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德泉: 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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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谦}

一副楹联平平仄仄，对仗工整，自有一种美的韵味在其中。在余德泉先生看来，撰楹联也有些像做人，这韵脚就似人的交往规则，对不好就会磕磕碰碰，彼此恭敬相对，才能形成和谐的结构关系。

于是，他爱上了这门学问，一钻就是近四十年。

“有批评，我会发自内心地感谢”

改革开放之初，楹联学研究还是一个冷门。许多学者发表了几篇楹联的论文就转战他方，余先生认为这是小打小闹，他把楹联当做一门专门的学问来钻，从手头的50幅对联开始，一幅幅研究，有时一天写一二十封信出去，调查收集资料，在理论上奠定了楹联学的基础，并最早在大学里开设楹联课，并带出了中国首个楹联专业的研究生。

余德泉喜欢独辟蹊径，探索学术上他人未涉足之地，甘于人少相伴的落寞，钻入树林披荆斩棘，开路建屋，自得其乐，对学术、对教学保持着一种老一辈学人传承下来的恭谨态度。

两三万幅对联概率的统计，一二十本书的查阅，余德泉先生每一次观点的提出，都有大量数据佐证，每次都引起楹联界的热烈讨论和争议，但是这些考证，让他觉得不怕批，也批不倒。“学术观点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学术研究必须是严谨的，能经得住考验。而且批的过程中就推动楹联界去研究声律规则，使声律规则进一步深化。”

余先生刚刚完成的《中华对联通论》，是他三十多年来研究对联的宏大积累，凡20章，100多万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对联系统的样貌。他计划用起码两个月的时间，请对联界的权威人士指教，每个人重点看某一章，有什么问题和建议，都来帮助完善。再由中国楹联学会组织研讨会，进行第三次调整，哪怕有一条可以接受的建议或意见，都吸收进来后再出版。余德泉认为：“搞学术的人必须有种虚怀若谷的胸怀。这个学问不是我老余的，是社会的，任何人不可能把哪个领域的学术问题研究尽，首先对自己负责，同时对社会负责，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哪怕是一点，也有好处，只有固步自封的人才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

当初，余德泉重新梳理“马蹄韵”，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楹联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突破。衡阳有一位老先生一直对此进行批判，后来还把批判马蹄韵的资料搜集成一本书。余德泉知道后，多次在不同会议上表扬这位老先生，“他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我的鼓舞，说明有人很关注。一块石头丢到水里，没有任何反应不是很悲哀吗？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

“为人师，当有庄严的态度”

余德泉是1960年到196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当时的北大，学习风气浓厚，因为是后和前的相对平稳期，政治运动影响不太大，他们一学期加起来只需要一个月的劳动。

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有王力、熙、林焘等汉语言文学的大家。回想起当年老师们的风采，余德泉记忆犹新。

“王力先生讲课慢条斯理，声音细细的，听他的课弄不好就打瞌睡，但是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余德泉说。王力先生的儿子秦似，也是作家、语言学家，专门写文艺评论，在当时的广西很有名。他来听王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一坐在那就打鼾，听了两堂课就被他父亲赶走了。“王先生的课我听得很好，我听课一直非常认真，基本上课就消化，下课有什么问题就去问老师。”

对余德泉文字学研究影响很深的老师是裘锡圭先生，他已是文字学顶尖级的专家，但那时还只是初入北大的青年讲师，但是老师们对他的评价已经非常高了。有一次北京发生地震，房子在摇，裘锡圭先生还在他的办公室研究拓片、甲骨文，学生跟他说，裘老师，地震了，快跑！他用手指指窗户说，没事，我窗户开着的，等到地震真来了，我跳窗户！“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你看看喽，我们还有什么话说，我们在老师面前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所以时批‘师道尊严’，是非常错误的！”如今，72岁的余德泉先生见到当年的老师仍然要敬礼，去年他去北京拜访老师，一进门就给老师鞠躬，见到自己中学时的老师，也是马上站直敬礼，再上前询问老师的近况。

传承老师讲课时的严谨态度，余德泉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也要求十分严格。余老的楹联学入室高足、记者贺迎辉，在回忆大学时上余老的课的感觉时说：“非常严谨，当时我们是两个班70多人上大课，值日生如果没把黑板擦干净，进门地上稍有纸屑，都要先整理得干干净净，余先生才会进门上课，那时候有许多同学不理解，认为他太过严格，现在大家都知道老师的良苦用心了。”余老一直坚持每堂课都点名，四次不到就不及格，很多学生都不敢逃他的课。“课堂是培养学生的地方，如果老师要求不严，将来学生出去也不严格。别看是小事情，这是对学生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是一种庄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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