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自我,就是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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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老爷子的书信集，尤其晚年，他很多的准则都是以孔子尤其是《论语》里的只言片语为依归。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如此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惟其未坠之时，犹可及止；之而不听，彼且以入井为安宅也。

我已矣夫!

――顾炎武《与人书二十》

顾老爷子真有脾气，够倔。信写得真短。有话则长，数页；无话则短，两三行。也不知道是谁请顾先生写序，或是他看到了不良现象，觉得不好，批他两句。挺给的。看信的人肯定很有感触，好不容易来信，还就这么两句。

子夏曰：“曰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君子之学，应该日精进而无涯。日知所无，是孔教博文之意；月无忘其所能，是孔教约礼之意。前者为学，后者立德，两者相长。互文互彰。子夏说学，知与德兼顾。顾炎武《日知录》取名似乎与朱熹的《近思》之意相通，并且皆出《论语》“子张”篇。顾氏反对明末王学之虚，抵制心学，与黄宗羲之新王学不同。然新的考据终还是要走到立德“行己有耻”的路上。

知德兼顾，方得亭林之学。

《初刻日知录自序》一文中：“故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一贯“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之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之趣。气量宏大，后学之人当深深玩味。

修学由己

好为人序、好为人师、自秀文才等等，古今一个样。总之，向外求的，迷失自己的，在顾炎武先生看来都是一等的蠢人傻事儿。向内求。完成自我的寄托才是最重要的。能够人不知而不生气，我玩我的，管你们那些流氓文化人理解不理解。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想法，这么说，今天，不过分。

顾老爷子不喜欢谈虚的东西，喜欢实地考察，搞田野调查，美国佬不是最喜欢一个或几个人深入非洲或拉丁美洲雨林探险吗?顾先生当时已经很前卫了。就好像，现代音乐或美术，前卫吗?禅宗说话不在文字上，也很前卫。只不过，前提不一样。没法比。

可是，顾老爷子的书信集，尤其晚年，他很多的准则都是以孔子尤其是《论语》里的只言片语为依归。让我非常地惊奇，和青年时代的狂放反差很大。当然，他的晚年依然不跟清朝干，不给清朝打工。真牛。可是，我不看他的遗老生涯，而是想说，《论语》里的“修学由己”，修己以安人，自我才是人生或学问的起点，在他的字里行间闪现。

且须，远远地望到了顾老爷子倔强的身影。

明清朝的师爷、幕僚，捉刀小吏，今天，何尝没有。混饭吃，何敢言耻?也别较真，应时应景；学着忘记，忘记也是本事。偶尔秀一下，别以为别人真的为自己叫好，快些忘了，别自己给自己落井下石。

从门入者，怎是家珍

放下明朝，且说民国人物。

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恐怕缺少知己，一般人不懂，王元化跟着他恶补了几年，也没有看出徒弟继承了哪些老师的生猛。

因为。不通佛理，对于很多佛教的概念的了解就是皮毛不沾，容易张冠李戴。一般人的佛学常识还是从梁启超、胡适、汤用彤的佛学史里看的，这些都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写的。信佛的人写的书与不信佛的人写的很不一样。信佛的人写的或许“抱残守缺”。或许倾向于常识，或许文化危机的感觉不重，但是，重点在于“出离心”。

可能，古文的经典让人看了没有精神，故而，佛学也应该走一条批判的道路。这似乎也是必然的。林国良选编的《佛典选读》。是一本佛学参考书，可是，如果没有佛教的“次第”见解，脑子里的概念估计支离破碎。

更何言修身?

