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从来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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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与涨薪潮目前可能并不要紧，但人口结构的改变让中国必须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驱动方式，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式高速增长在未来势必难以再现

今年，全国多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北京市于1月1日开始把最低工资标准上调21％至1160元，最低小时工资上调至6.7元，仅仅半年前的2010年6月，北京已将最低工资标准调高20％。上海市市长韩正则在春节前表示，从4月起，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将上调至少10％，达到1232元。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疯狂上涨的物价是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因素之一，另外一个因素也是众所周知：在去年5月至8月期间，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甚至员工自杀事件频发，漩涡中的本田、富士康等企业不得不为员工提高薪资和待遇。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用工荒的加剧。往年只在东部企业春节前后出现的用工荒今年扩展到了中西部企业，东西部为此打起了农民工争夺战，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抢夺劳动力频出怪招：前有上海企业开着数百辆大巴车到安徽、河南等地接人，后有重庆官员把截留回老家过年的农民工当做任务，外引内留双管齐下。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让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导致后者也参与到劳动力争夺战中。国家统计局2009年调研显示，东部地区打工者的月收入仅比西部高出5％，而5年前这一数字为15％。考虑到生活成本因素，东部地区在薪资方面已无优势。

全国性的用工荒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或许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抚养负担低、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正在走向终结。

有关研究表明，过去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由5.60亿增长为9.18亿，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年年用工荒，今年格外猛”的现象提醒人们，这种预计不是杞人忧天。

未来，中国劳动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截至2008年底，中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劳动力短缺将成为常态，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十分沉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无法再像往昔那般轻盈。但截止目前，中国还没有做好应对人口负债的准备。

用工荒与涨薪潮的叠加还将导致制造业向亚洲其他新兴地区转移，加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空影响。

旗下用Payles连锁鞋店的美国鞋业集团CollectiveBrsnds正着手将相当大一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公司首席执行官马特・鲁贝尔(Matt Rubel)表示：“中国一直是一站式采购质优价廉商品的乌托邦……但乌托邦从来不会长久。”

香港联业制衣集团Cral Apparel首席执行官李乃(Harry Lee)与他所见略同：“5年前你要是问我在哪里办厂最好，我会说首选是中国，次之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如今大不一样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资上涨对中国作为亚洲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在中国并不是新现象。

国际劳工组织(ILO)研究表明，至少10年来，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一直高于亚洲其他地区，2000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均涨幅为12.6％，而印尼为1.5％，泰国为零。目前中国工人_个月的工资大约是400美元，是印尼工人的3倍，越南工人的5倍，但仍远低于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水平。

然而，上述简单计算没有考虑到生产率的变化。摩根士丹利亚洲(Morgan Stanley Asia)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nh)表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幅在10％至15％之间。这与过去10年工资的年增幅大致相当，说明单位劳动成本即使有所上升，真正的升幅也非常小。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lxIre)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在中国拥有大型生产基地的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提高30％，仅会使利润率下降1％至5％。

这份报告能够解释为什么有关生产转移的讨论大多与鞋业、纺织等利润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关，即使中国的工资不上涨，这些行业也已经在不断向越南、孟加拉、柬埔寨等国家迁移。

至于硅芯片和平板显示屏等更为复杂的制造行业，则很少传出转移之说。在这类行业，劳动力仅占总成本的2％至3％，大多数高科技公司不会为了微小的利润差别离开它们最庞大的市场和成熟的供货商体系。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对于技术含量较低、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行业，中国失去其亚洲制造业中心地位的趋势将不可阻挡，但对于相对高端和技术含量较高、高度依赖科技产业链和配套供应商的行业，中国仍有无法替代的优势。

产业转移的现实也许不会过于紧迫，但人口结构的改变让中国必须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驱动方式，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式高速增长在未来势必难以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