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国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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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毫无疑问，国民财富的增加需以必要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并不能保证带给国民实实在在的财富。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那本巨著被严复先生・译成《国富论》，好像斯密要研究国家增加财富的秘密。其实，这大约正好弄反了。斯密所批评的重商主义所探讨的主题，才是国家如何增加财富，而且为了这一主题，很多时候会不惜损害国民的财富。比如，设立垄断、禁止货币自由流通、禁止自由贸易、禁止私人自由进入那些利润丰厚的行业等等。

斯密著作原名为《Wealth Of Nations》，恐怕主要是指国民的财富，这从《序论》第一句话就能够看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斯密又解释说，本书前4篇旨在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5篇即最后一篇才讨论到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因为关注的是国民个体的财富，所以斯密主张让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君主应当避免横加干涉：“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在这种自然的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可以持续地深化、细化分工。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增进自己的收入，而这乃是君主收入增加的唯一源泉。因此，在斯密的体系中，国民富裕在逻¼上是先于国家富裕的，制度应当优先保证国民富裕。

不幸的是，经济学经过演变，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宏观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出现了一种返祖现象：再度关心国家的财富问题。只不过现在换成了另一个较为时髦的概念：经济增长。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个人的交换、分工活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当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

毫无疑问，国民财富的增加需以必要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并不能保证带给国民实实在在的财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对于中国从1952年到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官方统计数字是6.1%，美国学者麦迪É估计是4.4%。总之，是在增长。但民众的收入却普遍地长期停滞不前，比如，国有单位年均工资1957年637元，1978年是644元，各种必需品的人均分配数额更是下降了。

横向比较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战后日本从1955年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最终实现工业化，期间年平经济增长率高达10%。而从1956年到1976年，日本人均实质个人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7%。195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9，2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日本人均收入是美国的80%，成了世界上的富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同样是经历了20多年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中国人却并没有成为世界富人。高速增长的好处都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这当然与经济结构有关。比如，人们经常谈论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粗略地说，如果投资过多，必然会挤压消费，其表现就是一般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而中国自计划经济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个高投资国家。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国，但过去十几年来，其消费率绝大多数年份一直稳定在77％-78％的较高水平，同一时期中国平均水平不超过60％，比印度低近20个百分点。

这样的经济结构又与国家的整体制度安排相关。这种安排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被政府享有，用于投资，还是留给民众，变成最终消费，即实在的福利。我们不妨从这个视角观察当今经济增长的财富分配格局：最近若干年，房地产业已成为各城市支柱产业，带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增长财富的配置格局是――政府通过征用农民土地再向开发商出售土地的方式，赚取大笔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廉价获得土地，并获得开发期间土地升值的收益；买到房屋的人因为地产升值也都获得一笔财富，但对自住者来说，这并非是可支配的现金收入；政府在所有交易中获得巨额税收收入。此外，农民丧失土地后获得的收入非常微薄，大量城市民众买不起房屋，即使买到，也背负着沉重债务负担，不得不压缩其他方面的消费。这样，由房地产繁荣所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不能给民众带来可支配的现金收入。

因此，谈论“经济”增长，本身就已经离题了，最重要的还是国民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