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的发生与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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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徐志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925年底，徐志摩高度评价了沈从文的《市集》，这同时也是对沈从文乡土选材和散文诗化叙述手法的肯定，对今后沈从文文学创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1926年底《m人谣曲》的整理发表标志着沈从文乡土观念的自觉。但发生与自觉并不代表成熟，20年代末，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才趋于成熟。

关键词：沈从文；乡土观念；发生；徐志摩；《m人谣曲》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216?06

沈从文用一支饱含温情的笔将往昔记忆中的故土移到纸上，建构起灵动秀美的“湘西世界”。他塑造的“乡下人”形象，在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认识价值”[1]（278）。因此，沈从文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这种乡土文学是“沈从文式”的，它既不同于20年代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统摄之下的“侨寓文学”，也不同于30年代关注乡土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左翼乡土叙事。这个世界有“神”存在，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当然也存在隐忧和哀愁。“正是从湘西特定的历史土壤里，沈从文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连贯的思考，从正面寄托着他的人生审美追求”[1]（201）。但是，沈从文这种乡土文学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经历了一个发生、自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缘起并不在沈从文自身，《晨报副刊》的编辑徐志摩是沈从文乡土观念得以发生的外界助推力。1926年底，沈从文收到表弟印远桂寄来的400多首m人山歌，并编选发表《m人谣曲》，这是他乡土观念自觉的标志。

一

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本意是读书，但到了那地方，才知道任何处皆缺少不花钱可读书的学校，故只在北京小公寓中住下”[2]（371）。沈从文一边去北大旁听一边学习写作，他自谦“关于艺术以及类乎艺术这类话语，我是一点也不懂得的。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这是我创作的方法”[3]（292）。关于抒写对象，“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4]（41）。所以，初涉文坛，沈从文多以自己在北京的窘况为范本，模仿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真实大胆地叙写自己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不过，在学习用笔阶段，沈从文题材选择很宽泛，各色人等，眼目所及都出现在他笔下。“外国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3]（374）因此，他也着眼乡土，小说《代狗》《屠桌边》《福生》《画师家兄》相继发表，这是他对记忆中质朴可爱又有点狡黠的“乡下人”的素描，平铺直叙，虽谈不上什么深度和广度，但读来清新朴素，兼有地域风情，颇为动人。金介甫认为“沈从文这类早期素材，直到今天读起来还很可口”[5]（111）。这个时期，沈从文小说创作并没有自觉的乡土意识，更没有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他只是一味地写，“他大量写作显然是为了糊口”[5]（111）。那么，沈从文的乡土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又是什么原因让沈从文有了这种自觉呢？

凌宇教授认为：“这种对人生的理性疏解，在沈从文创作中，直到二十年代末才见出端倪。”[6]（66）纵观沈从文最初的创作，大部分是都市题材。主人公“我”大多孤独、寂寞、自卑、怯懦，一副落魄样，处处为人瞧不起，在内心深处，做人的自尊却让“我”产生了绥惠略夫式的报复社会的极端念头，“从厌烦到不能使人再厌烦的肉底噼拍声里，他想起工人绥惠略夫在戏场时光景”，“把你们的爱人毁去，把你们的宠姬毁去，把你们倚为幸福之屏风的风屏撤除，把你们点缀世界而具的美一起毁灭”[7]（378）。而“到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之际，这种自卑心理终于被沈从文自觉到的‘乡下人’道德与人格价值的优势所取代”[6]（70）。金介甫认为：“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除了注意写当代都市生活的痛楚外，还喜欢写他最钟爱的题材――他的故乡。二十年代末期，他已开始写出一批生动的乡土文学作品。几年之后，他又通过湘西风土人情来表现诸如生与死、爱与欲、永恒与变化等普遍性的问题。最后，他在写乡下人物的喜怒哀乐中，展示了现代中国道德情操的一个侧面。他凭借自己的抒情笔法，使现代中国白话文扩展了应用范围，担负起文学语言的新任务。”[5]（187）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沈从文自觉的乡土意识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

