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创作前期主体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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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作为表达情感的艺术，通过声音以媒介传递给听众美感的享受。音乐创作者在进行独特性创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创作前期，倘若创作心理能够达到良好状态，就能对创作过程的顺利完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摹仿　心理　接受美学

关于音乐形成的起源，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思想家对其进行了合理性的猜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一章就提到：“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靠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摹仿。”“在此，他所强调的另一些人”即游吟诗人、诵诗人、演员和歌唱家。因此，人类正是利用节奏，语言，音调来进行摹仿，而摹仿的对象可以来自自然世界声音的美妙，也可以来自人类自身抒感的生动吟唱。亚里士多德接着又在第四章指出，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在他看来，人类生来已久的天性就是能够对音调感和节奏感进行摹仿，从而使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可以得到流传，亚里士多德将音乐元素的诞生归结于人类本性，从而奠基了音乐性与人文色彩相结合的基础，尽管这一基础在后期并没有得到良好发展，尤其是欧洲漫长的中世纪时代对艺术形式的禁锢与抵制，使得音乐发展在当时的背景因素下显得微不足道，而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后期，尤其是以人本主义思潮为代表的哲学家，开始强调艺术与人性发展的客观联系，也就是艺术形式如音乐在演奏过程中，奇特的音符构造所传达的慰藉、愉悦功能能对人类心理所起的反应作用。德国意志论者叔本华把人类分为三个层次的理解：第一是具有共同人性的群体；第二是具有个性的个体；第三是天才的个人。而第三种天才的主要表现是在艺术和哲学方面，而且在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中，人们超越了因果律，不受经验和个人利益的支配，不管在王宫还是在狱室里，人们都可以欣赏到同样的壮观的落日。因此，关于音乐的共通性，人类本性的自然本能又使众人选择了趋同心理，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系列可以带给我们激昂，奋进的美感享受，而中国的古典音乐又能给我们带来婉转悠扬，跌宕起伏的美妙感受。

当然，心理本性的共通性在对音乐创作者提供一种宽松音乐环境的同时，也提出了比较苛刻的条件，比如节奏不协调，音调晦涩的音乐同样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偏爱。音乐创作在留给创作者无限创作空间的同时，也会对创作者前期的心理预备提供一定的要求，只有在这些特定的预备之上，才可以得到相应的创作灵感与氛围，不可否认，音乐的创作不乏个性灵光的闪现，乃至从它的诞生到运作到结束，都可以伴随有全新的、独有的。但从音乐发展的历程上看，音乐家始终还是禀守着一些传统规则来进行调试，这些传统而现实性的规则也就是创作者前提的心理预备和～些更具有实际效应的思维方式。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对音乐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新的开拓和诠释，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蔡伟的《论音乐创作中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之关系》，作者的论点是建立在“音乐创作不是建立在绝对的感性思维和绝对的理性思维之上”，是一种彼此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河池学院艺术系的罗相巧发表的《论逆向思维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则得出结论：在音乐创作中逆向思维如果能够得到巧妙地运用，就会有助于创造性思维发展，促使大脑开窍，思维活跃，从而产生新的发现和创造。所以，关于音乐创造者的思维要求，国内音乐学者已经善于利用多元化的分析方式，来对传统观点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同样地，对于创作者前期的心理预备构造，我们也应该要有新的发现和推理，在此，就在前人结论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理论思潮的因素，未对音乐创作者的心理要素提出几点认识。

