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蒂的“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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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1931-2007),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对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了批判,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他认为,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对普遍人性的探讨是陷入误区,却又构想了一个将个人创造和社会正义弥合的乌托邦:“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在这个乌托邦中,反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1]罗蒂分析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如哈贝马斯等人;一类是主张自我创造的,如尼采和福柯。罗蒂试图调和二者,“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 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追求。
一、何谓自由主义者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成为主流话语。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不是哲学及伦理意义上的意志自由,而是政治自由。自由主义在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洛克、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持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观,认为自由乃是尽可能减少国家和社会对个人滥用权力;以杜威、罗尔斯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则持柏林所谓“积极的自由”观,认为自由乃是个人主动地去做事情的权利;以哈耶克、诺齐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代表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鉴于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共识,罗蒂推崇自由主义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罗蒂对自由主义的界定是实用主义式的,罗蒂自称推崇“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提出的只是自由的底线“减少残酷”,他甚至把解决问题的任务交给诗人的想象力,一种“诗化文化”。
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探讨罗蒂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定义为“不要残酷”的原因。
关于罗蒂的学术立场,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实用主义,二是后现代主义。其次,与杜威影响有关。罗蒂深信杜威的观点,即人能够积极地推进公正和人道,推进社会的改革。他是杜威实用主义的追随者,延续了杜威对民主的关注、对时代问题的把握,对“说服”而非暴力的认同。在自传《托洛斯基和野兰花》一文中,罗蒂说明他从柏拉图主义转向杜威实用主义的原因——他发现柏拉图式哲学家对绝对真理的探寻是误入歧途,我们拥有的只能是相对真理,“不存在任何不可动摇的基点”[2],他也说明放弃哲学对“确定性的追求”的虚幻目标,转向叙事的理由——是黑格尔的历史意识使其哲学担当了描述时代、把握时代甚至改变时代的功能,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把作家经验的一切“编制在一起”,从而完成对于已逝之物的描述。
其次,与“后哲学”“后形而上学”文化有关。作为后现代哲学阵营的一员,罗蒂的“后哲学”概念影响深远。所谓“后哲学”,即认为并无实在,只有对实在的种种描述;而且由于没有实在作为标准,种种描述之间难以分清对错;因此哲学不能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在《哲学和未来》一文中,罗蒂说:“鉴于柏拉图和康德希望从某个外在的立足点,关于必然的和不变的真理的立足点,来审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晚近的哲学家已经逐渐地放弃了此类希望……我们务必把哲学家曾经与牧师和圣人分享的那种角色转变成与工程师和律师有较多共同点的某个生活角色。”[3]可见,罗蒂与福柯对公共型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的区分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宏大企图,是“戏剧化自身”的方式。作为一个新实用主义者和后现代哲学家,信奉的不是一场革命改变一切、终结过去、迎接全新的未来,而是逐渐的、温和的甚至微末的改变。罗蒂没有为自由主义提供一个普遍的基础,而是指出自由主义社会的底线是“减少残酷”。罗蒂不求助于真理、解放或革命的宏大叙事,而是求助于人之为人的底线:痛感。
二、何谓反讽主义者
反讽是西方哲学和文论史上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反讽的定义可宽泛可狭窄。广义上说,是新批评意义上的,认为反讽是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普遍特征,反讽与张力、悖论、含混等概念密切相关。哈特曼《荒野批评》中犀利指出,新批评反讽理论剥离了反讽在传统上所具有的哲学内涵,而变成一个随意贴在作品上指明其价值的标签,是新批评研究的巨大缺陷。狭义上说,是源自古希腊的,基本内涵是“佯装无知,说出的却是真理”。苏格拉底被认为是反讽的源头。作为反讽的形象,苏格拉底被论辩对手和敌人认为心怀恶意、心口不一、毒害青年、破坏城邦稳定。其实我们从苏格拉底的对话中,首先看到的并非他假装无知,而是他深知人类知识的限度。哲学追求“真理”“根本”“绝对的知识”,但人只能爱智慧,真正拥有智慧的只有神灵。苏格拉底面对神喻“没有什么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苦苦思索而不得。遍访名流,发现拥有智慧名声的人往往徒有虚名,所以对神意的领会是“你们人中间最聪明的是像苏格拉底一样明白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人”[4]。其次,苏格拉底并非心怀恶意。苏格拉底向人请教,不是出于虚情假意,而是虚心倾听他人。苏格拉底把对话称呼为“助产术”(反讽、归纳、诱导、定义),可见对话的结果事先并不知道。再次,苏格拉底不是理性人的典型,认为一切靠人的理性可以解释和阐明。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理性人的出现毁灭了悲剧,其实苏格拉底是个理性又怀疑的形象,他始终对已有知识进行质疑。
黑格尔曾说,谈到苏格拉底,问题不是哲学,而是他的人生。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论述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反讽时,试图说明“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讽”。可见,他不是从语言修辞的角度,而是从生存伦理角度理解反讽。反讽是一个人的处事方式,是一个人人格成熟的标志。黑格尔多次强调反讽把什么都不当真,因此反讽体现出消极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反讽体现于苏格拉底对话,既不断揭示对方的言论站不住,也不断地否认自己现在的答案,体现出的是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向普遍性道德、真理、美的不断前进。因此他体现的不是虚无,而是否定中的肯定。
反讽在德国浪漫派得到阐发。关于德国浪漫派的反讽,学术界普遍认为思想资源之一是费希特哲学,二是苏格拉底哲学。克尔凯郭尔则为反讽总结了两条特征:第一,“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第二,“看一眼谈话的主体,我就发现了另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主体是消极自由的”[5]。这里的“消极自由”是主体对自身、世界的实在性的超越。甚至严肃的罗马天主教会也会反讽地看待自己,“因此,在中世纪它常常在特定的时节自己绝对的实在性而反讽地看待自己,驴子节、愚人节、复活节玩笑等等便是很好的例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