次将艺术与哲学作为两个独立的问题分开了，是对以往所有艺术模式的一次颠覆，从而让以往艺术史走向了终结。在丹托看来，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是作者个人意识形态的表达，更多地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而波普艺术对日常生活的青睐使得他们思考的只是人们对生活的普遍感受，而不再是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世界的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波普艺术把人人知道的东西转化成了艺术，是当前时刻群体思想的共同表达。其最大贡献在于将大众性提升到高级文化的行列。

无疑，波普艺术给予丹托最大的提示是它支持并且很好地实践了他的艺术哲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着眼于生活、着眼于经验。它打破了以往艺术的形而上学，赋予艺术以真正的独立自主的身份。当丹托提出哲学对艺术进行剥夺时，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艺术的本质就是哲学，而波普艺术似乎是正好对应了这种情形。波普艺术既让艺术的本质定义在了哲学层面，又让二者分开，这样艺术的独立地位更显凸出来:首先，波普让美学从艺术中被分离开来，美已经不是艺术的本质了。如果说之前杜尚的《泉》只是缩小了美学尺度，那么发展到《布里洛的盒子》则是彻底不再考虑这个问题，直接回到了艺术品身份本身问题上去了。其次，波普艺术使得哲学成为内在于艺术的东西，它试图消除艺术与哲学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充分地确立主体的完全自由状态。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艺术品的符号化过程当中(关于这点，丹托追随的是黑格尔的脚步，后者认为艺术的普遍本质是在一种历史性的世界观的客体形式中的象征符号)。如果说模仿时代的艺术以追求视觉真实为最高标准，要求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技能;意识形态时代以趣味、情感为艺术的新准则，强化的是个人思想的表达;那么到了波普时代，通过将普通物品、名人肖像转化为符号，以机器复制生产减少个人制作风格，达到的是大众共同的文化经验，实现了全部主体的自由。符号化让艺术的永恒定义变得可能，因此具有了哲学的本质判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丹托赋予波普艺术宗教含义的“转化”，因为它们普遍关注日常生活、庆祝日常生活，通过转化成为艺术，具有了超验的气质，从而使得艺术的哲学根基变得更加可能。转化不仅解放了艺术的形式，也解放了艺术的主体，艺术不再像从前那样要求特殊的媒介和某种规范的形式、风格。但是由于丹托过分着迷于阐释理论，将阐释作为一种建构行为从而赋予实物以艺术身份，导致他对波普的看法呈现出一厢情愿的倾向，完全将它视为对政治和权力的反抗，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即事实上对体制的服从，实际上受制于文化工业时代的大众需求。艺术终结论的双重困境然而，由于丹托艺术理论的不彻底以及波普艺术本身的后现代文化性，使得终结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困境和断裂。既然波普艺术与终结理论在对现代主义艺术的终结上达成一致，现在的问题是波普艺术是否真如丹托所宣称的那样达到了普遍的经验呢?以挪用、拼贴为其特征的波普艺术能否代表对艺术普遍本质的界定?

首先，波普艺术就本质而言，是一种消费文化。它将注意力放在了日常生活之上，以挪用、拼贴的方式获取大众认同，让艺术成为真正的大众体验与集体狂欢，不再关注独特。就这点而言，波普艺术的确符合丹托对艺术“普遍性”和“本质主义”的要求。但是从其深层次的内涵来看，这种拜物倾向其实是在挣脱现代主义的枷锁后给出的新的规范:要求个人对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服从，指向的正是消费主义，依旧受制于社会时代变迁的历史之维。并且就事实来说，波普艺术的初衷是反艺术尤其是反传统(现代主义)的精英艺术，因此在内涵上是消除深度感、一切平面化，最终指向并非是揭示艺术的本质完成其精神使命，而是对后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服从。第二，波普艺术就其属性而言，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大众文化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媚俗性，表现为迎合观众，放弃批判，这也正是其消费文化的本质决定的。因此，波普艺术所达到的大众的共同文化经验，并不是为了整体解放的目标，丹托过多地赋予其宗教“崇高”了。与此同时，“艺术的终结”这个命题由于理论自身的不彻底性也出现了困境。一方面，理论寻找的是艺术定义的普遍性，因而要排斥历史;另一方面，借助当下再次将艺术历史化了，也就是构想出一个“后历史时代”，让艺术的形式更加自由，从而解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看上去，艺术的形式更加自由，似乎越来越接近黑格尔的认知上的进步，实质上外在的因素即艺术批评的权力在逐渐扩张了。这其实是回到艺术的自由实现问题，艺术还没有脱离历史的藩篱。在表面互动、参与、游戏的后现代之下，其背后依靠另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人人都是艺术家”赋予你的仅仅只是参与的权利，而要成为“艺术品”、“艺术”就需要阐释的力量。正如丹托自己也有一段矛盾的论述:“历史属于艺术概念的外延，而不属于艺术概念的内涵”，但是“表现的内容和手段二者本身就是历史概念”。①因此，“艺术”的身份依旧涉及时代语境，仍然要求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把握，或许贝尔廷说的能部分表达出这样的意思，“艺术实际上并不在于一种自身本质的内在规范，而是在于依赖其所表现的一种世界观的历史情境和物质材料”②。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波普艺术没有达到艺术的所谓自我决定和自我意识的状态，它依旧依附在物质之上。

丹托的“艺术终结”确实对这个时代具有很大的冲击力，他以无畏的精神试图重构一种艺术哲学。但是他以波普艺术为终结的标志，确实让其本身具有矛盾的理论又再次陷入实践的困境。尽管波普艺术富有颠覆性，然而其与生俱来的后现代文化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丹托在这个过程中，弱化了艺术定义中对于时代环境的考察，把历史主义让位给了本质主义。然而，对于艺术普遍性的哲学追求让他顾此失彼。因此，波普艺术作为其理论的实践支撑同时又更加突显其哲学理论体系的矛盾，一方面寻求普遍，另一方面又始终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历史之维，产生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