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本《缁衣》首章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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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简和上博简皆有《缁衣》之篇，并且可以和今本《礼记·缁衣》相对读。这是研究儒家文献变迁的一个极好的材料。所以，简本甫一面世，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除了原考释者荜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以外，还有不少专家发表卓见，为简本《缁衣》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今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简本《缁衣》首章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敬请专家指正。
一、简本《缁衣》首章引诗释义
上博简和郭店简《缁衣》首章引诗情况基本一致。为讨论方便计，现将两个简文一并引录如下：
夫子曰：“好 （美）女（如）好兹（缁）衣。亚（恶）亚（恶）如恶（恶） （巷）白（伯）。”则民臧 （力）简文“臧”，是“咸”的误字。其下一字原作“”形，郭店简原考释者释为从力从它之字，裘锡圭先生说当释为“”（《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李零先生说同，并谓读为力，“是尽力、竭力的意思”（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0页）。而型（刑）不屯。诗员（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郭店简《缁衣》）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17页，释文第129-132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子曰：“丑 子（好）（美）女（如）丑 子（好）纟 才（缁）衣，亚（恶）亚（恶）女（如）亚（恶）（巷）白（伯）。”则民咸 扌 力（力） 这个字原作“”形，对其上部的解释，颇多歧异。今从李零先生所释，从手从力，释为扌 力，读为力（见其所撰《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二）：〈缁衣〉》，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08-409页）。而型（刑）不（蠢）。诗员（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上博简《缁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图版第45页， 释文第174-1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这两句简文，专家一般都把“缁衣”和“巷伯”作为诗篇名。这样标点的根据是今本《缁衣》确实是作为诗篇名称来用的。但是如此理解，于解释简文却有不妥之处，说喜好《缁衣》这篇诗作尚且可以，但若谓厌恶《巷伯》之诗却实难通。有鉴于此而提出卓见者是裘锡圭和彭浩先生。裘先生指出：“如简文‘恶恶如恶巷伯’句‘巷伯’上‘恶’字非衍文，则孔子或《缁衣》编者似以为《巷伯》作者‘寺人孟子’在诗中所指斥之谗人，即地位较寺人为高之奄官巷伯。” 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郭店楚简〈缁衣〉的分章及相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裘先生未提简文“缁衣”的问题，并且论“巷伯”时加上一个先决条件，即那个简文“恶”字非衍文。这显然是持矜慎的态度来进行论析的。后来，彭浩先生指出“简本的‘好美’者自然是作为人所喜好的朝服的‘缁衣’，而非是称赞贤者郑武公的《诗·缁衣》。一字之差，意思迥然相异”。 彭浩：《郭店楚简〈缁衣〉的分章及相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彭先生所说的“迥然相异”是正确的，但相异在何处，却语焉不明。裘、彭两位先生虽然提出卓见，但尚未进行详细论析，今试补充讨论如下。
