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出口退税作用的另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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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编号:1005-913X(2010)12-0012-CA
摘要:当前围绕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国际上出现很多的纷争。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已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升值通道,而人民币的升值将会给出口商品结构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了缓和由于汇率变化所引发的冲击,出口退税政策的抵补作用不可小觑。
关键词:出口退税;出口商品结构;汇率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0)12-0012-03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其中不仅有经济层面的,也有政治层面的原因。从政治层面来看,美国的施压以及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具体表现为GDP逐年高幅度地增长,外汇储备充足,较高的贸易顺差,大量的资本流入诸如此类的,而这些对人民币汇率的走高会有极大的影响。另外,我国的外汇市场的构建还未成熟,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汇率变动还未能充分反映市场的外汇供给与需求,因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将会走上升值的通道在所难免。而人民币的升值将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将会涉及到商品的进出口、资本的流动、外汇储备、价格水平等很多方面,而笔者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出口商品的结构。也正是因为出口商品的结构,才能把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这两者在此交汇起来、连结起来。
出口退税是对报关出口货物退还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转环节按税法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或免征应纳税额。出口退税是为了实现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对跨国流动物品重复征税,从而促进该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出口贸易。其目的在于鼓励各国出口货物的公平竞争,它是国际上通行的税收和贸易惯例,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促进出口措施,已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普遍实施。另外,出口退税存在着完全退税和不完全退税的情况,对于不完全退税而言,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出口产品的海外价格竞争力有一定负面影响,但这也为宏观调控预留了调整空间,从而使得出口退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能平衡财政收支、影响汇率和优化产业结构等。
汇率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目的,通过金融法令的颁布、政策的规定或措施的推行,把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价确定或控制在适度的水平而采取的政策手段。汇率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主要有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水平的确定以及汇率水平的变动和调整。
汇率和出口退税这两大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的调节手段,其对一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机理分别如下。
(一)汇率变化会对出口贸易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当一国货币汇率下降、外汇汇率上升时,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降低,从而刺激国外对该国商品的需求,有利于扩大出口;而当一国货币汇率上升、外汇汇率下降时,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涨,从而抑制了国外对该国商品的需求,不利于该国商品的出口。简而言之,一国货币的升值对该国的出口会有负面的抑制作用,一国货币的贬值对该国的出口会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因此,当人民币升值时,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升高,从而对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价格抑制作用,不利于中国的出口。反之,当人民币贬值时,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下降,从而对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价格促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的出口。
(二)出口退税率作为宏观经济调节手段之一
其高低直接会影响到出口商的税负成本,最终影响到出口商的收益,也间接影响到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优势。当一国调高出口退税率时,出口商的税负成本降低,利润空间增大,所以其对价格操纵的空间变大,而当一国调低出口退税率时,出口商的税负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减少,其对价格操纵的空间亦变小。当然,价格操纵空间的变化并不一定就演变为出口商品价格的变高或变低,这还取决于出口商的意愿,当然这种意愿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另外,从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机理以及过往实践来看,二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作为宏观经济调节手段,都会对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都会透过价格渠道最终影响到商品结构;区别之处在于:第一,在灵活性方面,汇率政策远不及出口退税政策。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往往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干扰,既有经济层面的,也会有政治层面的,因此,汇率政策的调整将是十分困难的,即使能够调整,其幅度、速度以及相应的调整机制,都会受到严格的制约。而出口退税政策则没有如此多的羁绊,完全掌控于一国的行政当局,不会受到来自国际的干扰,一国完全能够把控其调整的幅度,速度等。第二,在价格渠道影响方面,汇率政策的变化会直接体现为出口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出口商品价格有着直接的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否一定体现为出口商品价格的波动还会受到出口商个人意愿的左右,因此,其对价格的影响远不及汇率政策来得猛烈。
根据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机理以及区别与联系,笔者认为在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在当前人民币已步入升值通道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完全可以利用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实现人民币升值的平稳进行,避免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大的负面冲击,实现平稳着陆。
(一)结构调整的粘性需出口退税来迅速打破
当外部环境出现了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所难免。当人民币步入了升值的通道,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不可忽略,最直接的表现为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可预期的未来将会上演,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必将导致经济的短期震荡,涉外的主体结构从原先的有序走向无序,最终走向新的有序状态。然而这种短期的震荡会给宏观经济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其外贸依存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攀升,已达至60%左右,所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贸的影响不可忽视。为了能够快速适应这一变化,在如此强烈的升值预期之下,需要我们能够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之策。然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着一定的粘性,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当外部的刺激并未真正形成之时,企业作为经济的主要主体并无巨大的动机去调适产品结构、规模等相关变量,尤其是中小企业,其短视行为十分明显,即使面临着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这种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更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利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使然。