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体系缺位下的低碳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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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有了新的标签及内涵，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低碳。

然而，就在低碳概念迅速走红的同时，社会频现“伪低碳”现象：有的产品炒作概念，营销贴金；有的企业附庸风雅，净做表面文章：有的地方政府搞起新型“形象工程”“应付工程”……2010年4月号封面文章《清算伪低碳》甫一推出，即在业界引起强烈共鸣。

对于我们所揭示出的眼下种种低碳乱象，经济学家无疑有着基于各自视角的不同解释。其中，长期参与推进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素有研究的国务院参事石定寰，见解颇为深刻。

5月11日傍晚，在国家科技部的办公室里，石定寰教授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朱敏总编，围绕“低碳”与“创新”的主题倾心而谈，试图解开低碳经济的发展迷局，透视中国创新经济的坎坷前路。

低碳经济不能一蹴而就

全球以每年GDP的1％投入低碳，可以避免损失将来每年GDP的5％～20％，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朱敏：现下舆论爆炒而又莫衷一是的“低碳经济”。您认为应做何种定义?

石定寰：实际上，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标准定义。“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D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已是迫在眉睫。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的1％投入低碳，可以避免损失将来每年GDP的5％～20％，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而从现在直观的含义来看，低碳经济是建立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基础之上，

种新型的经济形态。由此，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找到一条新经济发展的道路，所作出的积极探索。

朱敏：就中国而言。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时期。也是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亦难遏止，“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从而，中国面临的难题在于：如何既确保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又不重复西方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

石定寰：我们国家曾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现在看来很难实现，因为一旦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下严重的污染问题，再回头治理是很困难的。比如滇池的污染，目前国家已经投资上百亿，至今没有见到大的好转。一个被破坏的生态系统要想恢复起来，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这就迫使人们探索一条真正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把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斯特恩归结为低碳经济。所以，未来的经济发展也肯定会建立在低碳的基础之上。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还要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既不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也不以污染环境换取经济发展，两者应有机统一起来。

朱敏：“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相对于高碳的低成本和垄断地位，低碳的新能源在替代过程中有什么竞争优势?

石定寰：中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而且在国民的生产和消费中，煤炭依然是主要部分。而煤炭的使用还属于比较落后的方式，大多是直接燃烧，大量的工业锅炉，取暖等等，这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国家的情况表明，目前还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能源的结构问题，以现在来看恐怕中国在未来若干年，甚至到本世纪中期，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格局还很难改变。

但是，不管是出于世界减排的义务，还是自身可持续的发展，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同时，中国和发达国家也不是处在同～水平线上，它们的经济技术水平已经可以控制碳排放的总量，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承诺，因为，我们的经济还要发展，我们的城市化还没实现，因此能源总的消耗量还是要增加，即使再节约和提高利用效率，但是排放的总量还是会增加。

因此，我们只能减少碳排放的强度，增加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减少碳排放的强度，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此来实现低碳的发展。我们要认真地避免一些舆论上的炒作，现实分析中国现状，低碳经济模式是我们几代人努力的目标，但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

朱敏：的确，现实当中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类似的名词。诸如新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环保经济、绿色经济。相比之下。低碳经济的概念指向性更强。

石定寰：当前人类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的核心原因是人类大量的工业活动，大量地使用化石能源是一个突出问题，所以低碳概念的出现，在能源使用上有更加明确的界定，目标性更明确，而且可以计算，而之前的绿色、环保等概念太笼统。

朱敏：“低碳”易于量化。比如，每个人日常的“碳足迹”是可测的。

石定寰：是这样的。尽管现在尚不能迅速改变能源模式，但低碳经济无疑是社会的一个终极目标。我们要从初级到高级，逐步完善，尽可能在能够实现的领域推行。

比如建筑，建筑消耗是能源消费的大户，现在国外推行零消耗建筑，综合利用各种清洁能源，来改变居住环境。比如汽车，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电动汽车、电力燃料的发展，逐步建立一个没有碳排放的交通系统。将来生产环节也要实现低排放，工业来源靠电力作为主要动力，而电力主要是火电，那么只能大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少用就少排放嘛。

