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古国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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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提到贵州古代的历史，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夜郎国，至于夜郎之前的贵州境况，除了那些专攻贵州史的学者们外，一般人都只剩下一片茫然。其实，在“鬼方”消亡以后，古夜郎国出现之前，今贵州地区曾经有一个被称为的古国。只是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争论，许多历史著作里不大提到它。

“”这个词，词书里的解释是：“系船之木桩也。”贵州是一个山峦重叠、河流密布的地区，大大小小的河流多达千条以上。河多，渡口自然多，每个渡口又都少不了系船的木桩或石柱，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贵州这片土地便与“”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活中的只是渡口边的系船之物，历史上的却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名称。既曾是春秋时期的古国名，又出现在许多地名里，后来又变成了西南地区州郡的名称，再加上学者们的争论，以至让人感到眼花缭乱。

被誉为“西南大儒”的郑珍、莫友芝等人，根据《管子•小匡》的记载，认为的确是春秋时期南方的古国。后世编纂的一些府、州、县志和民国《贵州通志》，大多采纳了这一看法。学者们描述道：春秋时期的贵州被泛称为“南蛮”或“荆蛮”，境内分为两部分。从今沿河到榕江一线以东，当时名义上归楚国的黔中郡管辖，实际上被若干小国分割占据。而乌江以南，盘江以北，今从江县以西，云南曲靖以东的广大地区，统统在国境内。当时的贵州高原，鳖国和国都很小，只有国的势力最强大，因此，完全可以用来代表春秋时期的贵州。

然而，一些学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管子》一书虽然假托管仲之名，实际不是管仲的作品，不尽可信，故不能用它来证明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么，春秋时期是不是有一个地域辽阔，能参与中原活动的国？如果这个国存在，它的主体是不是在今贵州境内呢？要弄清这些问题，不得不讨论一下《管子》这本书。

《管子》这部书的确不是管仲本人的作品，而是战国和战国之后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将它编订为86篇，后世保存下来的只有76篇。《管子•小匡》有这样一段文字：“葵秋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胙于桓公……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莫违寡人之命。”这段文字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既然与吴、越、巴并列，无疑是当时的方国之一；同时，吴、越、巴都是南夷地区的国家，既然与巴国列在一起，又显然是它的近邻。

“胙”是一种祭肉，齐桓公受天子胙的记载，其他文献里也有。《左传•僖九年》就有“王使宰孔赐齐侯胙”，齐桓下拜受胙的内容。至于的方位，司马迁的《史记》记录得更加明白：郎中将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觉得不错，追问来源。南越人答称：“道西北江，江广数里，出番愚城下”。番愚即今广州，广州的西北面正是贵州，由此看来，无论作为国名也好，地名也好，它的位置都只能在今贵州境内。

兴于春秋，亡于战国的国，是贵州历史上的悬案之一。历经几代学人的探讨，现在它的面目开始变得有些清晰起来。眼下较多的人认为，是春秋时期南方一个较大的古国，范围大致包括今贵州乌江以南及两广的一些地区。国的名称与黔、桂交界处的江（今盘江），有密切的因果互动关系。在国与江的关系上，应先有江，其后当地土著民族建立方国，因江得名，故称为国。

借助中原战乱不休的形势，国不断向四周拓展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一度掩据自西北到东南近2000余里的辽阔地区，成为名副其实雄霸一方的大国。以至齐桓公称霸时，能与南方诸国并肩参与中原事务。由于国势力的增强，江名称也因之向南扩展，成了直抵南海的那条滔滔大河的统称。

春秋之后，国力衰微，被南越和新兴的夜郎裂领其地，失势的国君被降削到夜郎旁小邑居住，此后，作为方国的便不复存在。

国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百余年，但它却是贵州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