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治理与产业生态化:困境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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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的水环境治理成效甚微，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水质恶化的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仍然存在技术水平落后、同质化低水平竞争、产业布局分散无序等特征，阻碍了水环境治理效率。传统的“末端治理”方式又存在污染转移、成本过高、阻碍技术进步等缺陷，且并未直接解决水环境恶化的根本问题，可见忽视产业因素的水环境治理具有局限性。水环境治理的根本出路是基于产业生B化的转型升级，具体路径包括企业的清洁化生产、园区的循环化改造、产业链的静态产业培育，以及构建有效的倒逼机制与激励机制。

[关键词]水环境治理；产业生态化；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57-05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严重的水环境污染，反映出当前的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再适应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水资源环境治理成效甚微，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水质恶化的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水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是外部性，水环境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便会出现私人排污成本外部化。因此，对于水环境治理，通常的思路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谁污染，谁治理”，由企业自行承担治污成本；另一种是“谁污染，谁付费”，企业通过交易将污水交给专业化的第三方处理，并支付治理费用，此种方法又细分为两种方法――基于庇古税理论的排污费征收和基于科斯产权理论的排污权交易，前者为行政手段，后者为市场机制。然而，以上方法均是基于末端治理，并未直接解决水环境恶化的根本问题――产业发展方式，使得水环境治理具有局限性。因此，水环境治理的根本出路是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所谓“生态化”并非等同于“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等具有生态效益的技术改良，而是基于生态经济学理念的生产方式重构。

一、水环境治理的困境

（一）水环境治理困难根源在于生产方式落后

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核心在产业。落后的生产方式，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技术落后、低水平的竞争策略、分散无序的产业布局，这些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源，而且提升了水污染治理的难度与成本，制约了我国水环境治理的成效。

1.生产技术落后，资源消耗大利用率低。从工业化进程看，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实施的是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2005）[1]，由于技术与资本相对匮乏，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包括低价格管制下的水电煤等能源资源和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全球化进程看，中国企业以委托加工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只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原材料供应、初级产品制造、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以生产低端、初级、廉价的初级加工品为主，且面临“低端锁定”困境（时磊，2006[2]；卢福财等，2008[3]），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环境污染严重是中国区域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例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印染、化工、畜禽饲养业等传统的耗水、排放行业集聚了大量落后产能，推行水环境整治前的2013年，纺织、造纸、化工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18.2%，但三大产业废水排放量却占工业废水排放量的65%。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严重扭曲了经济结构，使生产扩张与市场需求的矛盾不断凸显，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的问题日益突出。

2.同质化低水平竞争，企业治污能力与动机双重缺失。中国的区域经济呈现出同质化低水平竞争的特点，尤以浙江块状经济为甚，例如乐清低压电器、海宁皮革服装、永康五金制品、诸暨珍珠和大唐袜业、浦江水晶工艺品等，一个县域工业园的年产量能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中占据半壁江山。在这些块状经济中，每一个生产环节都集聚了成百上千的企业（很多只是家庭作坊），而且初级加工制造品差异性极小，同质化特征明显，企业只能依靠降低成本来获利，薄利多销成为无奈选择。在低层次过度竞争条件下，企业既无治污动机，也无治污能力：一方面，竞争逼迫企业不择手段降低生产成本，甚至牺牲长期生态效益，以换取短期经济利润，从而产生大量水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小微企业本就处在微薄利润或者盈亏平衡点附近，水环境治理很容易对其造成成本冲击而破产，导致企业对治污力不从心。这种“竞次策略”又导致政府在环境规制中面临“两难境地”，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地方政府往往会不顾环保约束而与企业合谋（袁凯华等，2015）[4]。因此，发达国家企业为了躲避本国严苛的环境管制，倾向于将污染密度较高的产业与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节约治污成本。一旦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就会逼走这些企业，目前已经出现国际投资转移至中西部乃至印度、菲律宾等成本更低（包括资源要素成本、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地区和国家。

3.产业布局分散无序，治水陷入“不经济”困境。与大气污染治理不同，水环境治理需要依托网络型管道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特性。一方面，污水处理行业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性，被治理的企业越集中，越能获得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循环经济具有明显的网络经济特征，需要以上下游企业集中生产为前提。因此，区域范围内的集中生产、集中治污，才能体现出治水的“经济性”。然而，我国诸多地方产业却布局分散，管道建设滞后，治水难度较大。例如浙江省，县域经济以中小企业（家庭作坊和个体厂商）分散加工为主，省工商局注册登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底，全省市场主体达430.4万户，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97%以上，大量小企业又分散在各个乡镇。“小而散”的企业格局形成了众多零星的污染源，阻碍了水环境的集中治理，增加了治理成本和难度。低成本加工和小规模经营的家庭作坊和个体厂商，在水污染治理领域既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又没有成本优势。即使是政府或第三方治理，分散的产业分布也大幅降低了水环境治理的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因此，大量中小企业呈分散式分布，既增加了水环境治理的成本，又不利于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循环化生产，使得水环境治理陷入“不经济”困境。

（三）摆脱“竞次策略”，实现价值链上的合作共生

产业生态化意味着市场机制从恶性竞争、无序竞争向合作竞争转变。在经济起步阶段，区域经济呈现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这种分散无序的竞争以追求低成本为手段，忽视环境保护、破坏生态环境、违规偷排是必然结果。产业生态化所构建的产业生态链，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共生性，企业之间通过物理交换或能源传递，以及知识、人力和技术的交换而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因此，在共生网络中，企业不再是恶性竞争状态，而是在经济价值上共创共享、在利益上互补互惠的企业耦合，不仅包括企业之间的废弃物交换，而且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共享、学习机制等全面合作。在生态化的产业系统中，企业不再靠资源粗放利用、违规偷排污染环境等手段实现自身成本下降，而是通过获得循环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降低整个工业系统的生产成本。

