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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自我,就是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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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老爷子的书信集,尤其晚年,他很多的准则都是以孔子尤其是《论语》里的只言片语为依归。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如此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惟其未坠之时,犹可及止;之而不听,彼且以入井为安宅也。

我已矣夫!

――顾炎武《与人书二十》

顾老爷子真有脾气,够倔。信写得真短。有话则长,数页;无话则短,两三行。也不知道是谁请顾先生写序,或是他看到了不良现象,觉得不好,批他两句。挺给的。看信的人肯定很有感触,好不容易来信,还就这么两句。

子夏曰:“曰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君子之学,应该日精进而无涯。日知所无,是孔教博文之意;月无忘其所能,是孔教约礼之意。前者为学,后者立德,两者相长。互文互彰。子夏说学,知与德兼顾。顾炎武《日知录》取名似乎与朱熹的《近思》之意相通,并且皆出《论语》“子张”篇。顾氏反对明末王学之虚,抵制心学,与黄宗羲之新王学不同。然新的考据终还是要走到立德“行己有耻”的路上。

知德兼顾,方得亭林之学。

《初刻日知录自序》一文中:“故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一贯“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之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之趣。气量宏大,后学之人当深深玩味。

修学由己

好为人序、好为人师、自秀文才等等,古今一个样。总之,向外求的,迷失自己的,在顾炎武先生看来都是一等的蠢人傻事儿。向内求。完成自我的寄托才是最重要的。能够人不知而不生气,我玩我的,管你们那些流氓文化人理解不理解。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想法,这么说,今天,不过分。

顾老爷子不喜欢谈虚的东西,喜欢实地考察,搞田野调查,美国佬不是最喜欢一个或几个人深入非洲或拉丁美洲雨林探险吗?顾先生当时已经很前卫了。就好像,现代音乐或美术,前卫吗?禅宗说话不在文字上,也很前卫。只不过,前提不一样。没法比。

可是,顾老爷子的书信集,尤其晚年,他很多的准则都是以孔子尤其是《论语》里的只言片语为依归。让我非常地惊奇,和青年时代的狂放反差很大。当然,他的晚年依然不跟清朝干,不给清朝打工。真牛。可是,我不看他的遗老生涯,而是想说,《论语》里的“修学由己”,修己以安人,自我才是人生或学问的起点,在他的字里行间闪现。

且须,远远地望到了顾老爷子倔强的身影。

明清朝的师爷、幕僚,捉刀小吏,今天,何尝没有。混饭吃,何敢言耻?也别较真,应时应景;学着忘记,忘记也是本事。偶尔秀一下,别以为别人真的为自己叫好,快些忘了,别自己给自己落井下石。

从门入者,怎是家珍

放下明朝,且说民国人物。

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恐怕缺少知己,一般人不懂,王元化跟着他恶补了几年,也没有看出徒弟继承了哪些老师的生猛。

因为。不通佛理,对于很多佛教的概念的了解就是皮毛不沾,容易张冠李戴。一般人的佛学常识还是从梁启超、胡适、汤用彤的佛学史里看的,这些都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写的。信佛的人写的书与不信佛的人写的很不一样。信佛的人写的或许“抱残守缺”。或许倾向于常识,或许文化危机的感觉不重,但是,重点在于“出离心”。

可能,古文的经典让人看了没有精神,故而,佛学也应该走一条批判的道路。这似乎也是必然的。林国良选编的《佛典选读》。是一本佛学参考书,可是,如果没有佛教的“次第”见解,脑子里的概念估计支离破碎。

更何言修身?