对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学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李永东着眼1928年沈从文移居上海租界这一外部事件，认为“寓居租界后，沈从文开始建构希腊小庙供奉人性，开始由乡情民俗的单纯展示转向乡村都市对立的深度模式，开始形成自己明确的文化批判立场。租界的生活世态照亮了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世界，促使他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思索民族文化重造的重大问题”[8]（101）。凌宇教授则从内部着眼，“这种心理优势，源于沈从文对自己所属的苗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眷念”[6]（70）。的确，1929年前后，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趋于成熟。“真正显示沈从文对社会人生独立而成整体的思考，是1930年以后的创作。在这之前，他的数量不小的小说，只能称之为一堆杂乱而失章次的‘习作’，一种建造自己的文学世界之前的材料准备和工艺练习”[1]（173）。但是，我们发现就在这些“材料准备和工艺练习”的作品中，1925年底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已经萌芽了。

二

但这种乡土文学观念的萌芽主要由外力催发，这个外力就是徐志摩。可以说，徐志摩和他的《晨报副刊》把徘徊在十字街头的沈从文往回望故乡的道路上推了一把。郁达夫最早发现了沈从文的才华，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编辑刘勉己和瞿世英，他们答应发表沈从文的习作。1924年12月中上旬《晨报・北京栏》就发表了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但因署的是笔名，这篇文章的篇名现已无法考证”[9]（20）。1925年1月19日到3月9日，《晨报副刊》断断续续刊载了沈从文的散文《遥夜》五篇，文中的“我”在城市中空虚、忧郁、寂寞，恋爱上也毫无所获，又敏感懦弱，明显带有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气质。1月31日散文《公寓中》发表，8月4日、6日又发表小说《绝食以后》。这些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文章，写了贫病交加的“我”在北京艰难讨生活的凄惨之状。但1925年10月份以后的《晨报副刊》刊发的多是沈从文带有湘西特色的作品。这种变化，要从新任编辑徐志摩说起。

1925年9月，沈从文曾前往徐家拜访。他后来回忆说，“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先生，是我读过他不少散文，觉得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也正是我自己开始学习用笔时。就不知不觉受到一种鼓舞，以为文章必须这么写，不同当时流俗所赞美的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一类作品，才给人眼目一新的印象。事实上我那时即乐意学习，也不会能收到丝毫效果的。”[10]（436）沈从文欣赏徐志摩的散文，“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并且受到一种鼓舞，“以为文章必须这么写”。所以徐志摩也是沈从文学习写作的一个榜样。“事实上我那时即乐意学习，也不会能收到丝毫效果的”，这句话中的“效果”一词应作何理解？当然不是即使再努力学习写作，也没有丝毫进步的意思。这里的“效果”应该是得到编辑的认可，习作发表之效果。真正结识徐志摩之后，这种投稿无门的情况发生了极大改变。同时，对沈从文来说，与正式接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间的互动与交流是其乡土文学观念“发生”的关键。

徐志摩1925年10月1日接替刘勉已，主编《晨报副刊》，并在当天发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交代了阵容庞大的约稿人，其中提到“新近的作者如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D鲍廷蔚诸先生也一定当有崭新的作品给我们欣赏”[11]（138）。这对初涉文坛的沈从文来说，是知遇之情。之后徐氏又多加提携，1925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刊载了沈从文的一篇散文《市集》。文章后面，附了一篇简短的评论，署“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4]（49）。

徐志摩高度赞赏了沈从文的《市集》，既肯定了这种颇具地方特色的风景人情的选材，又肯定了作者“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的散文诗化的书写方式。主编徐志摩的附言赏析，是对沈从文莫大的鼓舞，对沈从文以后的创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沈从文乡村之梦得到肯定，大大增加了他从此中取材的信心和勇气。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沈从文似乎并未意识到这段话之指示创作‘方向’的意义，直到两年后才有所觉悟，开始尝试乡土抒写”[12]（110）。事实并非如此。笔者统计了接下来的两个月，《晨报副刊》对沈从文作品的刊况见表1。

表1这些作品除了杂文《扪虱》，其他的全部是沈从文早年的生活经验，《移防》《叛兵》是他军队生活的写照，其余则是湘西的风情人情的白描。虽没什么技巧可言，但至少是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情感真挚动人。沈从文在徐志摩的引导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乡土抒写。