愚以为简文“缁衣”“巷伯”皆不当为诗篇名，这样判断的理由在于，如果说“恶巷伯”的“恶”字是衍文，那么“好缁衣”的“好”字也当是衍文。我们现在找不出理由说简文这两个字都是衍文，并且从诗本义看，这两个字也不当定为衍文。依裘、彭两位先生卓见，我们可以判断简文“缁衣”和“巷伯”皆非诗篇名，而应当是两个名词。
简文“好 （美）如好缁衣”，在《论语·子罕》篇中有一个十分接近的用例，那就是：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前人注解以为孔子此语，乃是“疾时人薄于德而厚于色”。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612页。在逻辑的排列上，此语与本简简文的“好美如好缁衣”，是一致的；只不过一是以否定（“吾未见”）来达到肯定的句式，一是直接肯定的句式。孔子之意是，如果人们喜好“德”能够像喜好女色一样，那就好了；如果人们能够像喜好缁衣那样爱美，那就好了。所蕴含的意思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喜好女色而轻于德；喜好缁衣而轻视真正的美。
二、“缁衣”之“美”与周代服饰观念
为什么会有以玄黑色的缁衣为“美”这种社会观念呢？这是我们应当探究的一个问题。
缁衣，是周代的黑色朝服。《诗·郑风·缁衣》毛传云“卿士听朝之正服”，《诗·羔裘》郑笺说是“诸侯之朝服”。缁衣与玄端相同， 玄色与缁色俱黑而稍浅，所以说“缁与玄相类，故礼家每以缁布衣为玄端也”（唐贾公彦《周礼·冬官·画缋》贾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中华书局，1980年，第918页）。孙诒让说：“玄与缁同色，而深浅微别。”（《周礼正义》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3316页）。都是自国君到士的各级贵族的正服。唐儒孔颖达说缁衣“是诸侯君臣日视朝之服”。 孔颖达：《论语正义》卷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5页。为什么周代要以缁衣为朝服呢？周代重视服色，春秋时人有“五色精心” 《国语·周语》中。之说，认为不同的颜色反映着不同的德行品格。郑玄认为，君臣服缁衣，这种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是“忠直且君”，臣下服缁衣表示着对君主的“忠直”，而国君服缁衣则“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 《诗·郑风·羔裘》郑笺。《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第340页。表现出君主的尊严。依照儒家观念，许多事物都有德的象征意义，这称为“比德”。 儒家“比德”的事物最典型者是玉和水。如《孔子家语·问玉》篇载孔子语即谓“君子比德于玉”，《大戴礼记·劝学》载孔子语“夫水者，君子比德焉”。缁衣也是被“比德”者。缁衣之色是天之色， 《周礼·考工记·画缋》“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孙诒让谓：“玄黑同色而微异，染黑，六入为玄，七入为缁，此黑即是缁，与玄对文则异，散文得通。”（《周礼正义》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3306页。）所以黑色喻庄严之意。卿大夫服缁衣，表示对于君主的尊敬之至，并且“性行均直”，“躬行善道，至死不变”，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340、334页。所以说“德称其服”。黑色表示庄重正直，但并不鲜活亮丽。春秋时代，社会上比较喜欢用华丽悦目的红、黄、紫等色彩作为服饰的颜色。社会上的贵族服饰多有趋亮丽的倾向。就连比较守旧的鲁国也是如此。鲁桓公就是一例，本来玄冠缁衣是君臣共用的服色，但鲁桓公偏要显得亮丽些，所以文献记载“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也”。 《礼记·玉藻》。鲁桓公此举，表明喜紫之风已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他不用黑色的冠带而用紫色的。这说明社会上已经流行紫色，所以鲁桓公要时髦些。但这些并非是社会观念的主流，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依然是表示正直忠君的缁衣所示的玄黑之色。
