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红利”效应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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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2-2008年的26年间,上海处于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且属人口暴利阶段。不断涌入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促成了上海的理论人口红利,且因这批人口:处于比较充分的就业状态;基本没有影响城市人口的就业;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他们的涌入促成T-k-海的人口红利效应,成为上海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人口红利;外来务工人员;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131-02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现象。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有一段时期(一般在三十年左右),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成本低廉,储蓄率高,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该概念于1997年首用(Mason Andrew,1997)。后来有研究表明,造成东亚崛起奇迹的部分原因是在1965--1990年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受供养人口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而随着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当该国大部分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时候,这个额外增加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人口红利”(David E,Bloom,1998)。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高达1/3-1/2(蔡,2004)。

目前,中国学界一般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结合上海市1953-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至少从1982-2008年这26年时间里,上海市处在人口红利期内,且属人口暴利阶段,是绝佳的黄金发展时期。由上文可知,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上海从1982年开始进入人口暴利的阶段。这表现为在1982-2008年间,人口抚养比与全国相比,要低10%～20%,而这近三十年正是上海经济奇迹的时期。本文想要探讨的是,上海为什么能维持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上海经济奇迹与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系吗?

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上海之所以持续近三十年理论上的人口红利(确切说是人口暴利),与持续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统计包含了外来务工人员。统计显示,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从1978年的6万增加到2008年的517万。其在总人口的比重也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0.5%上升到了1978年的27.4%。如果加上“半年内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则2008年末人口达到642万,占到总人口的31.9%。

可见,来沪外来人口数量越来越大,已经达到上海总人口的1/3了。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呢?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流动人口来沪原因”表格中,我们发现,2000年上海外来人口的387万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39万,占到整个外来人口数量的87.6%,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经济原因的人口为284万,占整个外来人口的73.4%。虽然五普数据跟现在相差九年,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但是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却具有代表性。

但是,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17”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穆光宗,2006;于学军,2003)。人口红利效应,必须在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投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良好发挥(铁水映,2009)。

三、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

1.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城镇失业率。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成本很高,会带来很多问题,还是要走发展城市的道路。原因在于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不同,农村劳动力进入的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会加重城市失业(周天勇,2001)。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调查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呈现“三低”现象,一是年龄结构低,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在15～34岁的多达208.03万人,占总人口的73.2%。二是职业技能低,主要在生产一线,大都缺乏专业技能,其中82.27万人为商业、餐饮、居民生活服务人员,占总数的28.9%。81.76万人为制造加工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占28.8%;建筑施工人员55.53万人,占19.5%;农林牧渔人员20.74万人,占7.3%。三是文化程度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86.05%。因此,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上海教科院,2008)。正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较低,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险活,因而他们的涌入基本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人口就业率。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78～2008年30年间,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仅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始终没有突破5%,而不是出现陡然的波动。缓慢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农民工的流入无绝对关系(上海统计年鉴,2009)。

2.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就业状态。在不影响城市人口就业的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基本充分就业的状态。农民是充分理性的,在流入城市之前会考虑城市的预期收入和找到工作的几率,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流动。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有地,当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可以退回到生活成本低的乡村务农,如本次金融危机就引发了大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返乡潮流。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基本处于就业状态的,如若不然,就会大批返回农村或选择其他城市。

这一点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支持,据2006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2568个有效样本中,除一人资料情况不明外,其他人全部处于在业状态,就业率接近100%(上海农民工调查课题组,2007)。另有“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对上海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也显示,从农民工目前工作状态来看,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为99.1%,没有工作的比例较低,仅为0.9%(林建永,2007)。

虽然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震荡,致使许多农民工失业,大批农民工返乡,但是上海并未出现这种大批农民工返乡的局面,这从2008年年末数据中可以发现。2008年年末外来人口与往年相比持续增长,达到历史新高的642万,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22万(上海统计年鉴,2009)。

3.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的经济贡献。如此数量庞大的外

来务工人员在上海从事脏乱差且待遇低的工作,既没有影响上海城市人口的就业率,又使这个庞大数量的人口自身处于基本就业状态,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没有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贡献呢?

据统计,2003年,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陈振功,2004)。韩乾认为,上海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1991年,上海第三产业占上海市GDP的34.58%,2001年上升到50.69‰。从1995年开始,上海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超过第二产业(韩乾,2003)。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中,外来务工人员占到绝对比重。例如,在建筑业,改革以来,上海每年有65万左右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占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80%,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汪建然,2007)。若以工资收入计算,按2006年农民工月工资1413元的水平和2006年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627万的标准估算,2006年全年外来人口在沪的工资收入达到1054亿元,这个数字是2006年全上海财政总收入的22.9%。

综上,从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的充分就业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外来务工人员给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结论

本文基于来沪外来务工人员的视角分析改革以来上海市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上海自1982--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维持在20%～40%之间,按照瑞典生命统计的标准,属于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且属于人口暴利阶段;之所以维持近三十年理论人口红利,是因为持续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被纳入到了上海的人口统计之中;由于这部分人口在上海从事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脏累重活,对城市人口的就业率基本没有造成影响,在保持了自身较为充分的就业状态的情况下为上海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可以肯定,改革以来,外来人口持续涌入促成的人口红利是上海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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