第四次技术革命的玄机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大量的投入，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搞不好又要错失这次历史大机遇

朱敏：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最近表示。“十二五”期间征收碳税有望实现。在宏观经济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以环保的名义增加赋税，会不会因而增加社会和企业负担。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如何权衡这一矛盾，煞费思量。

石定寰：碳税是政府调节税收的一种方式，但是具体中国什么时候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是肯定要实施的，毕竟是一种经济杠杆，斯坦恩报告也提到：拿出国民收入的1％～5％用于低碳经济的投入，包括技术的研发、财政的支持，牺牲一点GDP的速度，换取经济长远的发展。

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已经和往前不一样了，虽然经济还不够发达，但

一定要深谋远虑，否则没有可持续而言。近代以来，中国饱受磨难，那么多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今天日子好过了，更应该看得更远一些，为子孙后代留下些环境遗产。

当然，对于暂时还贫困的地区和个人要适当地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经济发达地区，碳税就要更高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则予以照顾。美国各州的政策也不一样，加州是最严格地执行新能源政策的；欧盟虽然统一了货币，但是各项政策上还是有所区别。我认为碳税在中国也要采用差别政策。

朱敏：无可否认，国民赋税已经很严重了。

石定寰：这就需要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比如企业所得税应当适当降低一些，可以让企业拿出更多的钱搞研发投入。总体上不要增加税赋的负担，有调整，才有正确的导向。另外，可以在发达的一些省份搞试点。中国这么大，没必要这么一下子实施。

朱敏：现实当中，也有些只是在生产系统的某一部分实现了低碳，而在其它环节则有违背低碳原则的现象。以太阳能电池为例。实际上在多晶硅的生产环节是高碳的。但因为它属于新能源产品。就冠以低碳之名，避重就轻、错位引导。对此应当怎样看待?

石定寰：您说的这个过程，应该用“全生命周期”的评价来看，比如晶硅电池大量使用硅能源，硅石、硅砂、硅矿石经过一定的冶炼以后变成了工业用品，进而变成多晶硅材料，然后可以拉制成单晶硅，切片、镀膜、做成电池，电池组件安装到屋顶和太阳能电站。原则上是20～25年的寿命，实际上并不止20年。

当然，在设备的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消耗～定的能量，而且多是常规能量，含碳的能源生产了清洁的能源，但是要看它的投入和产出的比重。现在随着能量的进步，能量的回收期已经在逐渐缩短，且可使用流化床法、冶金法，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这样，晶硅电池可以降低到两年的回收期，20年周期投入占产出的比重是10％左右。

之前一些工艺落后的小型太阳能企业比较多，能源消耗确实很大，经过近年来的技术升级，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生产规模大多达到于吨级。赛维太阳能公司已经达到5000吨的生产线，规模化以后就逐渐把能耗大幅降低了。另外，薄膜电池做得比较好的美国，大概至少需要10个月的回收期，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更少，没有大量材料冶炼的过程。

虽然太阳能电站到了20年之后，它的功能可能会降低一些，但是仍然可以继续发电。中山大学有研究表明，曾经运行了20年的电池片，总体发电降低了10％左右，寿命还可以延长，当然需要新的补充啦。

朱敏：这样看来，太阳能电池总体上还是一个低碳、环保的产品。

石定寰：现在中国的多晶硅电池，生产规模大概到达2万吨的水平，占到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二。目前还是需要进口。

朱敏：尽管进口有其现实之需，然而，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根本。在于自主创新。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成为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估计。以2006年的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

石定寰：目前的确是引进的技术，主要是改良西门子法。而近年来，针对太阳能级多晶硅的质量要求，我们自主研发起来一种新工艺――合金法。冶金法制备多晶硅以廉价的工业硅为原料，采用合金技术提纯而成，工艺路线短，能耗仅为改良西门子法的20％左右，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生产价格低廉的制造太阳能级多晶硅新技术。

为推广和不断完善冶金法生产多晶硅工艺，合金法太阳能多晶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于2009年9月底在宁夏银川成立。而且建立了2000吨的生产线，使用合金硅的材料已达到相关质量认证，硼和磷的杂质含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生产了太阳能电池，建立了太阳能电站，运行一年来效果比较稳定。

以前是改良西门子法一法独大，但现在的产业发展情况是，硅烷法和冶金法以及改良西门子法已经是三足鼎立，各自占据一部分市场。

朱敏：中国发展新经济的口号是。一定要抓住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制高点。

石定寰：应该说给了中国这样一个机遇，能否抓住就要看我们的政策、投入和发展的情况了。因为新能源的利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不同于常规能源，落后人家100年。

朱敏：如今主要取决于技术因素，还是其它?