对此，韩石山在《徐志摩传》中感叹“《晨报副刊》是名刊，哪个作家遇上这样的编辑，不出大名才怪 呢”[11]（293）。但是为什么徐志摩如此器重沈从文呢？韩石山认为“志摩的可爱之处在于，只要我看得上你，只要咱俩对脾气，怎么着都行”[11]（292）。真的是怎么都行吗？徐志摩待人确实率真可爱，但作为编辑自然有他的用稿原则和倾向性，并且“凡有想说的话，就在登载的文章后面附上几句，可说是志摩编《晨报副刊》的一个风格”[11]（153）。前面也提到，徐志摩欣赏沈从文的《市集》是“多美丽多动人的一幅乡村画”，这是对沈从文乡土选材和散文诗般的描写方式的肯定。所以徐志摩接连刊发沈从文的稿件，不是简单的“对脾气”，而是欣赏沈从文作品的审美取向。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怎么着都行”，甚至毫不在乎《市集》“一稿多投”可能引起的版权纠纷。

关于《市集》的发表，有个小小的插曲。徐志摩刚接手《晨报副刊》的时候，前任编辑刘勉己留下一些稿件，其中就有沈从文的一册稿子，沈从文说那时“正同此时一样，生活悬挂在半空中，伙计对于欠账逼得不放松，故写了三四篇东西并录下这一篇短东西做一个册子，送与勉己先生”[4]（50），并且附函给刘勉己，“《市集》一篇，曾登载过”[4]（50）。实际上《市集》曾发表于《燕大月刊》，后又刊载于1925年4月21日的《京报・民众文艺》，署名休芸芸。待徐志摩接编之后，问沈从文这册稿子有没有刊载过，沈从文也早已忘记了这篇，只说“统未登载过”。偏偏徐志摩看中了《市集》，不仅刊载还附言赏析。待沈从文看见刊出的《市集》后，才想起之前已经发表，很是担心。因为不久前刚刚发生“凌淑华剽窃琵亚词侣”的事件，他怕“自己的一篇文章再连累了徐志摩，让人家说徐志摩发了别处发过的稿子。当即写信给志摩，说明事情的原委，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11]（152）。于是特发了一篇声明给徐志摩：“那一篇《市集》先送到《晨报》，用‘休芸芸’名字，久不见登载，以为不见了。接着因《燕大周刊》有个熟人拿去登过；后又为一个朋友不候我的许可又转载到《民众文艺》上――在此又见，是三次了。小东西出现到三次，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4]（50）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市集》被发在了三个不同的刊物上，这也算是一稿多投了。对此，徐志摩倒不在乎，他答复沈从文：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4]（52）。

徐志摩以轻松诙谐的口吻将此事化解，对沈从文呵护有加。他高度赞赏并且暗示沈从文的《市集》是“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充分肯定了沈从文作品的价值，也表明了自己的审美倾向。

另外，比较徐志摩对王统照《水夫阿三》的刊载和评价，这种倾向性更加明显。《晨报副刊》第1302号，发表了王统照的《水夫阿三》，徐志摩在文章的前面附了一篇按语，批评道：“没有真实的经验的背景，单想凭幻想来结构幻景，或是把不曾亲目‘实现’的经验认作了现成的题材，更说不上想像的洗练，结果写出来的都是不关痛痒的‘乱抓抓’――叫你看了不乐也不恼，反正是这么一回事。这是最难受不过 的。”[13]（253）并且还明确指出：“我从不喜欢曹拉派的写实小说。”[13]（253）徐志摩看中真实的经验和情感，虽说文学作品不能缺少想象但是不能凭空想象。同时，徐志摩不太欣赏左拉派的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较之沈从文的《市集》，徐志摩显然更欣赏后者。而沈从文针对《水夫阿三》也写了一篇评论《扪虱》，发表在《晨报副刊》，他尖锐地指出：“无感情而来写文章，这也值得佩服，我佩服你的是浮浮泛泛居然能写得出那么多字。”[14]（15）显然，他跟徐志摩的文学鉴赏取同一 态度。

