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勤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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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艮始终把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而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管是何等聪慧之人,都需要学习｡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成为明彻之人｡他提倡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勤奋严谨的治学风格｡他要求学习者要向老师学习,向朋友学习,向“途之人”学习｡他还提出了“百姓日用”命题,认为“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学习者应该到百姓日用中去寻“道”｡同时,他还强调学习者要遵循“自然天则”,并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心悟”的作用｡

关键词:人贵知学;杂学并包;尊师重友;当思则思

王艮(1483-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泰州安丰场人｡王艮是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王艮始终把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认为“不乐不是学”[1]｡怎样才能做到乐学?除了要学好良知之学以外,王艮还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去除私欲｡他说:“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2]二是学不累人｡他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3]三是坚持学习｡他说:“不学不是乐｡”[4]人要真正地获得快乐就要不断地学习｡王艮认为,人性之中有“气质杂性”,“以学能变化气质也｡”[5]同时他还从更高的角度阐明了学习的意义:“学既明,而天下有不治者哉?”[6]所以他特别要求人们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

一

王艮逝世后,有人问邹元标:“泰州崛起田间,不事诗书,一布衣何得闻斯道卓尔?”邹元标答道:“惟不事诗书,一布衣,此所以得闻斯道也｡”[7]意思是说,由于王艮不事诗书,才不受正宗儒学和程朱理学的束缚,而重于创造,这样才使他逐步形成本质上不同于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成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

其实,邹元标的这种评价是一种偏见｡笔者认为,王襞对王艮的评价是最为中肯的｡他把王艮的思想发展过程概括为“三变”｡他说:“先君子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不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自身极峻｡其中也,见阳明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告今于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则处为天下万世师｡此龙德正中而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非遗世独乐者,侔委身屈辱者伦也,皆大学格物安身立本之言,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足之谓大成之圣,著《大成学歌》｡”[8]由此看来,王艮理论创新也是经过学无师承､发愤读书､“逢人质义”,拜师学习､修身讲学的过程的,并不是如邹元标所说“唯不事诗书”才有创新的那么神奇｡

王艮对学习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学习｡孔子虽天生圣人,也是通过认真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才成为“明彻”之人的｡由此他认为,学习要一个好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入太庙每事问;惟其入太庙每事问,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9]这里王艮对“入太庙每事问”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进行了相互论证,说明的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人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他还提醒说:“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经四书所以印证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后看书,所谓温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书本便没有功夫做｡”[10]王艮的这些话有他的缺陷,但也有很大的道理｡即先要学习一些知识,然后进行实践,通过实践验证知识,在实践很“得力”的基础上,再去看书学习,就能起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他强调了抓紧时间读书的重要性,也重视了从实践中学习的意义｡王艮认为学习必须认真仔细,马虎不得｡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道:“莫因简易成疏略,务尽精微入细详｡”[11]就是说,不要因为提倡“简易”学习,就在学习上草率疏略,马虎了事,还是要“精微”､“细详”地学习｡

同时,王艮还认为,学习要在勤奋上下功夫｡他十分赞赏孔子的学习精神｡他说:“孔子之时中,全在韦编三绝”[12],所以他经常教育学生:“人生贵知学,习之唯时时｡”[13]他告诫学者:“瑞气腾腾宝韫山,如求珍宝必登山｡”[14]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非勤奋不可｡

王艮对老实而勤奋学习的人是非常赞赏和支持的｡如徐樾在嘉靖七年和十年,两度从学,都没有得闻所谓的“大成之学”,直到嘉靖十八年,王艮经过十一年的考察,才写信给徐樾,称赞他恭谦好学,说他闻道以后,便有“解官善道”的志向,是“信道之笃”的“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他身边的许多学生所能企及,表示要授他以“大成之学”｡这封信的名称是《再与徐子直•又》,全文是:“屡年得书,必欲吾慈悯教诲,于此可见子直不自满足,非特谦辞已也｡殊不知吾心久欲授子直大成之学,更切切也｡但此学将绝二千年,不得吾子直面会,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也｡幸得旧冬一会,子直闻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笃,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闻别后沿途欣欣,自叹自庆｡但出处进退,未及细细讲论,吾心犹以为忧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闻此,当有不容已者,余俟而讲不备｡”[15]有人曾经研究王艮为什么要传给徐樾以“大成之学”,就是因为徐樾具有勤奋好学为精神｡