石定寰：中国最近产业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研发水平远远不及发达国家。美国此次危机救市资金8000多亿美元，其中1100多亿专门用于基础性的战略研究开发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到能源领域。作为美国政府已经组织了几十所大学的前期技术研发中心，进一步强化了和企业界的联合作用，加强了能源的国家队的投入，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中国的“4万亿”基本投入到了基础设施上，尽管“十一五”规划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发工作有所进步，但是资金投入的力度和美国相差甚远。

阻碍创新的机制性根源

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是严重脱节的。过去也一直在推动机制的结合，但至今还存在许多问题

朱敏：以最近的观察来看。美国的大学以及一些小公司。在美国政府和风险投资的支持下，发展势头正劲。美国的风险投资乐于前期投资。而我们国家的风投偏好保险、安全。且在快出效益时机投入，而前期投资全靠政府。效率是有限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更不敢于往民营企业身上投入。

石定寰：的确，美国大量投入民企身上，大批企业得到了政府支持，而且都是上千亿美元，并且给予3～5年研发期。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是在2004年才开始生产产品，在此之前6年都是在沃尔玛基金的投资下生存，本来预期3～4年出成果，但是延长到第6年才开始成果转化，一直到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太阳能公司，公司产能已超过1千兆瓦峰值(GWD)。

与此同时，First SoJar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碲化镉(CdTe)薄膜光伏模块制造商。与传统的晶硅技术相比，使用碲化镉专利技术的太阳能发电量更大，并拥有更低廉的生产成本。First So-Jar在业内率先实现了每瓦成本低于一美元(85美分)，并于2009年6月宣布：到2014年，公司会将每瓦的制造成本降至52～63美分。类似的成功案例在美国相当多，特别是在硅谷。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设想，美国未来几年肯定会出现大量创新的成果。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大量的投入，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搞不好又要错失这次历史大机遇。

朱敏：作为长期参与推进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经济专家，在您看来，阻

碍创新的机制性根源到底在哪里?

石定寰：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科技体制等等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是严重脱节的，过去也一直在推动机制的结合，但至今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和小公司产生的成果，很难及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人们对科技创新的期待，更看重马上获利的项目，长期回报的谁都不愿意参与，政府、银行、风险投资历来如此；而真正的创新项目却大多来自中小企业，它是以市场为导向，它有强劲的动力搞开发。但是，这类的小公司，第一很难被发现，第二发现之后很难被支持，没有资金是肯定上不去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也并不是没有创新，而是缺乏正向的激励。

朱敏：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石定寰：第一，过去的问题是缺钱，现在的现状是不差钱，资金已经不是主要因素，但恰恰是能办事的人得不到钱，给了钱的单位未必好好珍惜，激励机制没有。比如大学更看重的是论文，关注论文得了什么奖，而市场应用的成果并不太关注。考核机制有问题。

第二，中国的研究队伍人才结构有缺陷。一些科学院人才辈出，但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居多，缺少工程实践的人才。

第三，中国的工业系统，尤其是装备制造，支持研发成果转化的能力很弱。国外实验室研究成果，提出工艺设计要求以后，工业界的一些设备制造公司很快就会根据要求开发生产套生产系统，使之迅速形成产业化。因为没有装备，一切白搭，比如电动汽车的电池，我们起步绝对不晚，应该说是走在世界前列，许多节能成果也是超前的，但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装备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缺乏装备能力强的企业，来支持研究成果的转化。

朱敏：高新产业的产业化方面要求颇为严苛，技术出现以后又必须快速产业化。有些技术起点不低。却在产业化上出现困难。造成“站在技术的领跑线上。却输在产业化的起点上”的局面。这在您刚才举例的电动汽车上最为典型。

