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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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回落，新常态背景下农业发展动力更应该由之前的依靠要素投入转换成依靠提高农业TFP上来。本文运用DEA方法测量1978～2012年28个省份的农业TFP，分析农业TFP的变动原因和对农业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农业TFP年均增长3.3%，对农业的年平均贡献率为51.48%；技术效率增进和技术进步年均增长为-2.9%和6.3%，对农业的贡献率分别为-45.24%和98.28%。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DEA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28日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5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6.07亿吨，近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更是实现“十一连增”。然而，这种高增长的背后是农业的高投入，1978～2013年，农业化肥使用量增长5.68倍，1991～2012年，农药使用量增长了1.36倍。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在新常态背景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农业必须解决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生产效率不高和农业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有效衡量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农业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另一部分来自农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物质要素的投入不可能无限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物质投入必然会遇到边际报酬递减，生产一味依靠增加物质要素投入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想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只能依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研究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探索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文献回顾
众多学者从不同层面研究了各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in（1992）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改革初期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6.89%。Fan（1991）指出，中国农业增长的一半以上是靠要素投入驱动，并非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Stone（1993）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主要粮食作物迅速而单一的增长源于对投入的增加。Lin（1992）、Huang和Rozelle（1996）都论证了提高购买性投入能解释大部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大米、小麦和玉米产出的增长。Scott Rozelle和黄季j（2005）研究大米、小麦和玉米的投入指数时指出粮食生产的投入变化是导致改革开放后近20年产出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今后的粮食供给增长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依赖于投入。赵芝俊和张社梅（2006）认为物资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已经进入平稳发展且增速减缓期，中国农业以后想要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从依靠投入转移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来。
不少学者研究了不同因素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McMillan et al.（1989）和Lin（1992）将改革初期的TFP增长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Stone（1993）认为中国农业TFP大部分增长源于对投入的增加。Benhabib和Spiegel（1994）、Islam（1995）、岳书敬（2006）等研究了人力资本会对TFP增长产生重要作用。石慧等（2008）研究了1985～2005年中国地区农业生产绩效的动态表现时，认为20年来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农业TFP增长波动的主要原因。李谷成、冯中朝和范丽霞（2009）考察农户全要素生产率与其耕地规模的关系，认为农户全要素生产率与其耕地规模基本无关。朱喜、史清华和盖庆恩（2011）研究了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扭曲与TFP的关系，得到要素配置扭曲对农业TFP确实存在显著的影响，在不考虑技术因素条件下，如果能够有效消除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扭曲，农户的农业总量TFP有望再增长20%以上，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改进的空间超过30%。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进对TFP的贡献上，李静和孟令杰（2006）认为1978～2004年我国农业TFP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技术效率的下降对TFP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Haizhi Tong等（2003）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测算结果表明，90年代中期农业TFP增长很快，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且农业生产率的正增长得益于技术进步。全炯振（2009）运用了SFA方法估算1978～2007年期间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只有0.7%，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6.5%；而技术效率则年均增长率为-5.5%，得到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属于技术诱导型的增长模式，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是中国未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动力。同样，李谷成（2009）运用了DEA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和省区空间分布进行实证分析时，认为转型期农业TFP增长较为显著，TFP增长主要由农业技术进步贡献，技术效率状况改善的贡献很有限。余康（2011）研究表明技术效率的贡献率平均占到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81%，说明技术效率比技术进步对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异的影响更大。匡远凤（2012）在研究1988年以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时，认为技术进步、物质性要素投入和人力资本在总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省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技术效率变化却阻碍了大部分省份的增长。
本文基于我国农业1978～2012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方法估算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第一，本文在考虑变量的选取上，充分考虑了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的影响，在播种面积中减去了成灾面积；第二，利用曼奎斯特指数系统地研究1978～2012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和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做简要分析；第三，本文集中分析各个时期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第四，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增进是否存在的差异。
1983～1988年，由于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村产生了大量的隐形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民拥有剩余索取权，农村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这就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83～1988年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转移到收益更高的乡镇企业。这一阶段，农业技术效率增进由1983年的-0.3%下降到1988年的-4.1%，技术进步率由1983年的-3.5%提升至1988年的19.1%，而1988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4.2%。1985～1988年机械总动力增长率达到9.7%，说明农业劳动力减少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要得益于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成果。