王艮一生都充满了学习精神｡这种精神不只是来自于他老师的教导,而在于他的一种志向｡王艮先祖来自姑苏(今苏州),世占灶籍,家境贫寒,七岁上学,十一岁辍学｡后随父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成为一名灶丁｡十九岁起经商,贩盐山东｡《年谱》上说,王艮二十五岁时,“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徐樾在《王艮别传》中也说:“(艮)既冠,商于山东,特谒孔庙,即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归,即奋然有任道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己｡”[16]从此,他放弃了经商､行医的职业,开始了他发愤自学成才的道路｡王艮一边经商,一边读《孝经》､《论语》､《大学》等书｡由于王艮自己识字不多,缺少文化基础,加之当时在安丰一带找不到老师,他只好逢人质义,以知者为师｡从二十七岁开始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贤之志”｡三十岁时,他“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17]耿定向撰《王心斋传》说:“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教经诵习｡至颜渊问仁章,询之塾师,知颜子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门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为笏书‘四勿’语｡听夕手持而躬践之｡……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慨世学迷蔽于章句｡思国学为天下首善地……”之后,开始通过刻苦学习与矢志耕道,成为一派宗师的｡观王艮先生一生,他能够从一名社会地位低下的灶丁､盐贩,而成自立门户的一代儒者,在学术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二

王艮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广阅博览上｡王艮对孔子之学非常厚爱,他认为“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18]王艮在《大成学歌寄罗念庵》中说:“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惟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19]王艮所说的“大成学”就是指孔子的儒学｡“孔子之学,唯孟子知之｡韩退之谓孔子传之孟轲,真是一句道着｡”[20]从总体上来看,王艮仍属儒家一脉,他始终是把儒学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的｡王艮说过:“谚云:‘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非先生而何?先生知我之心,知先师之心,未知能知孔子之心否?欲知孔子之心,须知孔子之学｡知孔子之学,而丈夫之能事毕矣｡”[21]有门人问他“志伊学颜”,他回答说:“我而今只说志孔子之志,学孔子之学｡”[22]在他看来,儒学理论是一种“至简至易”之道,孔子就是以“简易”为宗旨｡他说:“康节极称孔子,然只论得孔子玄微处,至其简易宗旨却不曾言｡”“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随时随地无歇手地,故孔子为独盛也｡”[23]所以他尽心尽力学好儒学理论,事实也正是这样,王艮在成为王守仁弟子以前,学的是儒家经典,言尧之言,行尧之行,服尧之服,儒家的经世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

但是,王艮又是一个十分开放的人｡他曾经说过:“道理,若只见得一边,虽不可不谓之道,然非全体也｡譬之一树,有见根未见枝叶者,有见枝叶未见花实者,有见枝叶花实却未见根者｡须是见得一株全树始得｡”[24]那么如何进行广博的学习呢?王艮认为,最重要的是“杂学”｡他治学不分派别,广览百家,所以他自称“东西南北之人”｡他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观念,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他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他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25]又如他对王守仁与湛若水之间关于天理良知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学派的思想｡再如,他对“道学”不感兴趣,但对“道学”理论也有所涉猎｡他还谈及“佛老”与儒学的关系:“或言佛老得吾儒学之体｡先生曰:‘体用一原,有吾儒之体,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则自是佛老之体也’”｡[26]可见,它虽崇尚儒教,但不排斥佛道,对其有用的东西也是兼收并蓄的｡

王艮的杂学还表现为向实践学习｡在如何“知”的问题上,王艮与王守仁有着极大的区别｡王守仁认为,“知”“行”是相互并进､相互渗透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27]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8]“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29]他还认为,真正的知必能实行,不能实行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有时知在先而行在后,有时行在先而知在后,所以知与行是相互推移的｡王守仁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他的“心即理”说,因此在学习问题上他是持学问要旁人“点化”不如自己“解化”的观念｡王艮不同意王守仁的事物之理在我心里的观点,他认为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即事是学,即事是道｡”[30]所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也就是说要到客观事物中去学习,去求道｡他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去学习､去探求,才能够获得知识的道理,获得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要学真理,就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学习知识｡这里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观点｡他认为所谓“道”,就是百姓日用之事,主要表现在百姓的知､行上,而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与万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31]“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32]所以“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3]他鼓励学生们到百姓中学道,他教育学者们不要瞧不起老百姓,他说:“途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34]｡要求学生不耻下问,以天下百姓为师｡

三

《礼记•礼运》篇指出:“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形象地反映了师与父相连的社会意识｡荀子则将君师与天地､先祖并列,作为礼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35]对诸子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36]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扬雄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37]隋代教育家王通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38]任何人的知识与才能都是从师求教并经过个人勤奋学习取得的｡“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唯明主乎?”[39]可见,我国古代对于从师的作用看得是非常重要的｡