首先，音乐创作者应该深刻理解作品与生活的关系，生活产生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看似老生常谈，浅显易懂的道理，但却蕴藏的极为深刻的涵义，因为，生活为音乐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并且是在这种基础之上形成对生活精练的概括和总结。众所周知，中外声乐一般的体裁包括抒情歌曲，叙事歌益，队列歌曲、劳动歌曲，诙谐歌曲，歌舞曲、摇篮曲、船歌、校园歌曲，通俗歌曲与流行歌曲，艺术歌曲，牧歌等，这些音乐形式的体裁始终是围绕着生活的多样性来进行演绎的，所以，生活为音乐提供了一个个广泛的舞台形式，而蕴藏其中的内容则需要我们好好把握。正如国内学者江柏安、周锴指出的“通常的理论是，音乐艺术虽然与实用性和功利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能直接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但它源于生活，与现实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我们常说贝多芬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交响乐作品充满了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性和英雄性，那么莫扎特惨淡的生活现状却与他优美的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音乐创作与其他艺术形式创作一样，需要感性的参与，这种感性来源于丰富的想象，创作时的心得感受、还有激越的情绪和真实炽热的对艺术的喜爱之情，因此作为创作音乐的主体应该随时留意和把握平淡生活中的非凡因素，这些因素集中于个人兴趣的爱好和时代背景的客观需求中，只有把现实生活中的时代音符巧妙地掌握，才能达到完美的运用效果。

其次，音乐创作者尤其要重视听众的感受，而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接受美学。依照接受美学起初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美学研究的焦点应该集中于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还有读者自身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文本之后所产生的效果和文本后续的社会功能作用等，虽然接受美学是以文学的接受为研究重点的，但是接受美学不仅仅应该涉及到文学。因为一切美、一切艺术都有一个被欣赏者接受的问题，文学与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奠基人姚斯指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故而在音乐方面，一曲尚未完成的曲调，如果还没有被听众所欣赏，那它也只能算是半个成品。在现代音乐创作中，乐谱的形成与曲调的传达愈来愈重视听众的感受，尤其是在领悟听众随着音调的流淌所产生的情绪变化方面，将听众欣赏音乐过程中的美感提高到了新的境界。哲学家费尔巴哈在谈到音乐时，曾说过：“当音调抓住了你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抓住了你呢?你在音调里听到了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吗?”听众在感受音频变化和音调起伏的时候，俨然是在接受自己内心的激荡和跳跃。20世纪初法国印象主义作曲家德彪西认为：音乐的目的就是给人“带来”。并且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卢梭也在他编著的《音乐辞典》里强调：音乐是将声音组合成悦耳的东西的艺术。所以听众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他所期待的更多能够与创作者达到心理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切合。

再者，创作者的创作活动要考虑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存在，尽管世界正在趋向全球化，并且各个民族在音乐欣赏方面趋向于国际舞台上的交流，如中国的民歌歌手频频在国外大型歌剧院进行表演，并获得一致赞扬，国外著名的流行乐团也经常在国内舞台进行表演，也能够获得国内听众的阵阵掌声，但在这些主流现象发展的形势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通俗与流行音乐正在传递的民族符号，如当下流行的“中国风”音乐，正是将传统中国元素相互结合，在演奏乐器上，选择民族器乐的四大类，即“吹管音乐”，“拉弦音乐”，“弹弦音乐”、“打击音乐”，而在填词方面，也是采用更多的中国元素来进行填补，如周杰伦的《青花瓷》等，在“中国风”音乐流行的背后，依然主要是以华人群体接受更为便捷和迅疾，中华传统文化的塑造性效果，正是华人群体得以集体响应的主要缘由。而西方近年来流行的RAP，同样在欧美风靡已久，它把语言的快速流畅，和情感的愤激无奈表现地酣畅淋漓，借此来隐喻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现代人在内心面临更多的抉择和挣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个别新潮音乐领域的指引下，能够传达浓郁的文化气息的作品更能使听众感同身受。

总之，对于音乐创作者的心理需求，依然是建立在长期的知识积淀的前提上的，只有在这种熟稔的成果之上，才会获得更多灵感闪现的机会，正如爱迪生所说：“成功是建立在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之上。”俄国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也是在大量涉猎西方音乐体裁的基础上，并吸取众多西方音乐形式语言的传统经验才取得成功的。在这些长期知识的积累之上，然后将观众的期待视野与自身的创作理念相结合，同时围绕着身边充满亮点的生活元素，再适当地运用民族元素的参与，这样，就能为后期的音乐创作做好充足的预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