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并非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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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朱庆馀，是个名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诗人，但他的一首诗，却相当知名：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诗的字面平白如话，对今天的人来说，大约只有“舅姑”便是公婆需要注释。诗的题目叫做《闺意献张水部》，不用说，这“闺意”便是昭彰的主题。
旧时习俗，洞房之夜后的第二天清早，新妇要去拜见公婆，本诗所谓“闺意”，正是描摹新妇拜见之前的心态。“停红烛”也许是需要略作解释的，尽管不知道案底，但也并不影响理解诗意。所谓“停”就是停留。烛火是容易引起火灾的东西，一般入睡时都要撤掉的。但洞房之夜非比寻常，讨吉祥的红烛是不能撤掉的。所谓“停红烛”，就是让红烛一直点着，通宵不灭。拜见公婆应该是一种确认身份的仪式，大约拜见之后，新妇便通过了最后的审查，成为公婆认可的自家人了。民间还有验红的习俗，是处女情结作用下的道德检验。
旧时的女子，起码洞房夜的第二天是不可以睡懒觉的，所以新妇是在红烛映照下待晓等待拜见。梳妆是女子的晨课，而洞房之夜后的新妆更有特殊意义，公婆的印象足以形成持久不衰的成见，“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公婆的习惯是要用心揣摸的，所以新妇在悉心打扮之后，还要咨询一下夫君，看自己的这身妆扮是否符合公婆的眼光。眉毛在女子的五官中处于重要位置，“画眉”之成为妆扮的代名词便是证明。
也许“入时”是个容易引起异见的地方。一般以为，公婆是长者，不会追赶时尚。但这里的所谓“入时”，并非今天意义上风格超前的“潮范儿”，而是社会认可的流行趋势。公婆们固然有从妆扮检点新妇是否安于室家的心机，打扮得花枝招展也确实不合时宜，但不会打扮的女子则从来不会讨得长辈的欢心。世上只有笨女子没有丑女子，一个打扮得体合时明艳照人的新妇，是会给公婆脸上增光添彩的。至于“低声”，则是旧时女子尤其是新妇的常态，夫君不过是一夜的相识，尽管有亲密的接触，毕竟是不够熟惯的，因此羞涩是新妇面对夫君的必然，尽管这问妆不妨是闺中之乐的组成部分。
意思到此，已经是叙事有采的“闺意”诗了，这也是导致后来许多人知晓流传的原因所在。不过，这却仅仅是本诗妙趣的一半，或者说，仅仅是本诗主旨的头面，如果没有表层之下潜伏的深意，本诗甚至是失败的，也许根本就不会诞生。本诗还有另外一个题目《近试上张水部》，这却透露出本诗的真实主旨。
隋朝废弃九品中正制，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而增设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科目设置甚至多至五十余，这便是科举的由来。不过唐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士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自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推重，参加进士科考试是那时读书人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及第之后便具有了政治上远大前程的可能。于是时谚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考卷并不糊名，这种“疏漏”便衍生出一个惯例，就是那些应考的人在考试之前，会将自己的诗文作品写成卷轴，投献给朝中显贵和文坛名宿，期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并向礼部考官推荐奖誉，这才有及第的希望，这惯例便称作行卷。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专尚文辞，人称“辞科”。所以用诗赋行卷，算得上是一种应试能力的展示，也不妨理解为大比之前的暖身。
本诗作者便是这样一位不能免俗的应考者，不用说，篇题所称张水部，便是一位可以行卷的名人。
张水部是水部郎中张籍。张籍字文昌，是在安徽长大的苏州人，出身寒微。贞元中登进士第，做了几任闲散小官，后经韩愈推荐，升调国子博士，后来又改任水部郎中等官。张籍的官阶虽然不高，水部不过是工部下设的机构而已，“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之事”，但他以诗名当代，公卿如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都与他时相过从，而韩愈对他尤其推重，两人是好友，都以擅长文学又乐于提携后进而齐名，时称“韩张”。张籍的诗着意古风和乐府，他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世称“张王乐府”。王安石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正是对他的评价。
由此不难看出，本诗的作者选择张籍行卷，是颇有眼光的。实际上，结识之后，张籍对朱庆馀十分欣赏，并且要来他的新旧诗作，揣在身上，逢人推赞，朱氏因此赢得诗名。不过，临到考试，朱氏还是感觉不够确定，于是用“闺意”这样的题目，献诗张籍，以新妇自譬，以新郎譬张籍，以公婆譬主考官，求证应试前景，该说设计描摹得十分巧妙。科举考试于应试者而言，不啻为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关口，寒窗修得文武艺，能否卖与帝王家，成败在此一举，及第则花团锦簇，落第或许蹭蹬一生，这情景与旧时女子出嫁能否讨得夫家欢心十分相似，都是要紧的终身大事，这就无怪有人将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相提并论了。当此关头，惴惴不安，欲说还休，都是谁也逃不脱的情态。如此，真的要佩服本诗作者文思的贴切和精当。
然而，如此富于想象力的精巧，并非妙手偶得，而是渊源有自的。历经久远的文学传统中，一直存在这样的表现，即自三闾大夫《离骚》而始的寓托象征。这是一个非常多见而又十分有趣的现象。在以儒家文化标榜的传统社会，男权始终处于强势的状态，而中国的男性骚人们，却总是喜欢性别反串，以女人自譬，借妇之于夫“至亲至疏”的依附关系，表现他们臣之于君“伴君如虎”的从属关系。关于这一点，叶嘉莹女士认为，在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中，君臣与夫妇的关系更为相像。因为，父子本是天伦，而君臣与夫妇却都是后天的结合、没有血缘的关涉。“而为人臣子是否得到君主的赏爱和重用，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君主可以把臣子贬谪甚至斩首；丈夫和妻子在古代不平等的关系中也是如此，女子是否能得到丈夫的宠爱关系到她一生的幸福，古代男女不平等，丈夫可以休妻，而且女子被抛弃后还要守节，这种感情关系和君臣关系非常相似”（《从花间词的女性特质看稼轩豪放词》）。叶嘉莹女士果然目光犀利，阐释得鞭辟入里。
有此眼光者当然并非孤例。抗战前夕，王芸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傅孟真（斯年）先生有一次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他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作为献酬之作，本诗得到了张大人明确的答复。在题名为《酬朱庆馀》的答诗中，张籍写道：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
一曲菱歌敌万金。
杜甫《壮游》云：“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越州出美女，而镜湖则是当地的名胜。张大人之所以将朱某人譬况为镜湖之心的采菱越女，乃是因为朱某人正是越州也即今天的浙江绍兴人。齐纨略同鲁缟，齐鲁之地擅作名贵的丝织品，《汉书》称“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就是这样的名贵之物，却不被大家看重，只有越女的采菱歌喉，才真的是一曲抵得万金。如果说赠诗写得好，答诗也应得妙，而且，“新妆”对“画眉”，“更沉吟”对“入时无”，这意思很明确：你的才华如此，考试的事大可不必担心。张大人言之不谬，朱庆馀果然登科。
（摘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