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经义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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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将“声近义同”的学说用于假借字的考订，单是《经义述闻》一书中就考释了二百多个假借字，揭开了词汇研究的新篇章。就是说古籍中有些文字，不能光看字面，如果按字面讲不通，就要以声音为线索，探索这个字背后的词是什么。研究假借字意义重大，王氏父子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们的不足则有待后人继续努力。

关键词：《经义述闻》 假借字 声近义同

《经义述闻》是一部从经学、小学和校刊学角度研究《周易》、《尚书》、《诗经》等中国古代经典的著作，作者为清代王引之。综观《经义述闻》全书，其主要贡献在校正古书文字和阐释文字假借两方面。

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典籍，假借字很多。这是读古书的一大难关。如果不懂得破读假借字，就会望文生义，误解古人的原意。如《诗经》“终风且暴，顾我则笑”的“终”字。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说：“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只有一方面打破假借字的“文字障”，一方面以声音为线索探求原词，理出属于这一词族的同源字，才会正确理解一部分难解的文字。

王氏父子认为：“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这个观点，跟黄承吉、刘师培等人“凡字之同声音者必皆同义”的观点有本质的区别。王氏父子把“声近义同”大多限制在同源词的范围，又以训诂材料为证，是正确的。

王氏父子运用这个原则，将“声近义同”的学说用于假借字的考订，单是《经义述闻》一书中就考释了二百多个假借字。他们治学谨严，充分占有材料，运用综合比较的科学方法，从文字、音韵、训诂、方言等各方面材料综合加以考察，所以能开创我国文字训诂学的新阶段，成为乾嘉学者的杰出代表。

王氏父子在文字训诂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一百五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深受学界的推崇。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一书中说：“王氏在训诂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则在训诂学上坐第一把交椅。……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这一评价是恰当的。

王氏父子创立了“因声求义，不限形体”的文字训诂理论。这是王氏父子在古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王氏父子提出“声近义同”说，揭开了词汇研究的新篇章。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说：“……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注意：指词的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就是说古籍中有些文字，不能光看字面，如果按字面讲不通，就要以声音为线索，探索这个字背后的词是什么。他这些话多半是指破假借字说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字与词的关系非常复杂。词是音和义这二者结合而成的，字是形、音、义这三者的统一体。用历史的眼光看，词的音和义都在不断地变化;字形、字音和字义也有变化。词的变化常常会影响到文字的变化，因为文字是记录词的符号体系。但有时也不一定，词变了，文字也可以不变，因为文字又有其稳定性的一面。如“拉”字，《说文》云：“拉，摧也。”今“拉”多用为牵、扯义（如拉车、拉拢、拉着手等），只有“摧枯拉朽”一个成语中还保留本义。但“拉”字仍保持未变。反之，有的词并没有变化，而文字却发生了变化。有时文字形体虽异而语词实同。《尔雅・释诂》：“，我也。”第一人称代词用“我”，至今未变。王氏父子“因声求义”，实际上是从汉字、汉语的特点出发，打破“文字障”，以词为纲，因词求义。

古人对假借字的误释很多，王氏父子在考订假借字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创造出一套较为科学的方法。刘又辛先生在《通假概说》中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七点：1.“得经意”，即从经文上下文和全篇文意判断假借字。2.利用前人传注，但不迷信传注，以是否能“得经意”为取舍标准，不合经意的要敢于以“己意逆经意”（就是努力揣测经籍中字句的意思）。3.“参以他经”，即同其他经文中的语言材料相参证。这就是用归纳法归纳同类语言材料，作归纳对比研究。4.“诸说并列，求其是”。用比较法辨明是非。5.“字有假借，则改其读”。即把假借字改读为本字。6.有时用同源词材料相参证以求得本字。7.利用古音知识及方言材料以证古语本字。

王氏父子对“终风且暴”、“王事靡、”“有纪有堂”、“能不我知，能不我甲”、“曰止曰时”等考证，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成就。

由于时代的局限，王氏父子对词的假借义与同族词共有的语源义未能加以区别，他们提出的“声近义同”、“就古音以求古义”的“义”，既包括词的假借义，又包括同一族词所共有的语源义，这使得他们的考证难免有些粗疏。总之，研究假借字意义重大，王氏父子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们的不足则有待后人继续努力。

（作者介绍：薛迎春，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