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管理与政府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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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经济恐慌中承担着“防火墙”、“救火队”以及“稳定器”的责任，而政府能否担负起这些责任，取决于其掌握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以及行动的时机选择。

最近一轮的股市风云，让许多人切身感受到恐慌的冲击，从全民狂欢到惊恐万分，信心的丧失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阻止，更不用说各种貌似理性的分析了。尽管充满争议，但是政府的介入，无疑有效限制了股市恐慌的继续升级和扩散，避免了更大规模的连锁反应。

恐慌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无法用理性或逻辑进行疏解的害怕情绪。有人群聚集的场所，恐慌产生的后果更为可怕，每个个体的求生冲动产生的混乱局面，会摧毁任何可能形成的组织性救援。正因如此，许多大型公共活动都需要精心做好预案，并将人群进行分割管理。

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以及政治领域的恐慌，其发生和扩散机制更为复杂，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给予充分的解释。而互联网在恐慌发生时的作用，更超出了现有管控体系的预想，往往会将青萍之末瞬间变成巨浪滔天。因而，恐慌的管控变得日益重要。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用强劲的投资拉动实体经济的方式，有效地限制了国际恐慌的传染蔓延，躲过了一劫。在这次股市危机中，中国再次利用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经济动员能力，避免了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这两次危机足以说明，政府在经济恐慌中承担着“防火墙”、“救火队”以及“稳定器”的责任，而政府能否担负起这些责任，取决于其掌握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以及行动的时机选择。

中国处于全方位变革的过程中，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地方都容易出现恐慌性事件，并产生快速的传染效果，政府的管控能力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要高度重视恐慌性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合理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本次股市引发的恐慌值得深刻反思。就政府的作用而言，起码有三个启示：

首先，尽管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但是政府依然要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是现代经济的一对基本关系，各国的经验表明，二者既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也不是月出日落的替代关系，而是你中有我的互动关系。没有高质量的政府，就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而没有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就不会产生高质量的政府。在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过程中，政府更要学会如何选择合理的参与领域、合适的介入行为以及适当的干预时机。这是对政府的更高要求。

第二，政府在鼓励每一种创新的同时，都要充分评估创新带来的后果，并做好应对。政府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这是维护基本秩序的需要。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创新，政府要为创新提供条件和支持，也要承担创新产生的后果乃至代价。经济社会生活越开放，政府所掌握的应对资源和工具越相对有限，因此，政府就更需要变革自身，提升能力，平衡好创新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第三，政府应对各种恐慌和危机最终依靠的是信用。在经济恐慌中，政府依靠的是货币发行信用；在社会恐慌中，政府依靠的是公共安全信用。这些具体的信用共同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如果这些信用在恐慌中使用的合理有效，不仅会消除经济社会生活中恐慌的蔓延，而且会提升政府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政府在具体领域的信用度。但是，如果政府过度使用这些信用，也许能解决个别的恐慌，但会侵蚀政府的整体合法性。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裕社会中，政府要深刻地思考和践行此种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