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编写标准应在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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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是为进入教材而写作的。毫无疑问，教材是一个国家发行量最大的作品选本，但由于它面对的特殊对象以及它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并不是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一定都要进入教材，或者说，一本教材一定要囊括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教材做不到，作家也做不到。教材为全国所有适龄儿童与青少年而设，作家却永远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文学创作本身是极为私人化的活动。所以，莫言获奖之前，他的作品没有进入教材，仅从这一点来说，既不是教材的错，更不是莫言的错。

谁也没想到的是，莫言竟然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对于长期以来“诺贝尔情结”顽固得近乎变态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消息无异于划破长空的闪电。于是，此前“新时期当代小说全体缺席”的中学语文教材立马前倨而后恭，人民教育出版社称将考虑在教材中选用莫言作品，语文出版社则拟直接将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选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读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态度是可取的，不失敏捷而又审慎。敏捷在于，作为国家教材出版重地，能对莫言获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审慎在于，不是盲目追风，而是一方面承认此前对莫言有所忽略，另一方面也不说莫言作品就一定入选，“考虑”一词用得智慧。

我个人认为，《透明的红萝卜》不宜选入教材读本。原因有二：一、《透明的红萝卜》是一部篇幅达数万字的中篇小说，进入教材只能截取其中一部分，与其这样，何不去选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呢？二、《透明的红萝卜》讲述的是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农村少年的故事。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中学教材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以前教材中假、大、空盛行，僵化的意识形态让孩子们与美隔膜，与爱远离，很少有拨动孩子心弦的文字。这些年来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对教材提出质疑，我担心教材编写将落得个方向模糊、无所适从的境地。任何一件事情，有争论是好事，但奇怪的是，我们总是在争论中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明了。其实，一本好教材的标准非常简单：孩子们喜不喜欢，是否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这里我还是要举一个鲁迅的例子。上世纪30年代，鲁迅的《呐喊》被列为中小学教科书走进了课堂，鲁迅根本没有为之欣喜，而是“十分沉痛”。他对他的弟子、著名副刊编辑孙伏园说，他后来一看到那本书就感到厌恶，因为他很不愿意孩子们读到那些凌厉寒凉的作品，不愿孩子们读到描写处处“吃人”的《狂人日记》。他甚至偏激地说，这本书应该绝版。鲁迅认为，课堂是展示光明、传授善念、启发爱心、激励理想的地方，怎么能宣讲那些充满凶狠、仇恨、冲突、暴力的东西呢？这些都“少儿不宜”啊！从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提名，到他对自己作品选入教材的态度，我们能看到真正的文学大师的风范。

最后，寄语教材编写者们：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适合各个年龄段孩子们阅读、学习的优秀作品同样有如繁星灿烂。只要你们心里装着孩子，而不是狭隘的政治与民族意识，不是世故成人的一厢情愿，不是坐在办公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想当然，你们一定能编出让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好教材来。苟如此，则莫言能否入选教材，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