对沈从文来说，有真实经验又有真实情感的素材，莫过于往昔乡村生活。加之编辑徐志摩的赏识和认可，沈从文着力开掘美丽动人的湘西世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

1926年，沈从文更加努力，发表各种文体作品70余篇。有关乡土回忆的作品有：小说《赌道》《占领》《堂兄》《在别一国度里》《槐化镇》《往昔之梦》《黎明》《腊八粥》《哨兵》《炉边》《传事兵》《记陆|》等；剧本《鸭子》《霄神》《羊羔》《蟋蟀》《过年》等；诗歌《无题》《还愿――拟楚辞之一》等。而1926年底《m人谣曲》的整理发表标志着沈从文乡土观念由“发生”走向了“自觉”。

沈从文到北京已有3年，发表了不少作品。当他回忆湘西生活的时候，笔端是那么温柔，而当他执笔抒写城市生活的时候，则充满了艰辛和苦楚。记忆中的“乡下人”是沈从文飘泊困顿时的精神慰藉。现实生活中的城里人虽然“文明”但是萎靡，虽然“自由”但不自然。他在比较中慢慢地发现这些“乡下人”身上那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可贵品质。所以，他要用手中的笔来给“乡下人”写一首生命的赞歌。例如《在别一国度里》原题《在别一国度里――关于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②，它是沈从文创作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文中“名声不好”的山寨大王要娶宋伯娘的女儿，母亲不想送女儿“羊入虎口”，百般推脱，后来证明母亲的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的。“那个山大王在人们眼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他的灵魂深处，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汉子。他对大妹的体贴与温情，具有都市男女所没有的生命活力――原始、单纯、然而充实”[15]（146）。这篇文章不管是在选材还是文字处理方面，都比之前的作品有了很大进步。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沈从文说：“我渐渐感到我所知道的山歌太少了，许多许多我能摹想得到的那类年青男女的事情，就找不到一首更朴质合乎实境的歌来唱。因此我才想起写信转故乡去找寻那些东 西。”[16]（18）于是，他托在湖南当兵的表弟印桂远收集山歌，“抄来的歌，计有四百多首，感谢小表弟同其他副爷的殷勤，这些歌儿竟能凭他们的笔，――是怎样笨拙幼稚的笔呀――塞到我眼底来，差不多每一首都足以使人生颇大的感动。差不多每一首都能够去打动一个乡下少男少女的心”[16]（18）。面对这些原汁原味的m人山歌，沈从文生命中已经萌芽的对故土文化的眷恋之情更加强烈。1926年12月25日到29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整理的41首镇m山歌，他在“前文”中说：“我谢小表弟，及其他的副爷们，所寄来的一部分歌谣，却给了我一个颇感趣味的工作了。虽然所寄来的东西是不多，我却从这些类乎芹菜萝卜的不值钱的土仪中，找出了些肥壮一点的大红薯在未能汇成集子以前拣出来，加以解释，供大家尝尝鲜。”最后他说：“我还希望我在一两年内能得到一点钱，转身去看看，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此外还有苗子有趣的习俗，和有价值的苗人的故事。我并且也应把苗话全都学会，好用音译与直译的方法，把苗歌介绍一点给世人。”[16]（19?20）由这些歌谣想到地方的习俗、故事与文化，这可以说是沈从文乡土创作自觉的宣言。

这些山歌在之后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文学创作中，多次出现，增添了生动质朴的民间审美情趣。比如小说《萧萧》里面，花狗唱的情歌：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姣妹洗碗碗重碗，

姣妹床上人重人[17]（257）。

这是直接转引发表在1926年12月27日《晨报副刊》第1499号《谣曲选录》中的第2首山歌：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姣妹洗碗；――碗重碗，

姣妹床上；――人重人……[16]（22）

小说《边城》中，二老走马路在夜里给翠翠唱歌，翠翠以为是梦，而祖父心里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预备怎么样？”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

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

“唱三年六个月呢？”

