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城市 走出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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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球规模最庞大、最剧烈的城市化运动。人口膨胀、城市格局变化剧烈、经济发展速度快、社区与商业纷繁多变、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日益复杂、政府如何布局等等问题，都是城市现代化的障碍。城市要现代化，现代化就要信息化。中国的城市该如何做出抉择？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断言: 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激烈的城市化进程在托起中国经济腾飞的辉煌成果时，也酿成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人口激增、房价飞涨、环境恶化……中国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
“数字城市”正在成为时髦名词，被列入各省市的“十五”规划美好蓝图，“数字化”好像真的要来临了。
然而，只过去短短5年，“数字城市”就从众多省市的“十一五”规划中急速隐退。
“数字城市”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大起大落？“数字城市”是真的消失了，还是早就已经悄悄地走进百姓身边？
中国式难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两倍数，城市集聚经济的速度以乘数效应放大。中国的城市化目标是，到2050年之前，使城市化率从2006年的43.9%提高到70%左右，这就意味着，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每年约有1200万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走过城市化历程，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而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仅仅走过了30年。
人口激增所引发的大量边缘化人群、生活密集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房价、日益恶化的环境……在城市化爆发式发展的今天，由其引发的“城市病”正在威胁着人们的生活。由城乡二元分割户籍制度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在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中，经历着巨浪的摔打。
加速完成城市化，又要在激烈的变革中经受住社会结构、体制变化的种种考验，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难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困境。
中国的城市信息化就诞生在这样的紧要关口，并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 在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迎接城市变革的挑战，信息化与城市化齐头并举。
就在中国面临双重挑战时，涵盖城市信息化所有内容的“数字城市”开始在全球兴起。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加里福尼亚科学中心所做的“数字地球―认识21世纪我们这颗星球”的演讲中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新概念。以地理空间信息为主要支撑的“数字地球”勾画出人类数字生活的美好愿景，并由此引发了世界关于“数字城市”的探讨。
十年过去了，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起步期，进入到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期。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成为数字城市的三大“引擎”，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信息化。
数字城市的热潮也波及到中国，那么，舶来的“数字城市”究竟适不适合中国？
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承载着城市机制和管理方式变革的重任，而西方国家基于“后城市化”时代背景提出的“数字城市”则像空中楼阁一样遥不可及。中国的“数字城市”面临着中国式难题。
“理想国”困局
翻开陕西省咸阳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五”规划》，“全面建设‘数字咸阳’，加速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被清晰地写进“总体思路中。”
“数字咸阳”的目标是什么？从电子政务家庭100%到企业信息化，“数字城市”无所不包。然而，对于一个信息化刚刚起步的城市来说，这样大而全的“数字城市”能够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吗？
不只是咸阳这样一个西部地区的地级市，在东北、华中、华南，几乎所有的省市，从直辖市到省会城市、地级市，“建设数字城市”都成了“十五”规划 中最耀眼的部分。
然而，几年后，当本报记者启动数字城市特别报道，向全国各地采访数字城市的优秀案例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先问一句: “数字城市是什么？”
“数字城市更像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科学名词。”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副所长方裕说。即使是身兼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方裕也无法准确地给出数字城市的定义，他所在的研究院主要专注空间地理信息的研究。
早在2000年前，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就曾专门做过数字城市的研究，并参与制定整体框架。早期的数字城市框架主要由基础层、管理层、应用层三部分构成。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构成了统一平台，在此基础上的管理层是对空间信息实施有效管理，而应用层则延伸出针对不同领域的众多应用，涉及政府、行业、企业及公众类应用。
同新加坡、日本等数字城市发展成熟的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数字城市框架有许多相似处，都注重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强化数字城市的顶层设计，资源共享贯穿始终。这些曾经是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能不能适用于中国呢？
“我国的数字城市发展并没有按照我们当初设计的理想模式去走。”郝力说。
为什么与国际如此接轨的数字城市理论会渐行渐远呢？