因此,在未雨绸缪之际,企业这一经济主体缺位了。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需出面担此重任。然而政府的政策工具十分有限,尤其是涉及到对外贸易方面的,其政策行为还要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章的制约,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可以利用的利器唯有出口退税政策了。通过调低出口商品退税率,迫使企业被动调整结构,从而使未来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结构调整被前置,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二)金融危机下宏观刺激方案为抵补预留了空间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为求自救各国纷 纷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难以独善其身,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冲击。最突出的表现为出口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摆脱出口困境,中国先后于2008年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2月1日、4月1日、6月1日共七次调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具体如下:2008年8月1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010提高到13%;将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11月1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l1%、13%;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胰岛素冻干粉、黄胶原、钢化安全玻璃、电容器用钽丝、船用锚链、缝纫机、风扇、数控机床硬质合金刀、部分书籍、笔记本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1%,13%。12月1日,将部分橡胶制品、林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9%;将部分模具、玻璃器皿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1%;将部分水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3%;将箱包、鞋、帽、伞、家具、寝具、灯具、钟表等商品的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将部分化工产品、石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商品的退税率分别由5%、9%提高到11%、13%;将部分机电产品的退税率分别由9%提高到11%,11%提高到13%,13%提高到14%。2009年1月1日,将航空惯性导航仪、陀螺仪、离子射线检测仪、核反应堆、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14%提高到17%;将摩托车、缝纫机、电导体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1%、13%提高到14%。2月1日,将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5%。4月1日,CRT彩电、部分电视机零件、光缆、不间断供电电源(UPS)、有衬背的精炼铜制印刷电路用覆铜板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60/0;将六氟铝酸钠等化工制品、香水等香化洗涤、聚氯乙烯等塑料、部分橡胶及其制品、毛皮衣服等皮革制品、信封等纸制品、日用陶瓷、显像管玻壳等玻璃制品、精密焊钢管等钢材、单晶硅片、直径大于等于30cm的单晶硅棒、铝型材等有色金属材、部分凿岩工具、金属家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将甲醇、部分塑料及其制品、木制相框等木制品、车辆后视镜等玻璃制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碳酸钠等化工制品、建筑陶瓷、卫生陶瓷、锁具等小五金、铜板带材、部分搪瓷制品、部分钢铁制品、仿真首饰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商品次氯酸钙及其他钙的次氯酸盐、硫酸锌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6月1日,电视用发送设备、缝纫机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罐头、果汁、桑丝等农业深加工产品,电动齿轮泵、半挂车等机电产品,光学元件等仪器仪表,胰岛素制剂等药品,箱包、鞋帽、伞、毛发制品、玩具、家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5%;部分塑料、陶瓷、玻璃制品,部分水产品、车削工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合金钢异性材等钢材、钢铁结构体等钢铁制品、剪刀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玉米淀粉、酒精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
这些调高的出口退税率,恰恰为出口结构的调整预留了很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另外,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已成定局,究竟一次到位,还是逐渐缓慢的调整或是分阶段调整,国际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尽管中国的倾向是逐渐缓慢地调整,而不同的调整方式直接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宏观经济。国际上,在对外贸易领域,为了减轻一国因进口而引发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幅震荡,在世贸框架内设置了保障措施这一防范工具,然而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保障措施对结构调整的抚慰作用十分有限,毕竟人民币升值的波及面不仅仅限于进口层面,还会影响到其他很多方面,如出口、投资等。面对人民币升值方式的不确定性,出口退税政策却能有效地发挥其一定的正面作用,毕竟出口退税政策相较于汇率政策来说,可控性更强,不易受到来自国际方面的影响和干预。通过出口退税率有序地、缓慢地调低,有效地模拟了人民币升值的状况,尤其是在出口方面,从而使得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变得有序、可控。当真正面临人民币升值时,整个出口结构乃至经济结构已先期作了调整,从而能充分适应此环境。
(三)为人民币升值提供缓冲装置
当人民币真正步上升值轨道后,出口退税率调低方案应逐步退出,此时由于前期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出口商品结构已先期完成了调整,所以,当人民币升值开始进场后,出口退税调低政策则应迅速退出,当然退出的速度要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速度而定,另外对于出口退税调低政策的退出,无非就是反向操作即调高出口退税率。此操作的完成意味着针对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出口退税政策已完成了很好的模拟和替代作用。当然,也有可能前期出口退税的调低工作并未能真正完全实现模拟和替代作用,此时可通过进一步地提高出口退税率,来达到缓冲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商品结构负面影响的效应。总之,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出口退税政策使得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出口商品结构带来的负面冲击变得更为可控,实质上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一个缓冲装置。
(四)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为出口退税政策的模拟与替代赢得了时间
当前全球经济刚刚步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霾,欧洲又爆发了债务危机,其波及层面还在不断蔓延,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可能二次探底的思考和关注。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中,中国的正面角色不可忽视,因此,虽然个别国家对中国的汇率问题颇为感冒,但在面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时,谁都无法保证人民币升值一定是一副良药,同时中国也适时地宣布将会对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改革。而这些恰好为中国的汇率变动赢得了时间,更为出口退税政策的模拟与替代赢得了时间。毕竟当前全球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再加上债务危机阴影的笼罩,在可预期的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经济的对全球经济牵引作用还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陈平,黄健梅,我国出口退税效应分析:理论与实证.管理世界,2003(12).
【2】董皓,陈飞翔.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鼓励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