《佛教名相通释》一书,熊先生的思想更加朴实了一些,接下来,他关于韩非子和张居正的另一本集子,更加走史学的路线。在《通释》一书,熊先生提到了“经典不宜快读”的问题。他说曾经对于明朝人的佛学注释深入地研究,自嘲可惜收效不大,大家况且如此,作为后生仔,今人更加应该静下心来,寻找规律。

奢靡的清儒

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互证,落在修身。

清末民初,法制变更与法治思想“天崩地解”,所以,常常把清朝的训诂之学理解为强权压迫下的文人游戏,并且,也看不大懂如俞樾等人文集,就更加排斥他们的思想。因为,那个时期,坚持改弦更张的学说的批判性都比较强,干脆没有给传统的东西留什么余地。

为了更细一些地读《论语》,初学者不妨看看清儒刘宝楠《论语正义》。很全的。也很有清儒的范儿,他自己没有写完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继承父亲的志向继续补齐,很棒的家学。在钱穆先生的书里,谈到老子晚出问题时,说清儒多只治~经,故而难与成论发难。也对,也不对。清儒并非愚昧。当然,廖平和康有为的思想肆意论据随性更加是走入了歧途。可是。问题真得要分两面看,凭一生之力,只围绕一本经书为核心来研究,也不是就一定思想落后,诸经注一经,也许阐发的道理更加深刻。当然,思想激烈变革的时代,也不太允许做太平梦。

对于中土的儒、佛经典,还是慢慢阅读为好,先把第一步走完。

马一浮的“组合拳”

最近,国学这么热,出了很多与《论语》有关的书。连张居正批点的《论语》都翻版了,张阁老的版本,也没有什么太神的地方。朱熹、钱穆、李泽厚、杨伯峻、南怀瑾和于丹的比较容易在架上找到。可惜,马一浮解释《论语》的文章还没有单行本,我看单独出。也不错。哈哈。

马一浮用一种比较好的方法看《论语》,就是从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角度看,很高明。他的《复性书院讲录》里写得详细。

想说《论语》,只是想为深入地体察《论语》做一些准备工作,练一练内功。马一浮在《讲录》的开头列了一个大书单子“通治群经必读书目举要”,这一举要可不少啊。把这些举要折腾一遍,就得累个半死,还不要说互证。

细看朱熹,被他带入他的语境,很好玩。正好马一浮的药方子里也有朱熹的《诗集传》。搂草打兔子,朱熹集注《诗经》,小薄本,大智慧,群经互证。中学语文课里。讲到了《伐檀》。有些比较负责的老师,做足了功课,给学生扩展知识面,可能要介绍《诗经》常识,什么毛苌毛亨啊,什么赋比兴啊,什么305啊,什么风雅颂啊等等。这些背一背就记住了。如果,语文老师借机讽刺了一下朱熹,说什么,朱熹评论“关关雎鸠”为颂后妃之德,是迂腐可笑,属于封建思想。

朱熹怎么这么傻啊。看了朱熹的原文,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国风,我们现在是只能看语言,不能听音乐了。古代国风是用音乐指导语言的。最感人的东西,我们是没有服气欣赏领会了,拣点歌词看看吧。

国风是从大的单位向小的单位开展的。也可以说,是公、侯、伯、子、男的顺序排列的。从周、召开始,这两地方的人受文王、武王家族的统治比较久,文化熏习也比较深。这虽然是文学诗歌,可是也是政治次序井然的语言。看白居易的“新版诗经”50新乐府就会知道,一点也不荒诞,完全的政治语言。前面的七德舞恐怕不是给普通大众写的。

“关雎”既不是山野情歌,也不是单纯地夸耀女主子后妃之德,而是,说明文王家族治理家族有道。君子才能佩得上淑女。儒家把齐家看得和治理国家一样的重要。这里讲的是正家。朱熹已经明言。

这样的理解不是牵强,而是,为了前后贯通。一杆到底。这样的理解也正好可以和儒家的克己反躬之学相统一。

另外,叫“传”很好,《史记》的70列传正好是为12本纪、30世家作解释和补正。司马迁为读者还出了一道历史补正的试题,看书的人还得自己琢磨。其实,阅读的过程也是一次经史互证的过程。

当然,对待儒家的经典先要保持批判的目光,不是仇视,而是谨慎,谨慎的批判之后,再寻找合理性。有时甚至荒诞的方式更容易产生好的结果。朱熹的评论,很精练恳切。先静下心读懂了才好,攒足了力气,以后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