“唱得好听，我听三年六个月。”[17]（124?125）

“三年六个月”这个时间，具有特殊的意义。沈从文在1936年《边城》校注初印本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话：“这句话本是一个典故。湘西人山歌有那么首歌：你歌莫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14]（439）他这里提到的山歌，就是《m人谣曲》中《谣曲选录》的第11首。在沈从文晚年与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中，提及《边城》中“走马路”的对唱风俗时，仍然念念不忘这首山歌，他甚至说：“这诗我帮你抄下来，很有趣味。”[18]（125）这首山歌还在小说《长河》中出现，在“枫木坳”一节中，夭夭唱的第二首山歌是：

你歌莫有我歌多，

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

唱了三年六个月，

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19]（138）。

除了借用m人山歌的形式和内容之外，沈从文透过这些山歌反观都市男女，初步形成城乡对照的观念。《谣曲选录》第26首是：

你要联人就联人，

莫学看牛伢崽望草坪，

高坡平地一样草，

贫穷富贵一样人！[16]（32）

他在附文分析时不禁感慨：“这种解释用到在别的如像近来都市中的男女关系上，那当然是只见其傻，但在真率的代帕们心中，能够使她的态度坚决走向男的所希望的那一面，那是无疑的吧。”[16]（32）乡下人的爱情不是纯粹的生理行为，更不是像城里男女建立在物质欲望之上的爱情，而是“爱必须以爱为前 提”[1]（203）。从这些乡间质朴的山歌中，他汲取了一种生命形式和灵魂上的力量。这在他之后创作的《雨后》《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沈从文与苗族的血缘联系，决定了他的创作在骨子里所烙上的中国南方楚文化的印记。”[6]（71）看到这些山歌之前，沈从文对南方楚文化是无意识的，但此后他的乡土书写意识走向了自觉。金介甫认为沈从文“出版了一部《m人谣曲》，收进了四十一首凤凰山歌。作者没有专门研究过湘西民间文学，后来也再未继续搜集过。可是，湘西民间文学的主题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5]（207）。1930年1月3日，沈从文在复王际真信中说：“我暑假或者将同我妹返湘看看我的爸，我将学一点苗语，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20]（36）1931年11月13日，沈从文致信徐志摩：“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所以写不出什么文章。预备两个月写一个短篇，预备一年中写六个，照顾你的山友、通伯先生、浩文诗人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不久就有一个在上海杂志上出现，比《神巫之爱》好多了。”[20]（150）伯通指陈伯通，浩文指是邵洵美，而据张学勇分析，山友是指林徽因[21]。这些文坛上的好友也像徐志摩一样，给了沈从文抒写湘西的勇气和热情。加之乡土观念的自觉，到了30年代初，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走向成熟，一批代表作也相继完成。出版《神巫之爱》《龙朱》《虎雏》等多部小说集，他的“湘西世界”初步形成。

任何一个作家都有成长的过程，并不是开始执笔就能写出经典的传世之作，他们都有一个寻找自我并确立自己独特性的准备阶段。沈从文没有上过大学，生活给了他无穷的财富，让他能最终寻找到自己。但是生活同样给了他无尽的磨难，当他在黑暗中艰难前行的时候，徐志摩点亮了他前进的方向。“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过北平市区里作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22]（7）而当沈从文看到表弟寄来的m人山歌的时候，内心压抑的情感找到了出口，乡土意识彻底觉醒。这是沈从文创作道路上重要的一环。但是自觉不等于成熟，沈从文仍然在不断努力学习中进步，直到1928年《柏子》的问世，标志着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成熟。他在同年发表的《杂谈六》中说：“我的工作只是我想把自己思想感情凭了文字来给异地异时人与人心的沟通的一个机会。我只想我这工作可以给我走到美的一条路上去，我从我这工作上面认识普遍的人生，人也可以从我这工作下面认识一切，则我同人类的关系算很深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也从形而下的层面走向了终极意义的思考：“文学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活动，以及代表一个民族心灵真理的找寻。我们可以说佩服拿破仑，佩服成吉思汗，佩服……但最可爱的，却是如像托尔斯泰一类人。”[14]（27）

注释：

① 《移防》在1926年收入《鸭子》集时，篇名改为《船上》。

② 本文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押寨夫人》为书名在1927年出版，但此版本现未查到。此后又收入1929年上海红黑出版社的《男子须知》集里，篇名亦改为《男子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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