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罗马与中国的交际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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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马与中国是古代世界的两大强国，虽相隔万里，但交往甚多。本文梳理了罗马与中国间相互交往的脉络，总结了两国间交往的特征，分析了交往对罗马社会的影响，对重新评估古代世界人类的交往和活动能力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古代罗马，中国，交往
古代罗马与中国虽然相隔万里，但它们之间的交往很早就已存在。当然，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了解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笼统到具体的过程。具体来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传闻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物品交往为主的阶段、最后发展至使者或商人交往的阶段。这三个阶段虽然特色各异，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后面的阶段更包含了前面两个或一个阶段的内容。从罗马历史的角度审视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交往，对我们重新评估古代世界人类的活动能力帮助很大。
公元前8世纪中叶以前，地球上还没有罗马这一国家，整个地中海西部区域皆处于蒙昧和野蛮状况。根据传统的说法，罗马建城的时间为公元前753年。最初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国，后经将近5个世纪的发展，成为意大利和西部地中海的主人。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开始，罗马开始关注东部地中海的事务。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人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地区。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庞培在结束第三次米特里达梯战争的同时，还战胜了亚美尼亚人、帕弗拉戈尼亚人(Paphlagonia)、卡帕多西亚人、西里西亚人、叙利亚人、斯基太人、犹太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巴斯达尼安人(Bastamians)，从而把罗马人的领土从西边的西班牙、赫尔库利斯石柱扩张至攸克星海，扩张至埃及边界上的沙漠地带，扩张至幼发拉底河畔。罗马与远东国家间的距离也因此大大缩短。中国物品尤其是丝织品陆续进入罗马人的视野，成为罗马学者竞相报道的内容。
公元前55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就职叙利亚总督，率军征讨帕提亚。据历史学家弗罗鲁斯(Florus)报导，在双方对阵时，克拉苏士兵就看到了帕提亚军队用丝绸织物制成的军旗。当恺撒在埃及见到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时，克利奥帕特拉穿的就是透明的丝织衣服。据路加(Lucan)记载，这些丝线分三步制成：先经过赛里斯人的梳织，后由埃及的针织工人分拆，再经过加工制作使其薄透可见。另据狄奥·卡西乌斯(DioCas-sius)记载：公元前46年，恺撒为了使罗马的观众免遭阳光暴晒之苦，将丝绸幕帘置于观众席的上面。数年以后，罗马人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尚，以至于在提比略元首时期，元老院只好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丝织服装，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声誉。此外，罗马政府还对妇女使用丝织服装作了严格的限定。不过，此令并未在罗马产生作用。这可以从当时人的以下记载中看得很清楚。
据普林尼(PlinytheElder)记载：赛里斯人(指中国人)以出产林中之毛而闻名。这种白色绒毛，再经过罗马妇女纺线和织布这双重工序，制成衣服。罗马贵妇们穿着这些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
“更为惊奇的是，今人乃凿山以求大理宝玉，远赴赛里斯以求衣料，深潜红海以求珍宝，掘地千丈以求宝石。”“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人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塞斯退斯。这就是我们的奢侈风气和妇女让我们付出的代价。”
罗马进入安敦尼王朝以后，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丝绸成了罗马市场上广受欢迎的商品。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说：“从前，这种赛里斯布仅为贵族们专用，而如今最低贱者也能毫无差别地使用了。”
丝绸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从事丝绸交易的商人也随之增加。据《希腊铭文集》(CIG)记载：有一位叙利亚商人，名叫赫里奥多鲁斯(Heliodorus)，就在那不勒斯经营丝绸贸易；另据《拉丁铭文集》(CIL)记载：一位名叫Epaphroditus的叙利亚籍希腊人也在意大利的伽比伊(Gabii)镇从事丝绸交易。此外，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如第布尔和罗马城，也皆有专销中国丝绸的市场。
在中国的丝绸运往罗马的同时，罗马的商品也不断输入中国，其中主要有：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罗马东部行省的玻璃、亚麻布、珍珠、珊瑚和黄金。当然，也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奴隶，他们常常被政府所遣的使者作为礼品送往中国。但从双方贸易的角度看，丝绸显然是最重要的商品。
丝绸架起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相互交往的桥梁。但在1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人员间的直接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由陆路抵达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达罗马。他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是由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和印度等地的中间人来完成的。
