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楼藏画”中的《山道》纯属抄袭照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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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雨夜楼藏画”冠于吴大羽名下的油画画作，上海的圈里人已从吴大羽画作一贯不在画面上签名的角度论证其系伪作（参见韩连国、钱益中《大煞风景的“雨夜楼”藏画》，载《上海艺术家》2003年第2期）。笔者这里就其中的《山道》（布面油画，27×38cm，1955年，载《雨夜楼藏中国早期油画》画册［下称《画册》］第85页上） 提供新的证据，进一步证明该画就是伪作。

笔者以前见过吴大羽的画作，并且读过台湾张逸群先生编印的《吴大羽画集》。在参观“雨夜楼藏中国早期油画展”时，看到了所谓吴大羽画的《山道》，似感面熟。于是，我后来就有了从自己的图片资料堆里加以寻找的举措，看看《山道》究竟有没有“模特”。经过三番五次寻找，在最后的逐一细寻之后，近日终于发现了一张彩色摄影图片，它正是“藏画”中的《山道》全然搬用的“模特”。

它是一张来自“画报”彩印内页上的剪报。我1972年到杭州工作后，单位订有《人民画报》和《民族画报》，在后来归我使用之后，我从中将自己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图片一一剪下作为剪贴资料存今。由于这一图片已被撕下，早已脱离了原有的“画报”，下端又被裁剪了去（宽度为满版），现在一时难以断定它具体是来自哪一份“画报”，是哪年哪期哪页上的了。但是，这一“剪报”图片作为证据，可以完全铁定地证明“雨夜楼藏画”的《山道》（图1），是临摹自一幅彩色摄影作品（图2）这样一个事实。

不过“画报”是正反双面印刷的。该图本身是彩印的，而反面的图文则采用了黑白印刷，另套印一种浅米黄的专块。从反面的图文内容看（图3），它报道了我国西部“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的“甘肃省民勤县”人民“二十多年来”如何植树造林、抗击沙害的情况与成就；上方一图还有完整的图片说明：“当地人民年年不断地从很远的地方抬土来埋压沙丘。”从一旁正文中提到“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零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六千九百七十多万斤”的说法，可以断定这是刊于1970年之后出版的画报上的。换言之，该彩色摄影作品很有可能就刊载于1971年的某期《人民画报》或《民族画报》上――我进一步了解到，“”时期，这两种“画报”一直在出版，并未中断。

现在，“藏画”中的《山道》已不能逃避它是临摹了这幅1971年后才有的彩色摄影作品的情况；然而，“藏画”《山道》又标明是作于“1955年”。在1955年，当然是绝对不能临摹出要到1971年后才产生的那幅摄影作品的――“临摹”的对象还远没有诞生呢。从“临摹”角度与时间上来说，要让吴大羽自己在1955年来临摹这幅摄影并作为自己的创作作品，根本不能成立。

可见，要以这幅摄影作品为蓝本（构图上裁去了底部四分之一画面）画出《山道》，至少只能在1971年之后通过他人之手才做得到，因为吴大羽本人从来不会去这样进行临摹，更不会在1971年后去临摹了，再在画面上标注“大羽1955.8”的字样。把这样一幅完全照抄照片的拙劣画作，刻意冠于吴大羽名下并作为他的1955年作品，手段恶劣，做法更是愚蠢。

因此可以证明，“藏画”中的《山道》必定是伪作，其画面上签署的“大羽1955.8”字样，只能是假画制造者自己伪造的冒名手迹。

根据这一冒名伪造的手迹，比照“藏画”中吴大羽名下的其他作品，如《室内一角》（纸本油画，44×56cm，1943年，《画册》第84页上）、《残荷》（纸本油画，47×60cm，1950年，《画册》第84页下）、《静物花果》（布面油画，41.5×51.5cm，1961年，《画册》第85页下）画面上的签名笔迹，可见其完全出于同一人之手书写。据此，《室内一角》、《残荷》、《静物》三幅油画作品亦都是伪作。

“雨夜楼”藏画冠于吴大羽名下的油画一共五幅，至此，至少其中有四幅已可确认为伪作。现在，只余下那幅冠名《窗外》的布面油画（17.5×49cm，《画册》第83页）了。

要证实或证伪油画《窗外》，其实不难。观现在该画画面，其中分明画有台阶楼梯等事实，可见，《窗外》所画景观，当是画家从自己画室窗口向外观看之所见。本人没有去过吴大羽先生之家，对此，尚待能去现场对照吴先生家实际情况的上海同行予以论证了。

（作者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