孔子重视服饰的颜色，《论语·乡党》篇所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应当是合乎孔子本意的说法。孔子赞许正色，“恶紫之夺朱”。 《论语·阳货》。本简简文“好美如好缁衣”，说明孔子对于喻意正直、忠君的黑色是赞许的，认为好美者当像喜好缁衣那样喜好正直而庄重的黑色。这里所说的“好缁衣”，指的正是当时社会上一般士人的干禄风习，是对于从政所带来的富贵的艳羡。
再进一步想，“好美”的“美”，似乎还包括着人生之美。孔子对于天下国家的改造与发展，持积极入世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这正是人生之美。 儒家对于“避世之士”取尊重但不赞成的态度。认为那些隐士不顾“长幼之节”和“君臣之义”，所以是不合乎“义”的。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表明孔子实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赞许缁衣，是他这种人生态度的一个表现。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社会上一般士人对于入仕干禄趋之若鹜，与孔子所持为改造社会服务于国家而入仕的态度是有差别的。本简简文所云“好缁衣”，简文意谓如果人们都像喜欢缁衣一样爱美就好了。所谓“好美”的“美”，一方面是以玄黑之色所喻指庄重严肃的色彩之美；另一方面也表示着对于积极入世的人生之美。这里的“美”，不妨理解为孔子所赞许的真正的“美”，而非世俗所趋的鲜艳之美。
三、恶人“巷伯”
我们再来看简文提到的“巷伯”，它见于《小雅·巷伯》一诗。这是一首痛斥谮谗之徒的诗。其作者在诗的末章已经言明是“寺人孟子”。前人对于诗人孟子是否即篇名“巷伯”的问题讨论甚多，毛传无说，郑笺明谓是两人，后人多不同意郑笺此说，清儒陈启源据《周礼》力辩郑笺此说为是。 陈启源说：“《周礼》‘内小臣’、‘奄人’而称上士，是奄官之长，故笺以巷伯当之。伯，长也。寺人无爵且属于内小臣，则奄人之卑者，故不以当伯长之称，宋之说诗者谓寺人即巷伯，已失据矣。……夫内小臣与寺人并列于《周礼·天官》属下，明是二职，岂未见之乎？”（《毛诗稽古编》，见《清经解》卷七十二，上海书店，1988年，第401页。）以后学者虽然再力辩，终不能回答陈启源提出的关键问题。毛传谓：“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将践刑，作此诗也。”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诗人（即寺人孟子）在诗中大声疾呼：“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意谓谮谗之人实在是太坏了，把他丢弃给豺虎，豺虎都不愿意吃他。把他丢弃到蛮荒的极北之地，那里也不愿意留他。只能把他交给苍天来处置了。
此诗所斥的谗人是谁呢？
毛传解释诗中“杨园之道，猗于亩邱”之句时谓“杨园，园名。猗，加也。亩丘，丘名”，清儒胡承珙细绎毛传意，说：“谓谮人者由近而加远，由小而加大，如杨园之道而横及亩丘也。” 胡承珙：《毛诗后笺》卷十九，黄山书社，1999年，第1027页。谮人者“由近而加远”，谮害寺人孟子者当距其不远，最有可能的就是“巷伯”。巷伯之职见于《左传》襄公九年，位列司宫之后，当是奄官之首。巷伯可以上下其手、构谗谮非，诬陷报复。《后汉书·宦者传》赞谓“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对于巷伯之职的重要与构谗的便利说得十分明确。寺人孟子因谗被刑，他痛恨巷伯之谮害，但又因为自己还要在巷伯手下做事，所以诗中不敢提巷伯之名，而只是构谗之徒，诗序的作者知寺人之意，所以尽管诗人无巷伯字样，但还是以“巷伯”名篇。裘锡圭先生指出《巷伯》一诗所痛斥的“谗人即地位较寺人为高之奄官巷伯”，是很正确的。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汉儒基于对《小雅·巷伯》诗旨的理解，或将“巷伯”作为受谗被刑者，例如，《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为巷伯而伤悼；《后汉书·孔融传》有“冤如巷伯”之辞。皆将巷伯作为蒙受冤曲的人物。我们今得简本《缁衣》关于“巷伯”的简文，可知汉儒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依《巷伯》之诗，应当肯定巷伯是进谗谮的恶人，而非受冤者。汉儒若鉴于此，当会为“巷伯”“正名”的吧。
