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管制与有效威胁:社会规则形成的两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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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道德管制”和“有效威胁”两种社会规则形成方式进行探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自身具备形成规则的有效机制。政府需要尽可能减少传统的以道德作为衡量标准的直接行为管制手段的运用，采用以维护市场参与各方平等地位为目标的，利用一系列法律、行政等制度化手段，确保市场规则自发形成机制的有效运作，保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 道德管制；有效威胁；社会规则；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 F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4-0126-03

[作者简介] 周宇晴，南昌市委党校管理与法学教研室讲师，公共管理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学与公共管理；(江西 南昌 330003)

胡志光，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硕士生，南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江西 南昌 330038)

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近年来，从接连不断的无视矿工生命安全的矿难到安徽阜阳售卖假奶粉致婴儿死亡，从“欧典”地板利用虚高价格不正当得利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亮菌甲素注射液”致人死亡等一系列严重事件，促使人们进行反思。是市场经济先天不足，人们以良知丧失换取物质利益最大化，导致社会既定规范屡屡被突破?更进一步，影响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社会规则是如何形成的?只有了解了隐藏在制度层面下的社会规则形成机制，才

能更好地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规则。

一、社会规则形成的两种方式：“道德管制”和“有效威胁”

在人际交往中，个人行为往往直接受到法律法规、传统习惯等社会规则的约束。但是，在这些社会规则的背后，却可能源于两种不同的形成机制。一种是道德管制，国家和社会以道德规范为衡量标准，通过制度化手段管制个人行为，使个人行为符合既定的社会要求。另一种是有效威胁，在保障个人平等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和威胁，在反复博弈中理性地达成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共识，并借此形成制度化的社会规则。

我国封建社会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与一整套直接构建在道德管制基础上的社会规则体系密切相关。儒家思想通过“三纲五常”等行为规范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交互作用下，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了较长期的稳定发展。

近代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和有效威胁最终形成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体系有关。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能自发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指出了规则的自发形成机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基于维护个人自身利益而运用的有效威胁，最终能够形成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

现实社会中，美国在严重枪击事件，甚至是校园枪击事件导致儿童伤亡的情况下，其枪支管制运动仍然一波三折，除了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外，对政府权力过大会危及到个人权利，从而破坏社会规则的自发形成方式也是一个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许多支持枪支权利的民众担心，持有和携带枪支作为‘权利法案’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旦在管制枪支问题上有所突破，下一道防线同样可能被突破，从而出现多米诺效应，侵蚀‘权利法案’的神圣性，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构成威胁。”

道德管制和有效威胁虽然都能形成社会规则，并依托国家机器的保障，尽可能保证被个人所遵守。但是，由于规则形成基础不同，两种模式下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发展也存在不同特点。总体而言，道德管制需要利用强权解决“阳奉阴违”对管制体系的冲击，而有效威胁则需要通过市场尽可能地保证个性化行为的持续有效。道德管制下的社会发展对完备的上层建筑有较高要求，而有效威胁则更依靠经济基础的健康运作。

二、“道德管制”模式下的社会规则建构和社会发展特点

道德管制使个人行为被约束在既定的道德规范之内。一方面，道德管制为中央集权规范了社会行为。从周文王定礼乐到孔子删诗书，从儒生叔孙通为刘邦制定君臣之礼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一尊于儒”，都为国家和社会建立起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并最终确立以儒家行为规范作为封建集权政治的行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权力体系也依托于道德管制。如果“礼崩乐坏”，权力体系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前提与基础。因此，通过一系列制度手段――社会规范――降低“阳奉阴违”的侵蚀，是道德管制模式成功运作的关键。我国封建社会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规范体系，保证了道德管制的有效运作：

第一，行为简单化。行为越简单，越容易被规则约束。个人行为相对简单，可以降低规则的复杂性，便于个人接受并遵守。我国封建社会始终立足于农业，重农轻商，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使得个人行为相对简单化，道德管制变得卓有成效。由此，也形成了整个社会行为的“静态化”特征。

第二，冲突内敛化。规则越少，越容易被个人遵守。道德管制通过“对不对”式的价值判断，外在约束个人行为。当面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时，则强调约束个性，给别人留下行为空间而内敛地界定自身的行为空间，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个人通过“修身”和“谦让”在既定的行为规范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整个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体系。

由此，整个社会体系表现出“静态”和“内敛”特征，社会联系和发展更依靠经济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明确的发展目标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1.稳定的权力结构。由于道德管制需要个人行为简单化，社会行为静态化，因此要把社会发展目标转化为一致的社会行动，就必须依靠强大权力体系的外部推动。权力体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将决定社会发展动力的大小。“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封建社会发展较好时期，都恰是权力体系相对最稳定的时期。

2.明确的发展目标。由于道德管制使行为冲突内敛，因此社会发展目标也必须依靠社会精英体系或其他外在力量。在目标明确的情况下，国家意志通过权力体系，在道德管制的规范下，能够快速形成必要的发展合力而实现既定目标。但是，如果目标选择错误，则社会一致行为可能会在导致社会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对权力结构本身产生危害，甚至导致国家崩溃。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以农为本的国家发展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也正是由于始终强调农业而忽视工商业，甚至抑制工商业发展，导致国家在近代被西方社会赶超。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通过模仿和学习西方，在战后仅用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100多年发展才能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都说明了目标明确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道德管制下的社会发展，就好比海上寻宝。如果藏宝地点非常明确，则用一艘性能可靠的船只直接前往的成本低，效率高。但是，如果藏宝地点不明或存在其他未知风险，则仅用一艘船寻找与派多艘船沿不同方向搜索相比，找到宝藏的整体概率较低，风险更高。

