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在歌唱》中二元对立的悲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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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着重从人物的心理成长和异变的角度入手分析，挖掘出文本中蕴含的三对二元对立的悲剧要素，从而揭示出女主人公悲剧命运产生的多重原因，进而得出其悲剧命运的本质是个人和社会的双重悲剧这一结论。
关键词：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悲剧要素
《野草在歌唱》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之作，作品以20世纪初期南部非洲殖民地为背景，通过讲述当地一个英裔白人女性玛丽的婚姻情感悲剧，折射出种族隔离对白人移民和土生黑人的双重摧残，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罪恶本质。玛丽的悲剧既是她家庭和成长经历注定的个性悲剧，更是特定历史政治条件下酿造的社会悲剧，是发生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大环境下的一出女性生存的悲剧。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着重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描写，从而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三对二元对立的悲剧要素。
首先，从女主人公玛丽的个人成长经历来剖析。玛丽出生于穷苦的白人家庭，在父母不和睦的婚姻中度过了不愉快的童年，对异性产生了本能的抗拒心理。在少女时代，她满足于经济上独立自主的生活;她交友广泛，自得其乐，而不愿轻易涉入爱河。直到三十多岁意识到自己在世俗的眼光里已到了非嫁不可的年龄时，她才开始思考自己的归宿问题。不幸的是，她最终在婚姻上重蹈了其母亲的覆辙，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农场主迪克，从此远离城市过上了清贫艰辛的生活。玛丽的人生经历了从少女时代城市生活向婚后草原农场生活的过渡，伴随这一生活变动而来的是她作为一位“地位低下的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王守仁：251）的努力过程：由女孩到女人，由幼稚到成熟。婚后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她在幼年时代成长经历中形成的具有缺陷的个性发生了畸变――自闭。她由无忧无虑、自在自为的活泼少女变成了一个束缚在琐碎家庭生活中的主妇，面临家庭的沉重责任，无人可以交流，也无心与外界沟通。她看似顺从了一个英格兰移民后代的应有命运，她的婚嫁近乎是一个在麻木无意识之下做出的决定;然而也并非强迫或包办婚姻，她是自觉自愿的，而且仅仅是出于世俗的压力。同样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艰难，婚前是玛丽个人可以应对自如并乐在其中的困境，而婚后是婚姻关系的规约下强加给她的无法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所能摆脱的状态。在这场婚姻前前后后产生、维持和异变的过程中，玛丽经历了“自我的迷失和追寻”（王守仁：251）这样一个艰难的心理变化。这种自由与束缚之间的鲜明对比，同置于一贫如洗、筚路蓝缕的穷苦白人生存的总体现状之中，留给读者一个信号：一场草率决定的婚姻不仅没有拯救一个女人的命运，反而可能把她拖向看不见的泥潭和深渊。这为后来黑人摩西出现后两人关系变化导致的玛丽性格的畸变埋下了伏笔。
其次，从小说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角度来阐释。在南部非洲这片神奇而陌生的土地上，又由于白人女性这一特殊身份的存在，玛丽和黑人奴隶的关系呈现出典型的种族对立和身份冲突，女主人在责骂和惩罚奴隶时找到了征服的， 这本身已是一种人性扭曲的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闪烁着的人性（无论是高大伟岸的男性特质还是积极正面的人性品质）都在感化和软化着玛丽作为一个殖民统治阶级的孤傲自负的心灵。她开始向摩西这样一位身份低贱的黑奴倾诉生活的苦闷，渐渐产生了心理上的依赖感。这时，两人关系已从起初二元对立的主奴关系转变为一种趋向于平等的男女两性关系。在这种微妙的变化中，玛丽潜意识中的种族意识和身份优越感同她固有的软弱脆弱的女性特质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征服者情节和脆弱无助的女性特质间展开了一场此消彼长的较量。作者莱辛在作品中展现了高超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技巧，细致入微地记录下了玛丽生活变动和情感经历中的每一丝心理变化。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玛丽和摩西实现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角色转换，种族隔离的界限在人类情感世界共性的作用下趋于消解，但仍旧无法突破南部非洲白人社会的道德规范，形成了一股作品内在悲剧性的强大张力。