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人生,换一座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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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呆了四年，我有些厌倦

记得1992年的大年初二，我背着一个硕大的行李包，坐火车从湖南长沙一个叫高桥的小镇前往广州。火车到达广州时正是凌晨，透过车窗，我看着外面一幢幢高楼悄悄对自己说：一定要在广州呆下去，一定要在这个传说中的天堂一样的城市扎下根来。那年，我19岁。

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小镇，第一次到城市，因此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在广州，我呆的第一个单位是在郊外专门生产耐克鞋的工厂。厂里的食堂老是做一道广东菜――炒鱿鱼，别的同事因为这道菜很不吉利而拒绝吃，只有我吃得津津有味。不仅对广东菜，还对街上的植物、当地的水果以及风俗民情，我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木棉花开的时候，我曾经守在一棵树下看半天；芭蕉成熟的季节，我曾经自告奋勇去帮果农收获芭蕉，目的只是弄明白芭蕉和香蕉的区别。这些在湖南老家看不到的事物，在我的眼里都非常有趣。

到广州的头一年，我就像一块海绵丢进水里，拼命地吸收周围的水分，不仅努力干好本职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去读夜大，给很多报刊写文章。那时的我，活像开足马力的机器，浑身都透着一股劲。

这股劲很快给我带来了机会。第二年，我进入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社做编辑。因为职业的转换，我开始有很多机会走进广州的大街小巷，去采访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日子也因此过得充实极了。

可惜快乐的感觉只维持了短短两三年。转眼到了1996年，到广州的第四个年头，我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工作还是以前的工作，可干起来已经没有了激情，编辑部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交稿子，什么时候要校对，这些都成了了然于胸的程序，熟悉，已经不再新鲜。那段时间，我就像高速运转了两年的机器突然停了下来，感觉到心力交瘁，干什么都没劲。编辑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新来的大学生激情满怀地发言，我竟没来由地觉得心虚。

工作如此，对广州这个城市也不例外。呆了四年，心里自然有了集美食、购物、娱乐、交通于一体的地图，哪里能吃到正宗的湘菜，哪个馆子的叉烧肠粉最有味道，哪个酒吧有我喜欢的DJ，哪条街上能淘到适合我穿的衣服……我心里全有谱，也许是太熟悉了，对这座城市也就没有了探索的欲望。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沉溺着，困惑着，不知道为什么工资越来越高，自己却越来越不快乐。直到那个6月的来临。

那年6月，我的生活发生了三件事情。首先是男朋友明从云南来到广州，并打定主意要和我在广州安家。因为明的到来，结婚买房被提上了我的议事日程。那天，我和一个同事去看房子，同事把我带到天河的一个小区，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售楼小姐居然算出60多万元的天价。当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天哪，要在广州买套房子，恐怕得不吃不喝干上20年吧。来广州的时候，我没感觉到自己和这座城市有距离，可一旦考虑买房安家，就看到这座城市和我之间原来有道鸿沟。这给了我一个大大的下马威。

几天后，广州又给了我一闷棍。那天中午，我到杂志社附近的快餐店吃午饭，店里人很少，我随手将坤包搁在一旁的椅子上，谁知只不过是低头吃了个鸡蛋的工夫，坤包就不见了。坤包里有刚发的工资，有身份证、BP机、钥匙和通信录，站在熙来攘往的街上，我两手空空、头脑一片空白。

这次被偷，使我对广州的好感消失了一大半。也是经历了这件事后我才知道，广州的治安实在太差了：有个同事一年之内丢了六辆自行车；有个邻居逛街时遭遇飞车党，被抢走了项链；有个朋友早上醒来发现放在床头的裤子不见了――小偷趁他熟睡，从窗户伸进一个钩子，把他的裤子以及装在裤兜里的钱包钩跑了。

那段时间，我经常问自己：你还要继续生活在这座城市吗？在这座城市，走在路上得随时保持一级警戒状态；不吃不喝干上2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就算买了房子也感觉不到安全，谁知道哪天回到家里坐着一个小偷……我的回答是“不要”――不要又累又不安全的生活。我只要快乐的、轻松的、高品质的生活。