要之，简本《缁衣》首简的“好 （美）如好缁衣。亚（恶）亚（恶）如恶（恶）巷伯。”意思是说，喜好美如同喜好缁衣，厌恶丑恶如同厌恶巷伯。如果我们把“缁衣”“巷伯”作为诗篇名来理解，文意就不大通顺，“美”和《缁衣》之篇没有直接的关联，“恶（丑恶）”的也不是《巷伯》之诗。如此看来，简文这两个词还是作为普通名词（而不是篇名）为优。然而，在今传本《礼记·缁衣》篇里，这两个词确乎是作为诗篇名称的，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原来，后儒在编撰此篇时已经将语意转变，并且去掉了两个动词，在今本《礼记·缁衣》篇中，这段话变作“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意即“好（喜好）”贤才如同《缁衣》诗所描写的那样，“恶（厌恶）”恶人如同《巷伯》里所写对于巷伯的痛斥一样。这样的转变，去掉了两个动词（“好”、“恶”），语意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猜想，前面提到的彭浩先生所说的“迥然相异”，大概就在乎此。
四、《缁衣》首章意蕴的变化
我们这样解释“缁衣”与“巷伯”，是否合乎简本《缁衣》首章的意蕴呢？
先来分析简本的文辞。这两个简本的文字、句式都是基本一致的。简文《缁衣》本章主旨在于证明孔子之语的正确，说明如果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将会发生的社会效果，那就是“民咸力而刑不动”。 郭简简文“屯”，上简附加有刀旁，当系羡划。“屯”，诸家或比附今本而读若试，或读若顿、惩、陈等，似皆不若《郭店楚墓竹简》原考释者读为“蠢”为优。后来刘钊先生亦释读为蠢（《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页）。按，蠢有动之意，《说文》训为“虫动也”，《尚书·大诰》“越兹蠢”，伪孔传“于此蠢动”。《尔雅·释诂》“蠢，作也”，郭注“谓动作也”。是皆可以说明屯可以读若蠢、释为动。清儒朱骏声说“屯”字可以假借为“偆”（《说文通训定声》“屯部”，中华书局，1998年，第799页）。偆意为蠢动，《白虎通·五行》“偆，动也”，《风俗通·祀典》谓“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是可为证。总之，屯可读若春之声的蠢若偆，意皆为动。“民咸力”应当是针对“好美如好缁衣”来说的，民众都去为进入统治阶层而奋斗，会尽力为君主服务。“刑不动”则是针对“恶恶如恶巷伯”来言的，民众都有憎恶谗谮小人的廉耻之心，则会奉公守法而使刑罚设而不用。本章末尾引诗“仪型文王，万邦作孚”作结，也与孔子所言的好美、恶恶之语有关系。孔子以继文王之统为己任，战国时期儒者更是把周文王奉为最著之圣人，就羞耻之心来说，孟子就有“如耻之，莫若师文王” 《孟子·离娄》上。的说法。儒家认为关乎“美”、“恶”的是非感、羞耻感十分重要，所以要搬出文王为证。
大家知道，今传本《礼记·缁衣》已经将相关内容做了重要改动，我们来探讨这个改动的情况和原因，应当是有意义的事情。先看一下今本的内容：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重要的改动有两处，一是去掉了简文两个“如”字后而的“好”与“恶”；二是将“民咸力”改为“爵不渎”；三是将“好美”改为“好贤”。愚以为这三个改动都有深意在焉。我们先说第一个。
后儒所做的更动，很明显的是去掉了两个“如”字后的“好”与“恶”。这对于疏通语意，显然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是“好贤”，那就应当如《缁衣》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来好贤，这就是今本所谓的“好贤如《缁衣》”的意思。如果不去掉“如”后的“好”字，那就成了好贤如同喜好《缁衣》一诗了，意思就显得迂曲。同样的道理，既然“恶恶”，那就应当如《巷伯》诗中所写的对于谗谮之徒的无比厌恶、痛恨。这就是今本所谓的“恶恶如恶《巷伯》”的意思。如果不去掉“如”字后的“恶”字， 那就成了恶恶如同厌恶《巷伯》之诗了，意思就很难讲通。