1989～1994年，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济过热以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乡镇企业成为治理整顿首当其冲的对象。由于治理整顿的影响，乡镇企业的数量和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农业TFP增长率由1988年的14.2%下降到1989年的-1.1%，这种局面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后才有了根本改变，1992年和1993年农业TFP增长率分别为1.1%和7.7%，1994年猛增到24%，1992～1994年农业技术进步率分别为8.8%、12.5%和30.4%。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收入提高，从而促进农业从业人员更多地采用节约劳动力的农业技术，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这一时期技术进步最快，技术进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巨大。
1995～2004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能主要是受到国企改革的影响，改革中国工业过程中，中国农业的发展必然受到整个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郑京海等（2005）和郭庆旺等（2005）研究全国全要素生产率时，都表明1995～2000年的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下降，认为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因为中国经济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1995年开始国企改革，资本深化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一时期宏观经济逐步降温并在1998年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我国经济出现生产能力全面过剩。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也对农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出现大幅下降，从1994年的24%下降到1998年的-9.9%，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其中技术效率增进由-4.9%下降到-8.2%，技术进步率由1994年的24%下降到1998年的-9.9%。这一时期全国和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出现下降。郭庆旺等（2005）研究的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和本文测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都开始复苏。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世行自由化同时也伴随着贸易自由化，大米和小麦隐形税收和补贴明显下降，在1995～2000年取消了农作物的大多数保护。自从2001年开始，大米和小麦的名义支持率已经接近于0（黄季j等，2008），这也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加剧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1999～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逐渐好转，在这一时期农村又进行了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使1999～2002年期间农民收入增长了约40%以上，而且也为促进农民增长提供了持续的激励（周黎安、陈烨，2005）。在经济复苏和税费改革的双重作用下，农业TFP增长率由1999年的-4.7%增长到2004年的5%。技术效率增进不断下降，技术进步率由1999年的-2.7增长到2005年的27%。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更激烈的国际竞争而对产业进行升级以及减少对我国工业和农业的影响，而对中国经济做出调整应该是影响全国TFP和农业TFP变化的主要原因。
2005～2012年，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变化更加频繁，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转变更加频繁。针对2003年宏观经济过热，2004年开始紧缩调控，2005年经济开始降温，2006年、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过热，2008年下半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我国2009年陷入通货紧缩，随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整，2010年和2011年我国经济出现了复苏，在2012年时，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频繁的扩张和紧缩对我国的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当我国经济出现好转时，我国农业TFP就会出现增长，经济陷入低谷时，我国农业TFP增长就出现下降。这一时期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5.4%，高于34年来3.3%的平均水平。
六、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非参数方法DEA，测算了中国1978～2012年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演进和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4年里，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波动较大，但并没有发现其存在增长或下降趋势。1979～2012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3.3个百分点，TFP对农业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为51.48%，技术进步率为6.3%，技术效率增进为-2.9%，贡献率分别为98.28%和-45.24%，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技术效率增进对农业发展起的作用则很有限。
第二，通过研究各时间段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增进和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年平均贡献率时发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的贡献逐渐增大，并稳定在70%左右；农业技术效率只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农业的贡献为正，其余各个时期均为负，而技术进步则相反，改革初期贡献为负，其余时期都为正。
第三，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演进和空间分布特征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的变化密切相关，更是受到了国家宏观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每当经济繁荣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就迅速提高，经济下滑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就会下降。
政策建议：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背景下，一方面粗放型的农业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农业未来发展路径应沿着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发展绿色农业和现代产业前进。
主要参考文献：
[1]Lin，Justin Y..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92.82.1.
[2]Fan，S..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n Production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J].1991.73.2.
[3]Stone，B..Basic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under Reform，in Kueh，-Y.-Y.and Ash，-Robert-F.eds.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Oxford，New York，Toronto and 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Clarend on Press，1993.
[4]Huang，J.K.and S.Rozelle. Technological Change：Rediscovery of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ural Econom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49.
[5]Scott Rozelle，黄季j.中国的农村经济与通向现代工业国之路[J].经济学（季刊），2005.4.4.
[6]赵芝俊，张社梅.近20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变动趋势[J].中国农村经济，2006.3.
[7]McMillan，J.，Whalley，J.and Zhu，L..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97.4.
[8]Benhabib，J.and M.Spiegel.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 elopement：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4.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