《佛教名相通释》一书，熊先生的思想更加朴实了一些，接下来，他关于韩非子和张居正的另一本集子，更加走史学的路线。在《通释》一书，熊先生提到了“经典不宜快读”的问题。他说曾经对于明朝人的佛学注释深入地研究，自嘲可惜收效不大，大家况且如此，作为后生仔，今人更加应该静下心来，寻找规律。

奢靡的清儒

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互证，落在修身。

清末民初，法制变更与法治思想“天崩地解”，所以，常常把清朝的训诂之学理解为强权压迫下的文人游戏，并且，也看不大懂如俞樾等人文集，就更加排斥他们的思想。因为，那个时期，坚持改弦更张的学说的批判性都比较强，干脆没有给传统的东西留什么余地。

为了更细一些地读《论语》，初学者不妨看看清儒刘宝楠《论语正义》。很全的。也很有清儒的范儿，他自己没有写完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继承父亲的志向继续补齐，很棒的家学。在钱穆先生的书里，谈到老子晚出问题时，说清儒多只治～经，故而难与成论发难。也对，也不对。清儒并非愚昧。当然，廖平和康有为的思想肆意论据随性更加是走入了歧途。可是。问题真得要分两面看，凭一生之力，只围绕一本经书为核心来研究，也不是就一定思想落后，诸经注一经，也许阐发的道理更加深刻。当然，思想激烈变革的时代，也不太允许做太平梦。

对于中土的儒、佛经典，还是慢慢阅读为好，先把第一步走完。

马一浮的“组合拳”

最近，国学这么热，出了很多与《论语》有关的书。连张居正批点的《论语》都翻版了，张阁老的版本，也没有什么太神的地方。朱熹、钱穆、李泽厚、杨伯峻、南怀瑾和于丹的比较容易在架上找到。可惜，马一浮解释《论语》的文章还没有单行本，我看单独出。也不错。哈哈。

马一浮用一种比较好的方法看《论语》，就是从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角度看，很高明。他的《复性书院讲录》里写得详细。

想说《论语》，只是想为深入地体察《论语》做一些准备工作，练一练内功。马一浮在《讲录》的开头列了一个大书单子“通治群经必读书目举要”，这一举要可不少啊。把这些举要折腾一遍，就得累个半死，还不要说互证。

细看朱熹，被他带入他的语境，很好玩。正好马一浮的药方子里也有朱熹的《诗集传》。搂草打兔子，朱熹集注《诗经》，小薄本，大智慧，群经互证。中学语文课里。讲到了《伐檀》。有些比较负责的老师，做足了功课，给学生扩展知识面，可能要介绍《诗经》常识，什么毛苌毛亨啊，什么赋比兴啊，什么305啊，什么风雅颂啊等等。这些背一背就记住了。如果，语文老师借机讽刺了一下朱熹，说什么，朱熹评论“关关雎鸠”为颂后妃之德，是迂腐可笑，属于封建思想。

朱熹怎么这么傻啊。看了朱熹的原文，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国风，我们现在是只能看语言，不能听音乐了。古代国风是用音乐指导语言的。最感人的东西，我们是没有服气欣赏领会了，拣点歌词看看吧。

国风是从大的单位向小的单位开展的。也可以说，是公、侯、伯、子、男的顺序排列的。从周、召开始，这两地方的人受文王、武王家族的统治比较久，文化熏习也比较深。这虽然是文学诗歌，可是也是政治次序井然的语言。看白居易的“新版诗经”50新乐府就会知道，一点也不荒诞，完全的政治语言。前面的七德舞恐怕不是给普通大众写的。

“关雎”既不是山野情歌，也不是单纯地夸耀女主子后妃之德，而是，说明文王家族治理家族有道。君子才能佩得上淑女。儒家把齐家看得和治理国家一样的重要。这里讲的是正家。朱熹已经明言。

这样的理解不是牵强，而是，为了前后贯通。一杆到底。这样的理解也正好可以和儒家的克己反躬之学相统一。

另外，叫“传”很好，《史记》的70列传正好是为12本纪、30世家作解释和补正。司马迁为读者还出了一道历史补正的试题，看书的人还得自己琢磨。其实，阅读的过程也是一次经史互证的过程。

当然，对待儒家的经典先要保持批判的目光，不是仇视，而是谨慎，谨慎的批判之后，再寻找合理性。有时甚至荒诞的方式更容易产生好的结果。朱熹的评论，很精练恳切。先静下心读懂了才好，攒足了力气，以后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