再说第二个改动。简本“民咸力”是说普通民众，而非专指贤才，而今本的“爵不渎”，则是针对贤才来说话的。只有“贤才”，才能够加官进爵。爵位在周代还是比较严格的，不像后世汉代那样普及泛滥，官府可以进行普遍性的赏赐，人人都唾手可得。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认为，爵位的赏赐是治国的重要手段，晋国太傅叔向曾经对执政之卿韩宣子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 《国语·晋语》八。诸侯国君主的“好贤”是与爵制相关的。《礼记·王制》谓“爵人于朝，与士共之”，赏赐爵位是很慎重的事情，要在朝廷当着众士人的面公开举行，起到鼓舞和奖励贤才的作用。《王制》篇还说“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这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情况的反映，当时贵族的世袭制逐渐削弱，举贤才的呼声日益高涨。今本《礼记·缁衣》篇将“好美”改为“好贤”，可以说是这呼声的表现之一。在孔门弟子们看来，关键在于举贤才，把爵位给予真正的贤才，让他们据于高位来协助君主管理国家。所谓“爵不渎”，孔颖达谓即“爵不滥”的意思，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卷5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01页。只有把真正的贤才选拔上来，爵位的赏赐才不会滥而不当。
再说另一个更动。《缁衣》本来是一首赠衣诗， 《郑风·缁衣》一诗自毛传郑笺开始，一直被作为君主关心大臣的诗，或者是假托君主好贤的诗。当代学者或据此诗本义作出正确说明，认为是贵族妇女为丈夫改衣授粲的赠衣诗（闻一多：《风诗类钞乙》，见《闻一多全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7页；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219-220页）。因为诗中有“好贤”的字样 ，所以历来的解诗者多据此而言诗义。今得简本《礼记·缁衣》为证，可以推测，在较早的诗经解释里，如孔子到子思时期的儒者，确是将《缁衣》一诗作为赠衣诗来理解的。其原来的意思是好美要如同喜好缁衣那样，厌恶丑恶要向厌恶巷伯那样。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可以将《郑风·缁衣》这首小而短的诗作具引如下：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这首小诗，可以意译如下：
缁衣多么合适呀！破旧了，我就再做一件。我到你的公馆［拿回旧的］。归来时，我会将一件粲粲的新衣送到你的手里。 《缁衣》诗的“粲”意当与《小雅·大东》“粲粲衣服”相同，毛传“粲粲，鲜盛貌”，是准确的。自毛传以来，后儒多释授粲之粲为餐，指精美饭食。从《缁衣》诗意看，“粲”，以释为鲜盛美观的衣服较优。
缁衣多么好看呀！破旧了，我就再做一件。我到你的公馆［拿回旧的］。归来时，我会将一件粲粲的新衣送到你的手里。
缁衣多么大方呀！破旧了，我就再做一件。我到你的公馆［拿回旧的］。归来时，我会将一件粲粲的新衣送到你的手里。
从《缁衣》中，可以看到诗的主人公对于缁衣的喜好之情，所以对缁衣有“宜兮”、“好兮”、“蓆兮”之叹美。 关于《缁衣》诗“缁衣之蓆兮”的解释，一般认为与前两章的“宜”、“好”同为赞美之辞，指宽大。独清儒陈奂谓与“宜”“好”“不同义”（《诗毛氏传疏》，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0页）。按陈氏此说不确。《说文》以“广多”训蓆，在诗中蓆当指缁衣宽大得宜，亦美也。从主人公的口吻看，应当是那位穿缁衣者的妻子。在诗中，缁衣所喻指的状态（“宜”、“好”、“蓆”）皆当为“美”，而非“贤”。后儒泥于《郑风》皆写郑国君主之事，所以把此诗意蕴理解为君主的善善好贤，今本《礼记·缁衣》此章就将“好美”，更动为“好贤”。这个更动的社会背景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招纳贤才，“贤”（而非“贵”）的影响日增，社会需要一首敬重贤才的诗作，而将《郑风·缁衣》诗旨的理解稍加更动就可以适应了这一社会思想的需求。我们可以说，简本的“好美”，是对于《郑风·缁衣》的本义的释解；今本的“好贤”是对于它的引伸义的演绎。孔子和他的及门弟子是以诗本义为基础来说诗的，所以强调“好美”。编撰《礼记·缁衣》的儒者， 据南北朝时期沈约所说，《缁衣》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之手（说见《隋书·音乐志》）。若此说可信的话，那么《缁衣》的写定时间距离孔子之世已有近百年的时间。没有墨守师说而加以稍许的更动，将“好美”改为“好贤”，适应了社会思想发展的需要。从简本到今本的一字之更的后面，原来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与思想变迁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