王艮也一样,他是非常重师教的(有人因为王艮在某些观点上与其师不合,就认为王艮不重师教,这也是一种误解｡)据史料记载,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艮三十八岁,他在家乡讲学期间,当时有一个叫黄文刚的塾师,是江西吉安人,他听到王艮讲说《论语》,感到诧异,说他和江西巡府王守仁所讲的观点相似｡王艮听了这一消息,立即产生去江西会见王守仁,进行验证的欲望｡赵大洲在《王艮墓铭》中说:“有黄塾师者,江西人也,闻先生论诧曰:‘此绝类王巡府公之谈学问也｡’先生喜曰:‘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40]徐玉銮也介绍说:“先生从塾师黄元刚闻其语,诧曰:‘海内士大夫亦有明圣人之道如某者乎?吾不可以不往证’｡”[41]听说有人的观点与已相似,王艮就要去验证,去学习,这一方面说明王艮对于“学问”是不肯马虎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艮重视向他人学习｡王艮之所以重师教,主要在于他对学者拜师学习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王艮说:“学本无异,以人之所见者,各自以异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则执其名为是,而以称字者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则执其字为是,而以称名者为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见者为是,以人之所见者为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是既以己之所见者为是,又知人之所见者亦为是也｡夫然后洞然无疑矣｡”[42]而要做到“既以己之所见者为是,又知人之所见者亦为是”,就要有他人的指导,特别是老师的指导｡他说:“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43]王艮在自我成长的经验中,对于“师友提携励进”有深切的体会｡早年他独自摸索学习长达十年之久,这段时间固然有其独特的心得与收获,但在师事王守仁并与同好切磋数年之后,他在见识与胸襟上所展现的成熟气象,无不归诸于“明师良友鼓舞于前,诱掖奖劝抑其过,引其不及以至于中”｡[44]所以他感叹地说:“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此至简至易之道｡然必明师良友指点,工夫方得不差｡故曰道义由师友有之,不然恐所为虽是,将不免行不著､习不察｡深坐山中,得无喜静厌动之僻乎?”[45]

王艮认为,要学有所成除了要善于向老师学习以外还要善师友｡他认为师友也是获取知识､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径｡通过师友,可以得到相互影响,彼此切磋,都能得到提高｡他说:“予幸厚诸友相爱,彼此切磋砥砺,相勉于仁,惟恐不能迁善改过者,—体相关故也｡”[46]王艮关于学习要重师友的观点,也是王守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王守仁主张广泛交友,即使是学生也应当成为朋友｡因此,王艮无论是讲学还是与友人论道,都不断强调“明师良友”的重要｡当然,王艮的“师友”并不局限于讲堂之内,而是广泛地指一般人际往来之人,因此举凡社会中的每位众生皆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如他所说:“途之人皆明师也｡”[47]王艮讲学时期,前来问学求教者甚多,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者皆有,不论身份或高或低､年龄或长或幼,王艮皆不以小辈或晚辈视之,而是以并列的朋友关系相待｡王艮这种虚心向人求教,视他人为师的态度,与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48]的气概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

王艮重老实的学习态度､勤奋的学习精神,重老师之教､师友之学,但王艮学师不为师之缚,学诗书“不泥传注”｡王艮虽然“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地学习,但他不是死记硬背儒家经典,而是以个人的思想去解释经典,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王艮虽然提倡学习要“以经证悟,以悟释经”,“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49]“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既明,传不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矣｡”[50]这种不重视章句诵习的学习方法,也是王艮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

王艮是一个“以自然为宗”的人｡对于学习他主张顺其自然,反对“人为”､“着意”｡[51]所以学习不要太废事｡“一友持功太严,先生觉之曰:‘是学为子累矣｡’因指旁斫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尝废事?’”[52]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王艮所说的不废事､不累人,并不是说学习就不要用功,关键是要顺应“自然天则”｡[53]

事实上,王艮十分强调思考的作用｡他说:“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54]如王艮在三十八岁师事王守仁之前,思想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如他所说的:“王公论良知,某讲格物”[55],就说明他早已形成了淮南格物说,与王学有所区别｡王艮从学王守仁之后,固然受到王学的某些思想影响｡但他在从学王门期间,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盲从｡他治学不主一经,其学旨不重视“章句诵习”而注重实践｡他自称其学说是“五经总义”,就是并非出自哪一经,而与“章句世学”对立,是封建正宗思想的异端｡所谓讲经书,他“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56],其实质就是背弃正统思想的教条,用自己的新意作异端之说｡他的基本思想和王学貌合神离｡

王艮的学习重思考的观点是直接接受了王守仁“心学”思想的｡王守仁认为:“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事于学;……故必学以存其心｡学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诸其心而已矣;求诸其心何也哉?谨守其心而已矣｡博学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皆谨守其心之功也;……后之言学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离决裂,愈难而愈远｡”[57]所以在学习方面他强调静坐体悟和独立思考｡他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58]这就是说,做学问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即使大家都说是对的,经过内心思考与事理不符,也不能认为是对的;大家都说是错的,经过内心思考与事理相符,也不能认为是错,决不能人云亦云,不经过思考而随声附和｡

王艮接受了王守仁的这些思想,治学是十分严谨的,他反对本本主义,不唯书,不唯上,即使是他的老师,他认为不能理解或不切实际的东西也要反复进行“辩难”｡如,王艮拜王守仁为师时的一段故事就表现了这种重思考的治学态度｡王艮初见王守仁,“讲及至良知,先生(王艮)叹曰:‘简易直接,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师事之｡辞出就馆舍,绎思所闻,间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复见公,亦曰:‘某昨轻易拜矣,请与再论｡’先生复上坐,公(王守仁)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为苟从,予所甚乐也｡’乃又反复论难,曲尽端委,先生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公谓门人曰:‘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59]可见,在学习上不是随意之人,而是一个重思考､真正搞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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