勇敢舍弃，我尝到了更换城市的甜头

1996年6月，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我很意外地得到一个回长沙工作的机会。长沙一家杂志社的老总找到我说：“你回来吧，你想要什么？房子、职位、户口，我们全给你！”可以想象得到，在我和明极其需要安定的时候，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多大的诱惑。

只要答应换个城市生活，盼望的一切就全都有了。况且长沙是我的老家，我非常熟悉的地方！我和明选择了回去。

那家杂志社很守信用，在我回长沙的一年内，兑现了给我的所有承诺。杂志社领导费尽周折，把我的户口从小镇迁到长沙市，并且分给我一套房子。房子虽然不大，但所处的地段很好，附近有商场和体育馆。我和明把那个小家布置得很温馨，闲时就去游泳、打羽毛球，周日就回小镇看望父母，小日子过得优游自在。

只是换了个城市，我在广州梦寐以求的生活一下子就成为了现实，而且一切还来得不费吹灰之力，我和明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因此总结出一条经验：做人不能死脑筋，得多看看、多比较，才知道哪座城市的性价比最高。

我和明打定主意要在长沙呆下去，因此回长沙的第三年，我们又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大房子，有了一个更宽敞舒服的家。当我们搬进这套不到20万元的大房子，想起广州那套60多万元的小两居室，两人都忍不住笑了。

可是，到了第四年，我又笑不出来了――在广州得的“城市怠倦症”复发了，再次感觉到闷，经常烦躁不安。也难怪，接连在一个单位上了好几年班，新人走了一批又一批，看门的老头都换了几个，而我始终在这里。在长沙，杂志行业远不如广州成熟，要想学一些新东西很难。我觉得自己像扔在岸上的鱼，缺氧，浑身不舒服。为了调整状态，我借休假的机会去湘西凤凰透透气。

在凤凰，我偶遇几个前来调查贫困山区失学儿童情况的广东同行，大家相约一块去最贫穷的苗寨采访。

那个苗寨坐落在层层叠叠的大山里，不通任何车。沿途都是半米高的石阶，旁边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悬崖峭壁。我们四个敢死队员徒步爬行了三小时，到达那里已是傍晚，采访过后，又一人一个手电筒沿着原路返回。途中，听到远方有狼嚎，不知名的夜鸟发出令人恐怖的怪叫，有人脚下一滑，半节身子晃出了悬崖，幸亏大家眼疾手快，把他拽了回来……那个夜里经历的惊心动魄，比我在这之前的20多年里经历过的所有惊险都要多。当双脚终于踏上平坦的大地时，四个人不论男女，均以拥抱庆祝彼此活着。

也是在那个夜里，在征服了一路的险山恶水之后，我发现体内多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它告诉我：你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要有力量，走吧，趁着年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去过一种丰富的、精彩的生活！

从凤凰回来后，我在心里悄悄作了一个决定，只要有机会，就离开长沙。已经呆了四年，这座城市的营养已经被我吸收完毕，我应该离开，去新的城市吸收新的营养。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从武汉某知名杂志社伸过来的橄榄枝。那家杂志社想办一本新刊，约我到武汉面谈。

那次洽谈点燃了我心中日趋暗淡的事业之火。但当我站在武汉陌生的街上给明打电话，告诉他我想到武汉时，他只说了三个字：“你疯了！”

那时候，我们的新家刚好买了最后一件家具，而明也刚刚担任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主管，他不舍得离开长沙，不舍得离开燕子衔泥般筑建起来的家。我们遇到了相爱以来最大的矛盾。我想离开，而他想留下。怎么办？

为了取得明的支持，我向他不断灌输“四年换座城市生活”的理念。我对他说：“长沙的确很好，很安逸，适合养老。但我们现在还年轻，如果主动离开，去一些视野更开阔的城市，不仅可以加强自己的社会竞争力，还可以增加在很多不同城市生活的经验，这样的人生丰富有趣。反正我们在长沙有房子有事业基础，随时都可以再回来。”一席话，把他心里不安分的因子点燃了。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我先去武汉干半年，如果我的事业发展得比他的好，他就去武汉发展；如果半年后我的事业发展不如他的，我就乖乖地回长沙，老老实实地过日子，从此了断非分之想。