首先，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决定了城市信息化不宜从顶层设计入手。
日本曾经提出过数字城市的模式和框架，并以其在日本的成功应用而闻名于世，然而，日本在此之前曾经经历了80多年的城市化蜕变，并在其蜕变中诞生出新的城市管理方式和手段。在完整的城市化后提出数字城市框架，是信息化对城市化的升华。
中国仅仅经历30年的城市化，而且正处于矛盾迭出的多事之秋，信息化不是锦上添花的技术手段，而是城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变革的催化剂。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信息化必须自下而上，必须从底层出发，从信息化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入手。
其次，大一统的框架体制不适合中国现阶段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
在采访中，曾有专家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市的地下管网信息系统承包给当地电信去做，电信需要完整的数字地图做基础图层，于是找到当地的测绘部门。测绘部门一开口就要价240万元，少一分钱也不给，电信财大气粗，一气之下花了近300万元聘请最先进的技术公司做了一个比测绘部门还要完整的城市基础地图。
这样的故事还存在于很多地方的城市信息化建设中，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各部门大都抱着“小而全”的思想，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数字城市的整体框架是从大一统入手，强调在统一的基础平台上实现各部门的应用，条条林立的行政体制下始终是“大一统”设计难以逾越的深沟。
中国的城市化决定了数字城市的框架只能是美好的理想，无法在现实落地。经过“十五”的反思，很多城市开始弱化“数字城市”的概念，从单点应用脚踏实地地做起。
破解困局
郝力认为，虽然中国的数字城市没有按照预先设计的“大而全”的框架去发展，却在两个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数字城市提供了“亮点先行”的可能。一是城市信息基础设施，随着信息产业部宽带、光纤网络的逐级深入，遍布全国各地的网络为城市信息化提供了“高速公路”; 二是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为主体的数字化测绘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测绘技术。
城市管理是城市化进程中矛盾最为激化的敏感地带。按照中国2050年实现70%城市化率的目标，每年将有1200万人从农村涌向城市。在城市化人口呈现爆发式激增的时候，城市管理就变成了城市最为脆弱环节，城市管理员被刺、小商贩被城管人员野蛮殴打，动荡不安隐藏着更深的社会危机。
2005年，北京市东城区提出城市网格化管理新模式，在原有“单轴化”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创建指挥与监督既分离又统一协调的“双轴化”管理体制，实现了对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2006年，在建设部的推动下，网格管理迅速向全国51个城市（区）推广，各地在继承东城区的管理精髓基础上，又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新探索，如杭州向上延伸跨越区形成全市统一平台，又如上海向下深入完善社区的各项机制。
网格化管理从城市化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入手，将城市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应用的集成创新与体制改革的结合必然带来政府的管理创新。
除了信息化向管理体制挑战，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信息化“亮点”中，人们还惊喜地发现，共享意识正慢慢深入。这些“亮点”形散神不散，经过实践历练，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城市信息化应用正在“共享”意识的认同下越来越近地向数字城市的精髓靠拢。
北京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副主任高萍现在还记得，东城区的网格管理落地以后，东城区的统计局局长找到信息办有关同志，提出想在网格管理的平台上建立统计局的应用系统。在业界，这样一个地理信息图层起码要几百万元，信息办却很大方地批准给统计局无偿使用。
“共享平台就像是一个大舞台，你跳现代舞，我跳民族舞，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高萍说。监督中心将地理信息平台无偿开放给统计局后，统计局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多系统应用，统计局局长对高萍表态，以后城市管理需要统计局提供什么信息，在职责允许范围内义不容辞。
从东城区放大到北京市，现在，在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上，已经有68个委办局的信息同时接入共享交换平台中交互贯通，这个信息交换中枢已经将资源共享演绎到市一级的大平台。
“数字城市”没有实现政府、企业社会信息系统在统一平台上百花齐放的设想，却向城市管理、公共服务衍生。共享――这是数字城市设想的出发点，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正慢慢向原点回归。
城市信息化正带着数字城市的“基因”沿着中国城市化的轨迹前行。尽管“亮点”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我们仍旧不能忽视: 正当国家部委和各大中心城市开始脚踏实地地从头做起时，在某些地市级城市，仍然将华而不实的框架奉为尚方宝剑，似乎冠以“数字城市”就向城市化又贴近一步。
“中国的数字城市仍然处于混沌时期，提不提数字城市不是问题，关键是在数字城市之下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应用。”方裕说。
此外，从城市信息化的长远发展来看，尽管呈点状发展的应用已经具备共享意识，却仍将面临下一轮的整合。“同信息化一样，城市信息化也将呈现点、线、面的发展趋势，由点到线，再由线连成片。”郝力说。
那么，如何由线成面？是重新构建一个信息平台，还是将现有的线进行整合？一是由一个部门承担整体信息平台建设，如武汉市规划局; 二是成立第三方的信息交换平台，如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这两种做法在实践的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前者面临行政划分的障碍，后者面临如何树立公信力的挑战。在这些整合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管理机制，如何能在这样的机制下规范各部门的具体应用，是摆在眼前的问题。自下而上的城市信息化探索最终仍将面临顶层设计的挑战。
“否定之否定，再前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数字城市建设。”郝力说。正如中国的城市化在激烈的剧变中不断接受着考验一样，走出了“理想国”的数字城市，也将不断地接受现实的考问，最终破解城市化的中国式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