三、“有效威胁”模式下的社会规则建构和社会发展特点

与道德管制相反，有效威胁下的社会规则更依赖人与人之间能否自发形成行为约束。因此，如何激发和保障个人行为空间的不断拓展，在平等冲突中理性地形成社会共识，是构筑社会发展的基础。近代西方的社会规则构建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行为个性化。个性彰显是形成冲突的基础。社会通过制度化手段保障个人自由地、尽一切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利，在人际交往，特别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紧密的经济交往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效威胁规范个人行为。社会理性最终表现为在尊重他人权利基础上，谋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利益共赢。在不断“动态”的拓展个人空间的同时，尊重他人的行为空间，并由此“外展”式界定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

第二，权力分散化。正是由于个性化行为能够通过市场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必需的动力，并利用有效威胁自发形成规则，因此，采用分散的权力体系，通过权力的互相制衡，可以有效地保护个性化行为尽可能不受外部权力的干扰。

由此，整个社会表现出“动态”和“外展”特征，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健康运作。但是，完全的个性化行为，也使得市场经济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1.高波动性。虽然市场经济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是，个性化发展也同时增强了经济体的内部风险。正如通过多艘船沿不同方向寻宝，从整体效果看，只要有一条船找到宝藏，就能够实现目标。个性化行为总能够使社会找到一条高效发展道路。但是，就个体而言，个人发展风险较高。有可能由于自身方向选择与社会发展方向选择不一致而最终功亏一篑，导致购买力下降，甚至彻底丧失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

2.高消耗性。虽然彰显个性，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理性地界定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空间，但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界定就由于一方的相对静态而无法利用有效威胁机制而自发形成。因此，整体经济行为表现出高消费和高索取特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需求。西方社会工业化早期的高速发展，也曾以自然环境被破坏为代价。当前，全球经济对石油的高度依赖，亦反映出经济发展的高消耗特征。

市场经济运行中高消耗、高波动问题，特别是经济波动对社会动荡的巨大影响，使得西方社会逐步认识到：政府必须在建立社会规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帮助市场经济成功运作。政府的作用表现为：

1.建立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社会保障机制能够保证“结果公平”，降低追求个性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不一致而“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也促进了有效威胁的形成。由于个人风险降低，个人选择能力相对增强，有利于强化有效威胁，促进社会规则的自发形成。当前，西方传统工会的规模逐步下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运作下，个人行为可以更加自主。

2.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规范人类活动空间，调和个人与环境，甚至代际冲突。如建立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提供基础科学经费、保证普遍的基础教育以及国防等公共物品的形式，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3.通过产权手段，把资源有效投入市场。如污染许可证、教育券的运用等等。通过界定和明确产权，把资源有效纳入个人行为体系，利用有效威胁使资源利用最大化。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威胁”比“道德管制”更重要

建国以后，我国明确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取得了巨大成就，用较短时间完成了社会重建和经济恢复。但是，随后出现的“大锅饭”现象也暴露出依靠外部推动的社会行为，会由于个人卸责引致“道德风险”，而逐渐影响社会发展。

市场经济的引入，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在经济和社会再次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步改变了人们界定行为的方式。但是，传承的社会规范体系并没有完全改变。市场主体考虑的是“我能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不能?”，而外在的制度规范依旧沿用道德管制方法，强调个人行为内敛，用“应不应该”来裁定行为，并希望借此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推动社会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目前大量看似道德缺失而产生的严重市场问题，如一系列无视矿工生命安全的严重矿难等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其说是道德管制不足，不如说是有效威胁缺失。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政府工作人员的习惯做法是，在事后给违规者以严惩，以期通过“不敢”来约束其行为。却往往忽视保障事前的规则形成机制。例如，政府不断加强对出事矿主的惩戒力度，希望道德管制能保障矿井的安全生产和矿工的生命安全。但是，在出事之前，对于矿工保障自身权利的投诉却常常以保障生产、保证经济发展为借口而甚少被关注。责任人虽然在政府的惩戒下甚怕投诉，但是由于投诉仅仅针对投诉方的个人损失，并不触及责任方对整个行为的责任承担，因此，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界定无法通过有效威胁，理性地表现出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并同时推动整体社会的对外拓展，而是表现为以对他人利益的侵害来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

这就好比，我们希望先给“狼”披一层“羊皮”，然后逐步教化成“羊”，借此形成社会发展合力。但是，“披着羊皮的狼”，在不断“喂肉”(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激励下，其“狼的本性”(逐利)无法有效抑制。市场行为实际演变成“狼和羊”的博弈。交易双方首先判断对方是“羊”还是“披着羊皮的狼”。如果是“羊”，则用“羊价”一口吃掉对方。如果发现对方是“披着羊皮的狼”，则需再判断对方的强弱，以决定“狼价”的高低。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逐步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食物链”：“小狼”吃“羊”，“老狼”欺凌“小狼”，弱肉强食。

由此，市场交易的“非人格化”特征无法充分体现。市场价格不仅仅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而且和各参与方的市场地位密切相关。显性(直接的讨价还价)和隐性(如：以次充好、不履约等等)的议价行为随处可见，有效的市场规则严重不足，公共管理中因规则无法有效形成或形同虚设而面临诸多困境。比如，政府在面对市场上“恃强凌弱”或者“超额暴利”时，往往办法不多。小包工头欠农民工的钱，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是国家总理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从小包工头那里追讨。但是，大包工头欠小包工头的钱怎么办呢?

因此，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一系列制度化手段促进市场各参与方平等地位的形成，从而利用市场经济的自发动力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即，与其外在的、理想化的希望以道德管制把每个人规范成“羊”，以解决“狼吃羊”现象，不如先“撕掉羊皮”，从承认“狼性”开始，通过培育和保障有效威胁来促进市场自发形成规则，最终完成“狼”到“人”的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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