公元97年，甘英受遣出访大秦，成为第一个出使罗马的中国人。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汉朝使者没能到达罗马，那么罗马使者是否到过中国?赫德逊认为：没有。他在其《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汉文典籍中毫无关于罗马臣民经陆路来华的迹象。”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罗马的商人曾于公元100年经陆道到达中国。有关这些事实皆保存于中国的古典史籍之中。
据袁宏的《后汉纪·孝和帝纪》记载：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也载：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后汉书·西域传》再次把蒙奇兜勒贡献之事看做是汉和帝时期经营西域的巨大成就。范晔曾这样写道：
“(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后汉纪》《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显然不是指“蒙奇”“兜勒”，而是指罗马属下的Mace-dones(今译马其顿)。蒙奇兜勒纯粹是Macedones的音译。从现有的材料看，他们应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
此后不久，罗马的商人又从海路来过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碡瑁……”
这里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大秦王安敦则是指元首安敦尼·庇乌斯的继子马尔库斯·奥理略(161－180年在位)。这是第一批已知的由海道来中国的罗马人。到三国和晋时又有罗马遣使到过中国的报道，这些都说明中国与罗马之间已经建立了直接的商贸关系。
3世纪以后，罗马进入危机状态，帝国内部经贸衰落，民众的有效购买力已大不如前。不过，丝绸贸易和丝绸消费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据记载：公元401年，罗马君主阿卡狄乌斯为其刚刚出生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全城(指君士坦丁堡)的人都头戴花环，身穿丝绸袍服，戴着金首饰和各种饰物，没有人能把全城当时的盛况用笔墨将其描述出来。此外，人们可以看到犹如海波一样众多的居民；还可以看到款式各异的盛装。”由此可见，丝织品在东部帝国使用的普遍性。
丝绸在罗马帝国的流行，也促使大批商人到中国经商贸易。公元528年，杨街之记录了北魏都城洛阳的相关情况，描述洛阳南部，“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道西有四里”。来到洛阳的外国人按东西南北不同方位，以及到达洛阳先后时间划分住所。刚来的住道东四馆，三年后则在道西得赐宅一所。“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大秦等西域国家居民来华经商并定居洛阳表明：中西文化在交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某些新现象，即交融。
公元552年左右，东部罗马获取了用蚕卵养蚕的技术，查士丁尼曾向突厥人介绍过有关蚕之诞生以及做茧的过程。“突厥人对此感到惊讶不已，因为突厥人当时控制着赛里斯人的市场和港口，而这一切过去均属于波斯人。”公元6世纪60年代，粟特国王马尼阿赫(Maniakh)向突厥大汗提萨布鲁斯(Dizabulus)提出建议，认为：“建立与罗马人的友好关系，把丝绸销售予他们，会更符合突厥人的利益，因为罗马人消费的丝绸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粟特国王马尼阿赫还主动要求陪同突厥使者一同前往拜占庭。突厥大汗批准了这一建议。公元568年突厥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拜占庭君主查士丁尼二世的热情接待。不久，由西里西亚人择马尔库斯(Zemarchus)为团长的拜占庭使团回访突厥，到达突厥大汗的宫中，从而再次开通了北部通往东方的大道。这次拜占庭与突厥的交往虽然没有继续向东推进，但它还是把中国的有关信息带到了拜占庭，并将其保存于拜占庭的历史文献中。
隋炀帝时，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人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裴矩报告的北道，即：“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此即中国、突厥可汗庭至拜占庭道。此外，还有中、南两道。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至中国唐朝，由于国际条件发生变化，许多东罗马帝国的使者经陆道或海道来到中国。据《旧唐书·拂秣传》记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这些都是中国和罗马友好交往的标志。
除了正史中记录罗马使者访问中国以外，民间来华的使者也不少。大秦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明证。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日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忽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日：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摹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烷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壁。俗无寇盗，人有乐康。……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传人中国的景教则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乌斯派。据宋宋敏求《长安志》云：“义宁坊有波斯寺。唐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胡僧阿罗斯立”，张星烺先生认为：“阿罗斯即碑文中阿罗本之误。阿罗本为大秦僧人中国之始。”天宝三年，大秦国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并得到皇上的赞许。“于是天题寺榜，额戴龙书。宝装璀翠，灼烁丹霞。睿札宏空，腾凌激日。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基督教在中国长安等地立寺传教，这无论对中国宗教界，还是对中国文化、思想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代罗马与中国是古代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强国。它们的多次交往不但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且也促进了两大文明的发展。而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发展表明：文明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或许是世界多元文明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