三、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需要从三个层面推进：其一是微观层面，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实现清洁化生产；其二是产业园区层面，通过循环化改造，实现产业集群的生态化重构；其三是宏观层面，加强静脉产业培育，推动园区之间、以及社会整体的大循环。此外还需要构建一套有效的倒逼机制和激励机制，旨在处理并利用好政府与市场的力量。

（一）强化微观企业的清洁化生产

清洁生产是末端治理的最早替代方案，基本思路从“末端治理”转向“过程管理”和“源头削减”，是一种预防机制。清洁生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绿色产品设计，另一个是清洁生产过程管理，要求企业改善现有生产工艺和产品战略，但核心仍然是生产工艺的提升，因为绿色产品需要以清洁生产技术为前提，比如采用更易降解的原材料、设计更加环保的技术零部件等。为了实现清洁化生产，政府规制行为需要从排放标准的制定转向生产技术标准的制定，对企业生产的全过程如生产工艺与装备、废物回收利用、资源能源利用、污染物产生、产品和环境管理等指标制定相应的标准要求。这是一种倒逼机制，一方面，企业必须改进生产工艺，达到相应标准要求，才可进行生产活动，不达标的企业将受到惩罚或取缔；另一方面，清洁生产的实施将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尤其中小企业会面临较大的成本冲击，从而削弱竞争优势，企业唯有通过技术引进或自主创新，不断降低清洁生产技术成本，才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这一过程也推动了企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由此可见，清洁生产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对节能减排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产生影响（韩超等，2015）[8]。

（二）推动产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

循环经济是企业清洁生产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拓展，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转向企业间共生发展。基本思路是对自然形成的分散在各乡镇的特色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进行产业链的生态化重构，通过产业链的“补链”、“补网”形成相互关联、互利共生的链网式结构，构建循环封闭的生产系统。就水污染治理来说，生产污水和废水的减少与处理要以集中处理为基础、网络化管道设施为条件，这都为企业在园区内集中、互联、循环提供了市场需求与物理条件。然而在现阶段的实践中，存在只注重循环、不注重经济，陷入“循环不经济”困境，降低了园区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究其原因，仍然是初期阶段循环成本偏高，给园区和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冲击。因此，产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一方面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循环效率，以循环经济抵消技术成本冲击，另一方面要激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降低循环技术生产成本。

（三）加强生态产业链中的静脉产业培育

静脉产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循环经济模式，我国现阶段的循环经济园区并没有融入独立的静脉产业，而是在动脉部门内部进行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再利用（张霜等，2013）[9]，例如A工厂的废水恰好可以供B工厂生产之用，这样就避免了A厂将废水直接排出，直到废水利用到无可利用之时，再经过处理后排出到自然界中。也有一些企业承担了静脉部门的角色，如利用垃圾发电的生物质电厂。静脉产业实际上是将循环经济中废弃物处理再利用的部门分离出来，形成专业分工明确、加工分解效率更高、服务范围更广的独立产业，它的任务是将废弃物再资源化，即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加工分解成新的资源，反馈到工业生产中，承担了人体血液循环中静脉的角色，也称之为再生资源产业。静脉产业有利于经济系统整体的大循环，促进动脉产业的物质减量化、资源利用高效化、排放减量化，是企业“共生”关系的核心环节，也是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关键。我国静脉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认识上不足，产业化水平也远远不够，现有的水资源再利用企业也存在政策扶持不够、回收网络不健全、技术落后等问题，在静脉产业培育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促进静脉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实现动态产业与静态产业的协同发展。

（四）构建有效的倒逼机制与激励机制

产业生态化需要借助与平衡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建立有效的政府倒逼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之所以需要倒逼机制，是因为在环境成本外部化的条件下，企业没有治污动力，存在转型升级惰性，即使设定了排放标准，只要排污罚款成本小于治污成本，就会导致环保约束软化。政府的角色就是以法治和规则为基础，为经济活动划定合理的生态边界，制定环保标准、严把项目准入、加强环境监测，提供基础设施和产业平台建设，杜绝企业的污染寻租行为，对企业的环保标准形成硬约束，倒逼企业在设计、投资、生产、排放等各环节注重生态效益。但是，行政化手段治水并]有解决治污的内在动力问题，目前各地治水也是以政府行政化手段为主，不仅政府负担较重，也不具可持续性。因此，还需要尊重和依靠市场力量，通过市场机制的利益调整作用，建立和完善市场激励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将水环境治理的成本与收益传递给企业主体，以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主体从“倒逼”转型升级变为“主动”转型升级，从“谁污染谁付费”转变为“谁环保谁受益”，进而形成水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J].产经评论，2005，（11）.

[2]时磊.制造业技术“低端锁定”和升级困境的摆脱――Lucas“人力资本”模型的修正与深化[J].中国经济问题，2006，（5）.

[3]卢福财，波.全球价值网络下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博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

[4]袁凯华，李后建.政企合谋下的策略减排困境――来自工业废气层面的度量考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

[5]张宇，蒋殿春.FDI、政府监管与中国水污染――基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分解指标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4，（1）.

[6]刘伟明.环境污染的治理路径与可持续增长？押“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J].经济评论，2014，（6）.

[7]张红凤，周峰，杨慧，郭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9，（3）.

[8]韩超，胡浩然.清洁生产标准规制如何动态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剔除其他政策干扰的准自然实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5）.

[9]张霜，张红达，杨翠兰.突破低碳瓶颈：动静脉产业协同及发展模式比较[J].社会科学研究，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