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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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8日至10日，“大众传媒与社会进步”中英合作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以《文化帝国主义》等论著闻名世界的传播学者、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授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等6位来自英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同上海的10多位新闻传播学同行一起，就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所凸显出来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为中、英双方学者提供了一个分享学术成果、交流两国信息、进行思维碰撞的机会。
这次研讨会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语与媒介研究系主办，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研究中心协办。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社长赵凯会见了与会的英方代表，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丁法章、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黄芝晓到会并致辞，英国文化委员会代表杨幼玲女士也应邀出席。
研讨会采用大会宣讲和圆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就全球化与文化、媒介与扶贫、新传媒技术、传媒与民族化以及媒介法规等问题作了富有成果的探讨，对促进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研究、推进跨地区文化传播和中国媒体迎接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的多重解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成为所有学者关心的主题。中方学者在发言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研究课题都无一例外地引入全球化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参照系和新的研究起点。
英方学者汤林森作了这次研讨会的第一场主题报告《全球化与文化》，从文化重构的角度阐述全球化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凡响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并不是统一化，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产品的扩张以及其中所蕴涵的西方文化符号的散布并不会取消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各民族文化应该以辩正的方式吸收西方文化经验，并着眼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重构。复旦大学教授张国良所作的《大众传媒与“知沟”现象初探――以上海和兰州为例》的主题报告，主要是验证美国传播学者蒂挈纳所提出的“知沟”理论假设在中国是否适用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城市而言，中国东、西部在媒介设施方面的差异明显缩小，知沟现象几乎不存在于东西部的大城市之间，但是却广泛地存在于各区域以“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媒介接触”等因素所划分出来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这一研究成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了全球化将改变原来以地域划分人群的模式，社会群体之间将以更为客观、更具有涵盖性的指标为基础。
复旦大学教授陆晔从媒介产业化的角度，作了《WTO背景下中国广电业的市场重组：特征与矛盾》的报告，阐释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广电业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并探索了国家政策和市场推动对于广电业市场重组的双向建构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郭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文媒体的发展状况作了富有见解的评述，并乐观地展望了WTO背景下中国英文媒体的发展趋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社会危机这一论题时，英方学者有一个共同观点：9・11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媒介没有很好地担负起社会监视功能所造成的，以至于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与沟通。
媒介技术与政府管制的双重逻辑
互联网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使媒介技术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次研讨会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运行所需的社会环境成为中英双方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英方学者安德烈亚斯・威特耳（Andreas Wittel）作了《新媒体的形式与实务》的主题报告，从理论上对新媒体进行了界定，严格区分了多媒体与新媒体，认为多媒体是多种媒介形式的整合，而新媒体则强调媒介资讯与媒介沟通的两个层面相互整合，并进一步指出，“新媒体将带动新的文化、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实践”。中方代表则着重讨论了由新技术、新媒体带来的中国传媒业的变化与发展。复旦大学副教授张海鹰从媒介新技术应用和实践的角度指出，发展传媒新技术是中国信息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策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咏华回顾了我国新闻网站的发展历程、基本特色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借鉴了西方国家发展网站的经验。
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使世界信息秩序的重要性更为凸现。英方学者吉尔・穆尔（Gill Moore）作了《在世界信息技术中的媒体法规》的主题报告，把世界信息规则作为传媒法规研究的背景，以对犯罪案件的相关报道和英国具体的司法实践为例，说明“网络对世界信息快速流通的影响，给自由公正的审判增添了附加的压力”。她进一步指出，“新传媒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政治、经济和传媒法制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应全新评估和规范新旧传播制度。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黄瑚有针对性地指出，“在发展互联网问题上，政府作用极其重要，应采取鼓励发展与有效管制并重的策略。”他所作的主题报告《试探中国新闻法制管理之特点》，不仅从法律层面阐释了公民自由与国家参与相统一、禁止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并重、重义轻利的新闻侵权诉讼等我国新闻法制管理的主要特点，而且还对日益增多的新闻侵权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作了探讨，引起英方学者的关注。
不约而同的共识
当全球化以祸福难料的姿态席卷了世界的时候，某些群体、某些民族被排除在这场全球化运动之外，他们正在被边缘化或者在寻找新的社会认同的过程中焦虑地跋涉着。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表现出对这些群体和民族的深切关注，展示了中西方学者共同的人文关怀。
英方学者尤斯特・范隆（Joost van Loon）在其所作的主题报告《社会弱势群体、大众传媒和危机》中，从媒介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一现象，阐述了大众传媒在应对这些弱势群体中隐藏的危机时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英方学者埃玛・巴尼特（Emma Barnett）则探讨了民族差异与大众传媒问题。她以俄罗斯媒体发展为例，作了《看东方与西方――转型中的新闻文化》的主题报告，指出：“俄罗斯媒体的发展态势完全不是西方模式的旧梦重温”，虽然“俄罗斯表面上引进了市场经济，但是由于俄罗斯民族没有致力于文化转型，一个客观公正的新闻界并没有出现”。
中方学者则把讨论的重点落在中国的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上。复旦大学教授刘海贵作了《关于西部大开发“新闻人才扶贫”的思考》的主题报告，对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新闻媒体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东部媒体新闻扶贫的重点应该是人才扶贫”，并根据西部媒体发展现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策略。
值得关注的是，中英方学者还对女性在新闻工作中的角色问题展开讨论。英方学者卡罗尔・弗莱明（Carole Fleming）教授从改变中的新闻价值和妇女在这一变化中的角色，就英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进行了生动的主题报告。弗莱明教授认为，新闻文化从本质上是一个权力问题，而女性被排斥在中心权力之外，在以市场为驱动的新闻价值的变化中，女性扮演了中心权力所赋予的角色。复旦大学教授陈桂兰则着眼于女性在新闻工作中的角色以及在WTO背景下女性角色的重置。她指出，从新闻工作者的地区分布、工资收入等显性层面上，中国男女新闻工作者之间差异不大，但从职业发展机会、级别晋升等隐性层面上，两者还存在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