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中央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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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力图通过供给侧改革，从短期来说阻止经济急剧下行，从中期来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从长期来说促成国家进入高收入社会。供给侧改革的设计者当然是中央政府，改革意在激活中国四个经济主体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经济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这四个经济主体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长时间以来，这些主体犹如进入“冬眠”状态，造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急速下行。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央政府是关键。作为政策的设计者，中央政府要为所有这些经济主体不仅提供一个有利于它们从事正常经济活动，而且可以刺激它们具有更大的动力来从事经济活动的政策环境。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加以讨论。

第一，必须明了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杠杆来推动经济增长，这里主要指财政和金融政策之间的关系。财政和金融都是政府可以应用的调节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不过，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出现了过度依赖金融杠杆的情况，对整体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目前提倡的供给侧改革来说，这个趋向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加以纠正，更多的负面效果会出现，恶化经济环境。过度金融化有诸多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对2008年过度财政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的反应。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人民币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这个方案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以致很多人对新的财政刺激方案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其次是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极其庞大，项目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再次是对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误解。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推向顶峰，其核心是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刺激和调节经济。但中国则不然，因为中国具有和西方很不相同的财政制度。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阶段，财政供给甚至比货币供给更为重要。

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有关部门是有责任的。政府没有在金融互联网和实体经济之间设立一定的边界，制定企业买卖的规则，规范金融业，遏止金融业的无政府状态。政府不作为，导致了制度供给的不足。

第二，明了法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法治建设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的主题，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但近一段时间以来，民粹主义盛行起来，很多方面的经济生活变得过度意识形态化。尽管民粹主义或者其他意识形态的复兴有其根源，可以理解，例如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缺失正义等，但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作为政府，必须通过经济利益的调整来遏止意识形态化的泛滥化，而不是通过求助于意识形态来解决实际问题，否则问题会持续恶化。

第三，明了全国性市场和区域市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中央政府注重跨区域的经济整合和市场的培育，例如，京津冀、长江流域和珠三角流域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把市场做大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但这并不是说区域性市场不重要了，如果说全国性市场属于市场扩张范畴，区域性市场则属于改善、改进质量的范畴。中国早已形成了无数个区域性市场平台，但其附加值并不高。这些附加值不能简单通过扩展市场而实现，而要进入到市场平台的细节，通过改善、改进细节来提高附加值。

第四，明了“大中央”和“小地方”之间的矛盾。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基本上趋向于“大中央”的局面，即提高财政占GDP的比重和提高中央财政占整个GDP的比重。现在各方面的顶层设计也是倾向于“大中央”的。作为一个大国，强中央财政显得必要，但如果地方过“小”，经济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型就会成为大问题，因为负责经济“细节”建设的是地方，而非中央。不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第五，明了给各类企业和地方政府“松绑”的重要性。十以来，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对党纪国法的强调、重建政商关系等，在“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同时整顿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如果不能调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单靠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更难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型。（郑永年）