天天精彩，十三年换了四座城市

有了这个“协议”，我放心地离开了长沙，跑到完全陌生的武汉。

老实说，刚到武汉的生活并不顺利。单位没有宿舍，我只好租房子住。房子是明帮我租的，奇差，一间小平房，我住进去之前是房东的诊所，床上的被褥带着血迹，看了就不舒服（后来才知道，明为了让我尽快回长沙，故意租个差房子，想制造客观环境把我逼回去）。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很快适应了新单位的环境。我所在的杂志社竞争之激烈在全国是有名的，但我的业绩一直稳稳地排在前三名。半年一晃就过去了，明见我在武汉干得风生水起，也就主动投降，到了武汉。

在武汉的前两年，我们再次爆发出“白手起家”的巨大干劲。明很快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立足，我的工作也越做越顺，当上编辑部主任。没用多长时间，我们就听懂了武汉话，习惯了吃热干面和鸭脖子，知道逛街要去江汉路，散步要去东湖或江边。不久，我们在武汉买了一套房子，正式融入武汉。

因为有了“逃离”广州和长沙的“前案”，这一次，我们谁也没说要在武汉长呆的话，只是静静地享受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好处：物价便宜，大量的出差机会，好的工作平台，等等。至于这座城市的缺点，我们都忽略不计。反正又不在这里养老，计较那么多干什么？也许是因为端正了心态，在武汉的日子里，我们过得很快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甚至有闲情逸致去攀岩和爬山，或者看着浩瀚的东湖发呆。

我没想到会和明那么快就离开武汉，而且是明强烈要求离开的。2003年冬天，明到北京出差，看到北京的房地产广告如火如荼，当即动了到北京发展的念头。回武汉后，他立即辞了职，对我说：“老规矩，给我半年时间，我混好了你来北京，我没混好回来投奔你。”

在北京，明很快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工资“呼啦”比我高了一大截。2004年6月，他在北京打电话给我：“你还犹豫什么啊？这边机会大把的，你想抱着那套房子养老吗？”那口气，跟我当年劝他离开长沙一模一样。

如今，我已经跟武汉的单位达成协议，成了武汉总部的驻京工作人员。北京真的是浩瀚的城市。我和明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视野也因此变得开阔。北京的人文景观奇多，我和明约定每个月去看一个，一点一点地去了解这座古都。

回首从1992年到现在，十三年了，我换了四座城市，而且是四年一换。我发现，像我这样的“四年一变”绝对不是偶然情况，很多人其实都跟我一样遇到“四年之痒”。一般来说，一个人到一座新城市，进一个新单位，第一年是新鲜期，新鲜期最兴奋，要求少、状态好，往往学到的东西最多，释放的积极性也最大，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去计较；到了第二年，进入熟悉期了，新鲜感开始打折扣，还是能学到东西，但显然没有第一年多了；第三年是观望期，随着在单位和城市立下足来，对周围的要求也渐渐多起来，一旦没有满足，就有发牢骚的可能；第四年是倦怠期，此时已经很难从周围学到新东西，工作的激情也消失得差不多，整个人开始不思进取。

其实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是有惰性的。正因为这样，很多人明明不快乐，但也不愿意更换城市更换环境生活，结果陷入恶性循环。当人生进入倦怠期，完全可以通过旅游充电来调整，也可以干脆一点，换掉那个使人倦怠的环境。像我这样“主动激活”的好处有很多：首先，社会竞争力会不断增强；其次，阅历的丰富会提升自我感觉，人会更加自信。更换城市对婚姻的巩固也有帮助，当年和我们一起结婚的朋友，因为老呆在一座城市不动，生活相对枯燥，有的闹了离婚，而我和明的感情一直很好。

现在，我坐在北京家中的阳台上，想象以后老了，回忆起我呆过的那么多城市，一定会快乐地咧着嘴笑。那时，我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城市“富人”吧。我的血液里，除了广州的美丽、长沙的安定、武汉的平实和北京的大气，一定还流淌着更多的暂时未知的城市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