小说以黑人男仆摩西愤然杀死女主人玛丽而告终。这昭示了深藏已久的悲剧构成要素在经过长期酝酿后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总爆发，因此这一结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一谋杀事件不仅结束了玛丽的悲剧人生，终结了她的悲剧婚姻;即便作为摩西的一种报复行为本身来看，也具有发人深省的人性内涵：他报复不仅仅是从他的视角来看玛丽在情感上的背叛，更是奴化黑人、扭曲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
然而，从更高的人道主义层面来看，被钢刀刺死的分明是一个软弱无助的不幸的穷苦白人的女儿，而她生前的痛苦代表的也是男权压制下的普天下劳动妇女的写照。在殖民地的白人社会规范下，她作为一个白人女性在婚姻上的离经叛道，也不能不被从批判种族隔离制度的角度来加以正面解读。她的人格本身即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其核心是外向的张扬的种族优越感和内向的压抑的女性意识的矛盾性。她具有殖民地征服者和女性弱势者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的双重性带给了她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上的尴尬。波伏娃曾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提到，女性不是天生是女人，是社会把女性变成了女人。女性角色是相对于男性角色的存在而存在的。与迪克缔结婚姻提醒了玛丽为人妻为人母的社会角色，是婚姻这种社会契约把她由少女变成了女人。这一变化原本只是一种十分普通的社会现象。而摩西的出现则具有更复杂的意义，他不仅提醒了玛丽的殖民统治阶级身份，还重新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他们生活的南部非洲是种族隔离制度主导下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男权社会，玛丽的不幸恰恰来源于这种双重的压制。在茫茫非洲大草原上，像玛丽这样的女性的生命犹如野草，既具有天然的旺盛生命力和良好的适应性，同时又柔弱无助而不得不扎根在炽热的土地上，社会政治环境的无形压制使她们养成了在潜意识中自我压抑的习惯。作者在正文开篇前引用了T. S. 艾略特《荒原》中的诗句：
In this decayed hole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faint moonlight， the grass is singing
...
（ 7， The Grass Is Singing）
“在这个群山环绕的腐朽山洞里
在淡淡的月光下，野草在歌唱……”
综上所述，构成全书悲剧的二元对立要素主要有以下三对：（1）男女两性的对立。这一矛盾贯穿全书始终，从玛丽父母婚姻中的不和，到她与其父的疏远关系、成年后在适婚年龄对异性的本能反抗，到玛丽与其夫的勉强婚姻和最终失和，到最后黑奴摩西报复性地刺杀玛丽，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一直是小说情节推演的一条明线，最终消解于主人公的悲剧性毁灭。（2）白人奴隶主与黑奴的对立。书中这种对立始于迪克的农场主身份，并在他同玛丽结合后自然地延伸到了玛丽与黑奴的关系上。起初身为白人的玛丽在虐待奴隶的行为中找到了征服者的，其与奴隶的关系也呈现为典型的主奴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后来两人之间关系发生了微妙转变，是一种两性之间的默契和调和关系消解了原先的这种种族对立。（3）自由意志与社会规范的对立。玛丽天性的向往自由的少女性格与社会婚姻道德对于适龄女性的规约作用，体现在她在由少女找到女人的身份转变中心理状态的变化上;由经济独立、自在自为、交游广泛，到依附于丈夫、束缚于狭小的人际圈子和家庭生活中。小说为第三人称叙事，精微于女主人公的心理描写，通过讲述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平凡人每况愈下的卑微生存状态挖掘出丰富的社会和人性内涵。作品出自白人女作家之手，运用传统的西方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构建起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关系，这是作品的表层结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则是这三对相互交织的二元对立要素的动态运行过程，在叙述中其矛盾张力不断累积达到顶峰最终走向了自我消亡，这与莱辛身为女作家的独特视角不无关系。女主人公玛丽最终屈从于殖民地男权社会的道德，但仍然走向了毁灭，她实质上在与两个男人的关系中都处于既反抗又妥协的两难境地中。由于男女两性的对立和主奴的对立都是根本的厉害性的，玛丽的悲剧命运最终就成了一出个性与社会的双重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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