石定寰：从许多国企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创新的动力是不足的，没有创新的机制，纯粹依靠垄断地位占用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市场，重复生产自己的产品，依靠落后的技术和廉价的劳动力，一样可以占领市场，所以没有创新的动力。而且，国企都是任期责任制，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任期内冒风险，只求平安度过，所谓“保值增值”是其最大原则。因为国资委考核国企的标准就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没有考核其持续竞争力和创新水平。

比如，石油前期勘探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就需要提高探井、测井的有效性，测井的仪器就需要智能化，美国的测井仪可以探测到地下十几个参数，通过数据的传输、快速计算分析来确定井口的位置。而中国真正开发这一技术的是民营企业，在北京清华科技园内，其隔壁就是国有的中石油测井研究院。因为，民营企业只有靠技术进步才能有生存之地，没有资源，没有垄断的市场，迫使它只能在这方面下功夫，这就是机制的不同。

新经济的生命在于市场

创新本来就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而非指令)下，依赖市场竞争，才打磨出的新型产业

朱敏：在固有机制下。当前中国政府高调提出的“战略性新型产业”，又何以培育?

石定寰：第一，现在一些部门又采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设置市场准入门槛，有的确实不太合理，甚至要求具体到生产的规模和型号。比如风也是2.5兆瓦的适合，还是1兆瓦的更适合?这是要根据不同的风力条件，以及不同的风场来决定的，而不是政府命令。再比如，如果强制门槛，现在的比亚迪、吉利、奇瑞就不会出现，依然会维持“三大三小”的格局，中国汽车的竞争优势就会全部埋没。可见，民营汽车的自主研发力量代表了中国汽车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传统的几大汽车公司早已经中外合资了，谈何创新?

第二，所谓战略新型产业，突出的是“新”字，而技术创新是在不断发展的，不是固定在某一个格式上。技术进步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如果准入门槛还处在旧技术模式的标准，那创新的产品何来?须知，创新本来就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更多地依赖竞争，才能打造磨炼出来新型产业，而不是人们人为地想当然，想培育谁就培育谁。

朱敏：“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石定寰：是啊。比如最近风力发电要出一个市场准入的政策，征求意见出台以后，很多企业很难理解，都问这个文件是出在2010年，还是1980年?

朱敏：让人们顿生时空错乱之感，实在无可奈何。您从1980年到国家科技部工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难怪感触这么深刻。

石定襄在这里，不妨提一下我参与设计管理的“火炬计划”。

1988年8月，经中国政府批准，国家科委(科技部前身)提出，以促进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为基本宗旨，推出一个“火炬计划”。它是一项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引导性计划，而非指令性计划，其宗旨是以市场为导向，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计划，推动产权合作，促进成果转化。

火炬计划强调创造环境为主，而不是政府为主，目的在于创造良好的支撑环境，建立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开辟资金渠道，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包括建立高新区、孵化器，当时重点发展领域是电子与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高效节能与环保。

朱敏：今天回过头来看。其成效究竟如何?

石定寰：由于大力培育科技创新的中小企业，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企业家人才，结果涌现出柳传志、任正非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以及中兴、华为等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

当时，起步资金国家只给了400万的财政拨款、2000万的贷款指标。我当时是第一任火炬办主任，至今20多年，全国已建立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兴、华为并不在当时国家电子部的计划范围之内，因为以前的电子元器件只能匹配给国有企业。最终，我们向中央建议支持一下民营企业，但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只是提供政策环境，就是著名的“四自”原则，即“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有力促进了新型产业的发展。

朱敏：对今天加快培养战略新兴产业而言。这些无疑都是值得借鉴和深思的。

石定寰：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应该归纳20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经验，进一步吸收和改进，做到与时俱进，赋予时代新的方法和理念。当年火炬计划也曾希望吸收风险投资，但国家那时并不具备这个环境，因此搁浅下来。近年来国内才兴起股权投资热潮。

火炬计划当时提出两条腿走路：一要大力发挥骨干高新技术企业，比如航天航空；二是要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不造成“国进民退”，避免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